《师道烙印》

　　此刻竟是凌晨一点了。

　　窗外的夜，是墨一般的颜色，稠得化不开；又仿佛一匹陈年的黑布，沉沉地罩将下来，将这天地间的声响与光亮，一并都收敛了去。四下里是那般静，静得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一声一声，敲在耳膜上，倒像是一只迟暮的钟，不紧不慢地，报告着光阴的流逝。这寂静是有些分量的，压得人有些喘不过气，却又奇异地令人心安，仿佛白日里那些纷繁的纠葛，都被这无边的黑暗舔舐、抚平了去。

　　我独坐在这孤灯下，忆着母亲前些时日偶然提起的几句话，便如同投入死水中的石子，在我这早已不甚波澜的心潭里，漾开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那话里牵出的一个人，一个名姓——何为，便从这记忆的深潭底，带着往事的淤泥与水草，幽幽地浮了上来。这名字，于我而言，不独是一个称呼，倒更像是一道烙印，深深地，带着些微灼痛的，刻在我生命的脉络上了。

　　说起我的幼年，大约是可以归入“顽劣”一类的。那时的我，仿佛一匹未上笼头的野马，浑身有使不完的精力，对于学堂里那些方正正的方块字与曲曲折折的算学题，是提不起半分兴味的。先生的训诫，母亲的唠叨，于我，都如同风吹过马耳一般，是留不下什么痕迹的。现在想来，那时的混沌，一半是源于天性里的不安分，另一半，或许便源于我那年轻的母亲了。

　　我的母亲生我时，年纪是极轻的。她自个儿的人生尚且是一团锦绣而又迷蒙的雾，便被我这不请自来的生命，骤然拉到了实实在在、甚至有些琐碎可厌的灶台与尿布前。她看着我的成绩，那上面鲜红的、不堪入目的数字，眼里常常是空的，是一种近乎麻木的淡然。她有时会叹一口气，说：“我生你生得早了些……你的路，你自己走去罢。”那时我年纪小，只觉这话里没有责骂，便是好的，竟以为这是一种宽容。直到许多年后，我自己也尝了些人世的艰辛，才恍然悟出，那淡然底下藏着的，是一种何等的无力与放弃！那不是观点，那是一种悄无声息的、沉甸甸的判决。我便在这无人管束、也无人期望的旷野里，自生自长着，眼看着，就要蔓生出一身的野草，寻不着方向了。

　　然而，便在我这人生最是昏昧的时节，一道光，竟从那窗格的缝隙里，不容分说地挤了进来。

　　那是在小学二年级，一个新学年的开端。秋日的阳光，尚带着夏末的余威，懒洋洋地趴在教室的水磨石地板上。门开了，进来的是一位女先生。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她当时的模样：戴着一副极大的黑框眼镜，那镜框几乎占去了她半张脸，镜片后面，是一双极亮、极清澈的眸子，像两泓幽深的潭水。她的头发不长，要到肩头，黑得如同鸦羽，松松地拢在耳后。她穿着一件月白色的衬衫，整个人站在那里，便有一种清冽的、不同于寻常年轻人的气息。

　　她便是我们的新任语文先生，姓何。

　　她开口说话，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像一颗颗圆润的玉珠，落在冰盘上。“我姓何，”她在黑板上写下这个字，笔迹是秀劲的，“自今日起，教诸位国文。”

　　那时的我，对于先生，向来是怀着一种本能的疏远与畏惧的。对于这位新来的何先生，起初也不例外。我照例在她的课上神游天外，或是用课本遮着脸，在底下偷偷地画些小人儿。然而她的目光，却像是最灵敏的探针，总能准确地找到我。但她并不立时呵斥，只是那样静静地看我一眼，那目光里没有怒意，倒像是有一种探究，一种轻微的惋惜。这眼神，比任何责骂都更令我感到不安。

　　真正的转机，发生在一个极寻常的傍晚。放学时分，人潮像开闸的洪水，涌出校门。我正背着书包，准备汇入这洪流，却听见身后有人唤我的名。

　　“小雨，你且等一等。”

　　我回头，见是何先生。她推着一辆自行车，站在夕阳的余晖里，周身镀着一层柔和的金边。

　　“我与你住一个小区，是同一栋楼。”她微微笑着，“日后，我们可以一同回去。”

　　我一时愕然，不知如何应答，只木然地跟在她身后。那日的路，似乎格外的长。两个影子，一长一短，被斜阳拉得老长，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时而交叠，时而分开。我偷偷抬眼瞧她，她只是目视前方，神情是平静的。

