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

　　办好税收为人民互助救荒促生产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

　　自新高鹤地区恢复人民武装斗争后，中共高明县的党组织为了确保部队军需，于1948年秋先后在合水、杨梅两地建立税站，开展人民税收工作。

　　合水税站，于1948年秋建立，站长陈松，税务工作人员有陈彦基、李根生、李尧初等六七人。以合水圩黄祥记（黄坤元的苏杭铺）为立足点，征收合水圩的工商业税，并在交通要道设卡征收来往客商的货物税（又叫保护费）。后来扩展到更楼、高要县的八乡及鹤山县的合成圩等地征收。当时，配合收税的武工队同志有熊基、陈乌、彭社、梁金、黎一飞、黎煜荣、黎康杰、朱成光、黄裕开、阮木林、朱养、黎辉年、胡珠林、李桂芳、李根生、李尧初、罗广、严权发、谭佐、麦培等。

　　1949年春，李根生在合成圩收税时，不幸被国民党兵捉去，后来下落不明。李尧初(更楼罗丹村人)在新圩鹿岗村附近的乌龟岗收税，与国民党兵遭遇，跑到对岸的山岗时，被敌兵乱枪打中，光荣牺牲。

　　杨梅税站，于1948年冬建立，站长冯计明，税务工作人员有邓中行、周均、滔丁、温朝等。征税项目有工商业税、货物税、牲畜交易税、烟土税、赌博（看摊）税、农业税等6个税目。

　　工商业税。合水地区是按固定工商业者分大中小户按季征收，大户每季征收120元（以港币计算，港币1元兑换粮代券1元)，中户每季征收60元，小户每季征收40元。圩日摆卖粥、粉、饭的摊档，每档征收几角到1元。销售木材，每档征收1元至2元。外商在合水销售生盐，每百斤征收1至2角，外商在合水销售大米，每百斤征收1至2角。

　　货物税（保护费）。合水地区规定，出口耕牛每头征收1至2元，外商进合水圩买谷，每艇征收15元。杨梅地区规定，出口外运茶叶，每百斤征收稻谷1斤，出口外运生猪、耕牛，每头征收稻谷10斤。

　　牲畜交易税。合水地区对销售生猪及猪苗，要求量力自觉交税。

　　烟土税。合水地区规定，种鸦片烟者，每株征收稻谷1斤。

　　赌博（番摊）税。合水圩的赌场，每天征收1000元；合城圩的赌场按席的大小征收，大席每天征收10元，中席每天征收5元，小席每天征收2元。

　　农业税。起初，只向有土地收租的公尝及富裕户以借粮为名征收公粮，后来为了保证军需，巩固人民政权，在游击区开征公粮。高明县人民政府于1949年6月25日颁布了征粮条例。

　　征粮条例规定：

　　(一)公粮分基本公粮与附加粮2种，基本公粮系普遍征收的，附加公粮系较大公尝及余粮户征收的，均以一造计算。

　　(二)一律以干谷征收，湿谷每6斤折合干谷5斤。

　　甲、基本公粮

　　(三)以中等田为标准，每亩征收12斤，主7佃5，永佃田(田面主为佃户者)比率可修改，最高不超过16斤，最低不低于10斤。

　　(四)自耕田每亩10斤，最高不超过12斤。

　　(五)未经减租的地区，每亩征收15斤。

　　(六)赤贫免征，军队、公务人员、烈士等家属，7折征收，其家属为地主富农者免减。

　　乙、附加公粮

　　(七)不论地主、自耕农、佃农，以1个人计算，有余粮1担以上（即2担起）者，开始征收。

　　余粮计算，以全家全部收入（工商业除外）除去谷种，必要之肥料，基本公粮，更夫陂水谷以及每人半年粮食6担，有余即为余粮，平均每人有余粮两担，即开始征收。

　　(八)征收率最低每担征收4斤，最高每担征收30斤(2担至5担，每担征收4斤，6担至10担，每担征收8斤......41担至50担，每担征收30斤)。

　　(九)征收工作由县人民政府委托各区乡村政府负责，由农会协助，并由县人民政府发回收据。

　　在武装斗争时期，随着形势发展，部队和游击区不断扩大，在供给上也日益增加。我们的收入来源相应地采取多种多样措施，除了攻打国民党粮仓，惩罚坏蛋和向地主借粮外，主要还是靠征粮征税来维持各项军需。因此，税收工作在革命战争中完成了保证供给的历史使命。