　　然而，我们并未回我的家。她径直将我领到了她的家中。

　　她的家里，靠墙是一排顶天立地的书柜，里面密密地排满了书，那股混合着旧纸与墨香的气味，沉静而厚重，让我这顽童也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窗明几净，窗台上放着一盆兰草，绿得精神。

　　“我看了你以往的课业，”她让我坐下，倒了一杯温水给我，语气平缓，“根基是薄了些，但并非无可救药。从今日起，每日放学，你来我这里，我与你补一补课。”

　　我捧着那杯温水，手心里沁出汗来，心里是七分惶恐，三分莫名的抵触。起初的日子，是极难熬的。在她面前，我像个初次登台的拙劣的演员，一举一动都透着僵硬与笨拙。那些平素觉得面目可憎的字词，在她的讲解下，似乎也渐渐显露出一些鲜活的趣味来。她从不疾言厉色，我若一时不解，她便换个法子，再讲一遍，那耐心，竟像是无穷无尽的。

　　时日久了，我那拘谨的硬壳，便一点点地剥落了。在她面前，我竟慢慢还原成一个有些放肆、甚至敢于提出些稀奇古怪问题的孩子了。我这才知道，那副大眼镜后面的何先生，原是这样温和的一个人。她的学问也好，仿佛那书架上的书，都装在她肚子里一般，无论我问什么，她总能引经据典，说出一番道理来。

　　我的语文成绩，便在这日复一日的“一同回家”中，悄然起了变化。那曾经永远在及格线之下徘徊的数字，竟第一次，颤巍巍地，越过了那条红线。当我看到试卷上那个红色的“60”分时，心里头竟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破土而出了。

　　然而，作文依旧是我的一座大山。每每面对那空白的格子，我的脑子便也成了一片空白，莫说锦绣文章，便是连勉强凑足字数的瞎话，也编造得艰难。这情形，何先生自然是看在眼里的。

　　于是，有一段时日，她给我补课的内容，便全然换成了作文。她不知从何处寻来许多资料，有时是一篇优美的短文，有时是一段精彩的描写。她并不让我生硬地模仿，而是指着那些文字，对我说：“你看，作者这里为何要用这个字？你看，他这里写的，不就是你平日见过的那棵老槐树么？文章原是写出来的，更是看出来的，想出来的。”

　　她教我观察檐下的蛛网如何缀着雨滴，教我聆听清晨的鸟鸣有何种不同的节奏，甚至教我品味母亲做的寻常菜蔬里，藏着何种滋味。我于是恍然，原来这平淡无奇的生活里，竟处处藏着可以下笔的素材。

　　久而久之，那原本可畏的作文，在我眼里，竟也变得亲切起来。我的笔不再那么滞涩，有时竟也能写出几句连自己都觉得意外的话来。我的语文成绩，便如春日里的秧苗，噌噌地往上长，竟成了各科中的翘楚。我在语文考试的考场上，也终于有了一些“如鱼得水”的快意了。

　　人说“福兮祸之所伏”，这话大抵是不错的。当我正沉醉于这语文天地里的乐趣时，却不料一场风波，已悄然临近。

　　何先生的严厉与负责，在年级里是出了名的。她对于学生的课业要求极高，对于那些疏于管教的家长，也常有些直率的批评。这便触怒了一些人了。于是，不知从何时起，一些恶意的流言，便像夏天的蚊虫，开始在暗地里滋生、飞舞。有的说她不近人情，有的说她教学方法不当，更有甚者，编派出一些不堪的谣言来。

　　终于，有几封“举报信”，被送到了校长室里。

　　我至今不知那信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只记得那是一个沉闷的下午，何先生来上课时，眼圈是微红的，虽然她极力掩饰着。她只简单地告诉我们，她将不再担任我们班的国文先生了。消息来得突然，教室里先是一片死寂，随即，便像炸开了锅。有同学当场便哭出了声，更有几个胆大的，站起来问“为什么”。

　　那时的我，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头顶。下课后，我跟着几个明事理的同学，一起跑到教员办公室外，想要挽留她。我们说了许多话，现在大抵是记不清了，无非是“先生您别走”、“我们是需要您的”一类。何先生看着我们，眼里有泪光闪动，她只是摇头，喃喃地说：“你们要好好用功，无论哪个先生教，都是一样的。”

　　可我们心里知道，那是不一样的。

　　最终，何先生还是离开了我们班，去教别的年级了。她那清瘦而挺拔的身影，从此便很少出现在我们教室的门口。偶尔在校园里遇见，她还会停下脚步，关切地问问我：“小雨，近来的课业如何？你的语文成绩，我可是一直都有关注着的，我看好你。”我每次都是讷讷地点头，心里有千言万语，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我们那“一同回家”的时光，自然也戛然而止了。我与她的联系，便如同一条被骤然掐断的线，迅速地稀薄了下去。我才惊觉，原来我们那一段深厚的缘法，前后算来，也不过短短一年光景。然而这一年，于我的一生，其重量却胜过之后的许多个年头。

　　小学毕业后，我考入了当地的市一中，学业日渐繁重，与何先生更是彻底失去了联络。那栋曾经承载了我许多课后时光的楼，我每次放假回家，走过她的门前，总是不自觉地放慢脚步。那扇熟悉的、漆着深绿色油漆的门，静静地关着。我几次举起手，想要叩响它，那手却仿佛有千斤重，悬在半空，终究还是无力地落下。现在想来，那大约是一种近乡情怯般的恐惧罢，怕打扰了她的清静，更怕见了面，彼此却只剩下客套的寒暄，将那记忆中美好的印象，也一并打碎了。

　　后来，我便如同离巢的燕，扑棱着翅膀，飞到了更远的地方——外省去了。为了生计奔波，一连好几年，竟不曾回过家。前些时候，因事返乡，与母亲闲坐聊天，她忽然提起，说常在楼下遇见何老师遛狗。

　　“她养了一只黑色的小泰迪，精神得很。”母亲呷了口茶，慢悠悠地说，“每次见着，总要拉着我问上半天。问你去了哪里，在忙些什么，几时能回家……关于你的一切，她都要问个透彻，才肯罢休似的。她是从未忘记你的。”

　　我听着，心里头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酸酸的，暖暖的，又带着些许涩意。原来，那道烙印，并非只留在我一个人的心上。

　　在我回家的那几日里，一个晚饭后的黄昏，我也竟真的遇见了她。我正低着头，思忖着白日里的一些琐事，忽然眼角的余光瞥见一团黑色的、毛茸茸的小东西，从我脚边“嗖”地溜了过去。我的心里莫名地一动：“这莫非是何先生养的那只泰迪么？”

　　这念头来得毫无缘由，却又那般强烈。我猛地抬起头，向前望去。不远处，一个清瘦的、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身影，正握着手机，低声讲着电话。果真是何先生！她的头发长了些，走路的姿势，却是岁月也未能磨灭的。

　　她并未注意到我。而我，也恰好戴着一顶帽子，半张脸都隐在帽檐的阴影里。那一刻，我的脚像被钉在了原地。心里有无数的话语，如同沸腾的水，翻滚着，叫嚣着要涌出来——我想告诉她我这些年的经历，想告诉她我如今的状况，想告诉她我至今仍深深地感激着她……然而，我的喉咙却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扼住，一个字也吐不出。

　　我就那样，眼睁睁地，看着她一边通着电话，一边牵着那只活泼的小狗，慢慢地走远了。她的背影，在苍茫的暮色里，显得有些单薄，渐渐地融入了人流，再也分辨不出了。

　　那晚回到家中，我给自己的爱人打了一通长长的电话。我告诉她，我遇见了我小学时最敬爱的何先生，我们还聊了许久的天。我向爱人细细地描述何先生当年如何教我读书作文，如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道。我说得那般真切，仿佛那场畅谈，是实实在在地发生过了的。

　　然而，话至末尾，我自己却先哑然失笑了。那场酣畅的倾诉，原来只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这自欺的把戏，想来真是有些可笑，甚至可鄙了。

　　我在心里暗暗地发誓，若是下次，下次再有机会遇见何先生，我定要鼓起勇气，走上前去，与她好好地聊一聊，将我这积攒了多年的一声“感谢”，当面说与她听。

　　我想，我一定会的。

　　夜，是愈发地深了。桌上的灯光，在墙壁上投下我孤寂的影子。我仿佛从那遥远的、无忧无虑的小学时光里，看到了另一个自己。那个曾被一道光照亮的顽童，此刻正隔着漫长的岁月，静静地望着我。他什么也没有说，但那目光里，似乎有一种无声的慰藉，劝我向前看去。

　　这温柔的宁静包裹着我，连日来纠缠着我的失眠，竟也不知不觉地退去了。一阵沉沉的困意袭来，我回到床上，合上了眼。

　　———二零二五年十月于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