　　在高明，从1948年到1949年，先后建立了合水、杨梅、古城、新圩等人民税站；高鹤边特区工委基干队在西江边三洲、石岩头等地设立了流动税站，以“西江指挥所主任温流”的名义出告示，颁布征收条例，随后又在九江、河清、古劳等沿江圩镇设立税站；要明边部队又相继在新兴的水口、宋隆、槎头等沿江圩镇设税站或派税收员。各站将收到的牲畜出口税、营业税、屠宰税等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人民武装部队。

　　在粮食方面，人民群众热烈拥护共产党的征粮政策，踊跃缴交公粮，积极担负起人民武装部队的粮食供给。根据新高鹤地工委发布的征粮办法，实施了富者多出，贫者少出，赤贫者免征公粮细则，高明县更楼、合水两区按每亩征粮5公斤，主佃各半；其他地区每亩6公斤，主4佃2；公尝按租率征收。新区、边缘地区未减租者，征收地主每亩7.5公斤，佃农、自耕农免征。仅1949年早造，新高鹤全区征收到公粮150万公斤，保障了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部队的供给。

　　1948年3月陈礼参加革命工作后，初时跟彭社带领的武工队去打新兴东城圩，我们一共有80多人，捉拿国民党区长，经教育后释放了他，之后又去巨塘村打反动头子谭岳梅。

　　1948年4月的交通站工作，前期黎洪平负责，交通站设在大冲坑，有时搬到牛栏塘村（现改名为连洞村）。该站交通员有陈粒、温照仔。陈礼在分站，站址设在布社新村黎新九屋，交通员有黎满仔、黎更、曾伍仔、李××。这个分站有时转移到舟岗村(原叫单竹岗村)谢源清家。那时我们同小洞交通站有联系，当时小洞交通站的负责人是李平，交通员是梁新。1948年8月，陈礼调去更楼搞财粮工作后，由陈松接任该站站长工作。

　　1948年8月，陈礼调到更楼区搞财粮供给工作，起初是一个人搞，确实是忙不过来。1949年4月，便成立了一个更楼警察队，有12人，班长杨均，指导员陈礼，庶务黄敬宽。队员有黄灿、麦卓、陆柏等。该队任务是：1、负责财粮军需供给，并协助地方开展工作。当时有一班宣传队是女的，如凌刚、杨志生、朱群、黄燕等六七人，分散到黄村、停步、陀程等村庄活动，到月尾他们在我们那里领伙食。那时黄坤、吴汀等活动也需要我们来协助。2、维持更楼圩治安秩序，驻在更楼区府，经常在更楼圩时丰杂货铺（黄海、罗广、黄卓等人合股开设的）出入联系。

　　若部队需要粮食，我们就把辗米任务分配给更楼圩的米铺完成。当时军需粮食米源，一是靠征收公粮；二是向地主借粮。粮食都是由更楼区府统筹。收到的粮食，一部分存放在当地农会，一部分存放在更楼圩的米铺，以应急需。

　　税收由熊基负责，他带有两三个人在更楼、新圩、明城等地区，设点收税，如停步湾（鳌云中学对面岗背），他们就经常在那里征收船只客商的税。他们把收到的税款交给陈礼，陈礼写回收条给他，然后又把收到的各项款直交黄之锦。熊基于1948年直至解放在更楼、新圩地区搞税收，黎彬从1944年至1946年在合水地区收税。抗日战争时期搞税收的同志有黎匡杰、歪嘴裹、黎元仔、区勤初。那时，这四位同志经常到高村活动，陈礼参加革命工作，也是受他们影响的。他们一是在康泰行上的马岗圩收税，一直收到延长寺（现合水粮所）及军屯茶亭等地。后来他们调去要南那边工作。

　　黄岳当过两天半黄仕聪的保卫员，那时是龙潭坑战斗后，他原来的保卫员黄全负伤，黄岳是临时当的。两天半后，我便被捕入狱。

　　黄仕聪与黄岳同村，他家有30亩田，其父亲在更楼圩做木工。黄仕聪两兄弟，他弟弟叫黄海。黄仕聪在家时名黄波，人们叫他“肥仔波”。他1936年在合水三小读书时参加了共产党，1941年回平塘村小学教书时，黄岳年纪还小，黄仕聪教过黄岳，可以说，黄岳参加革命是受他的影响的。黄仕聪的老婆是沙埇人，姓彭，人们叫他彭大姐，生有一女。彭大姐于1942年病故。

　　黄仕聪教学认真负责，和学生关系密切，师生关系极好，是位好老师。他虽然做教师，但也参加农业劳动，经常利用假日课余时间驶牛犁田。由于他家里青壮男人出外，还雇请一个长工料理耕种。

　　黄仕聪父母见他青年丧妻，筹些款项要他续弦。黄仕聪托词往外边找对象，实则是去找共产党，他说去开平长沙，实是去了中山。去了几个月，回来第一炮是打开平塘村粮仓，取了几万斤谷，卖了后买回几十支枪，建立了平塘村第一支人民武装。接着，就发动群众参加“倒钟“运动了。

　　要打倒高明反动县长钟歧，必须联合各方面力量。于是，黄仕聪派黄照去三洲伦埇联系黄南，那封信就藏在竹杠里。在倒钟运动中，黄基（平塘村北坊人）负伤。通过声势浩大的“倒钟”运动检阅了高明人民的力量。倒钟后，在小洞成立了高明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黄仕聪任大队长。

　　高明人民抗日游击队建立后，先袭击了更楼税所和警察所，逮捕了反动军警10多人，押回小洞。以后，在中山村武装起来了，谭桂明、谢汝良来了，黄岳参加了小鬼班。沈鸿光是在倒钟运动时起义的。他是水雷队队长，有40多人，武器也很好。那时，国民党派一五六、一五八、一五九三个师来围剿、扫荡抗日游击队及其根据地，游击队被迫同敌人打了许多仗。

　　龙潭坑战斗，我们游击队伤亡很大，部队被冲散。我们跟着黄仕聪，共7个人。黄海、黄全都负伤。黄仕聪把黄全的驳壳枪交给黄岳，临时抽黄岳当他的保卫员。这7个人，是黄仕聪、黄海、黄全、黄安、黄岳，还有一个男同志和一个女同志。

　　我们几天没有饭吃，实在很饿。黄仕聪叫黄岳下山买饼。那时已是农历四月初八，旧社会习惯清明扫墓，穷人无钱，可以迟到四月初八拜山。黄岳下山买了香宝蜡烛和饼，并侦察了敌情便马上回来。

　　下山时，黄仕聪定了约会地点，是山沟附近的一棵大树附近。岂料，黄岳刚走到入龙潭坑回白水带的岔路口时，突然发现3个联防队员，他们是地方反动武装。当时，黄岳即闪入群众的芋地，装作摘菜回家模样。没料到附近有个选田的人不认识黄岳，竟叫嚷起来，黄岳便被那3个联防队员捉住。黄岳那时悔恨没带驳壳枪，否则这3个敌人一定丧命。

　　国民党军一五八师正驻在选田，黄岳被押到那里审讯。敌人问黄岳那里人，黄岳说是黄屋咀的，因水大去不了宅梧圩，到选田买宝烛拜山。狡猾的敌人打电话去黄屋咀查问，回说没有这样的人，于是敌人便动刑了。只是用电话机的电流电黄岳，黄岳矢口不认是游击队。之后又绑黄岳两个手指头“吊飞机”，吊到黄岳失去知觉，

　　记得黄岳苏醒时浑身湿透，估计是敌人用水泼醒的。黄岳想，反正要死在敌人手上，便承认是游击队员，黄岳说是参加游击队抗日的。但没讲是黄仕聪的警卫员，敌人强迫黄岳带路上山搜查游击队。国民党一个连押着黄岳走，黄岳有意带他们上白水带那边。当时黄岳14虚岁，黄岳想，自己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接受了党的教育，情愿牺牲自己，也不出卖同志！岂料敌人说黄岳带错路。原来他们放了暗哨，黄岳下山时已被敌人发觉。于是，黄岳只好从来路走了。

　　前边不远便是和黄仕聪约定会合的大树。为了保护同志安全，黄岳不向大树方向走，而是在距大树约70米的地方走上山，直到龙潭坑战场，哪有部队的踪影？敌人扑空了。

　　国民党军一五八师把黄岳押到塘肚村时，见到黄全也被捕了。在高明更楼珠塘，又见到梁女（梁珊），这是黄岳被捕后的第三天。那时，黄岳不知道她是共产党员，但见她十分坚强。敌人落刑她不招供，就绑住她的头发吊着。黄岳趁敌人不提防，偷偷地上前把她解下来。当时，被捕的这批人中，只有她一位女同志，同关在一个房里，她是被吊在墙角的。

　　以后，黄岳看到被捕的同志更多，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第五天，黄岳认识罗湛源、机枪手黎加（明城人）等等，大概有60多人，在新兴县布辰村住了一晚，便被押到新兴监狱。

　　黄岳被关在“信”字仓，仓很小却挤几十个“犯”人。黄岳认识的同仓难友：梁景光、黄全、罗湛源。新兴监狱每个仓有个字号，分忠、孝、仁、爱、信、义，都关男“犯”，女“犯”关在“良”字仓。每个仓都有保甲长，是监狱主任指定一些犯人当的，这是监里的头，一般是老监趸当的。信字仓的甲长叫王海，中山县人，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不知道他是党员）。他对难友较好，不虐待我们。

　　说起梁景光，他和黄岳有点亲戚关系。他是地方党，不在部队工作。黄岳入仓比他早，他入仓第一天就被打脚镣。仓里不是重犯，是不打脚镣的，黄岳就没有脚镣。他每次被审讯，都受严刑拷打，我们仓他被打得最厉害，身上无一块好皮肉，胸、背被打得淤黑。入仓第十四五天，就带两个脚镣。黄岳设法给他弄些铁打药、安安膏治伤，喂饭给他吃。仓里的饭是“砂、谷、米”，又糙又难吃，用个烂烟仔盅递进来，也没有水饮。有一次，他被打昏了拖回来，苏醒时对黄岳说：“看来，我没什么希望了，你见到我爸时告诉他，景光是个人！已尽了人的责任，可惜今后没办法照顾他老人家了。”黄岳含着泪安慰他别难过。他父亲后来曾探过监，送了些钱进来。

　　罗湛源在仓里无所谓，抱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的观点。

　　新兴县监狱折磨死很多人，仅我们仓里平塘村就有4个人：罗贯、罗桂枝、罗安，还有一个记不起名字，差不多天天都死人。

　　前边说过，黄岳在珠塘村见到的那位女同志梁珊，她在狱中认作梁英。在珠塘时，敌人已审讯过她两次，她坚贞不屈。当时，她被毒打，衫也被撕破了。黄岳大姐嫁珠塘，知黄岳被捕，前来探望，黄岳托她找件衣服来给梁女换，看她当时是20岁上下，很年轻，是她教黄岳要坚持斗争的。

　　那时，黄岳未入党，狱中的党支部活动黄岳不清楚。梁景光不知在哪里弄来一把小刀，叫黄岳磨利准备后用。黄岳偷偷地磨利了，并秘密藏好它。黄岳的仓同隔仓有个很小的墙洞，那边关着谁，黄岳不清楚，常常有字条从小洞递过来，说：“又有新闻了。”黄岳估计是党的事情。

　　黄岳出狱后，回到家。1947年恢复武装斗争时，黄岳很想回部队去。三四月间，肥黄来联系过，后何少霞也来，叫黄岳暂时不要出，以免早暴露。当时，黄岳就秘密送信、发传单等，到过很多地方。当时，肥黄多住在平塘村北坊。后来郑靖华调来，黄海、罗顺祥（即罗广）通知黄岳返回部队。

　　黄岳爱人叫罗连英，平塘人，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当卫生员。我们1949年有意结合，到1955年结婚。她搞卫生工作，打针技术好。1975年坐单车尾时，不慎跌死。

　　黄仕聪被捕后押到更楼圩，曾向群众讲过话，这是人家告诉我的。国民党把他押到更楼圩头四小学校门口球场，集中了一些群众。一个国民党反动军官上台讲：“更楼的父老兄弟们，共匪已没有什么力量了，命也不长了。你们看，我们连匪首黄仕聪也捉到了。凡是参加过奸党的人都要自新......”

　　之后，推黄仕聪上台讲话。黄仕聪讲：“各位兄弟姐妹，我就是黄仕聪，平塘村人，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团团长，今日革命低朝，不幸被捕，可能会被杀害。但是，革命肯定会成功，希望大家团结一致抗日，......”话未讲完，国民党反动派便把他强行押走，不让他讲下去。

　　黄岳回部队后，本是要求下连队去的。可是，领导却分配我负责更楼、合水、新圩一带的税收工作，所收到的税款交李法、郑靖华、周天行。黄岳文化低，要有个管帐的，那人叫谢锡权（即谢遮），人比较瘦小，但他在国民党内有亲人，因此，郑靖华对黄岳说：“你要注意他，总之，包打包收，一切工作都交由你负责。”

　　税站共7个人，记得当时有个叫陈锦泉，彭全有个时期也在税站，后来杨佐康来了。

　　我们这个税店，主要任务是搞税收的，也兼做交通联络、武工组等工作。那时，规定的税率，上市的肉猪，每头征税港币5元，每百斤谷上市卖的收10%，折算现金收税款。有时，一船谷来上市，都是靠估计数的。李法曾交带，要做好群众工作，对穷苦人家，我们要减税或免税。这样，遇有国民党反动武装来时，有群众会通知我们，即使敌人迫近，也有人打讯号给我们，让我们采取措施。

　　那时税站不设在圩里，有时设在老菜村，有时设在陀程村。有一次，国民党一个小连押几船谷来，那些反动军队躲在船仓里，我们是不会发现的。但是，船家熟悉我们，他们在撑船时，先横了竹篙才撑，这是约定的有情况的暗号，我们便立即转移。又一次，国民党军队追我们，罗贞就带我们抄小路跑掉了。

　　1949年某月，有人通知，有7个国民党兵，全副武装窜入合水塘花村。于是，黄岳即到瑶村站找郑靖华请示，要求干掉他们，经领导同意，并加派杨佐康、罗湛源、彭全等人协助，埋伏在塘花村桥头路边隐蔽，山上放了哨，等待敌人出来就以鸟叫声为讯号告诉我们。敌人走入伏击圈时，黄岳首先冲上路面用枪指着他们喝道：“不准动！”其他跟着冲出来，马上缴了他们7支枪，俘虏6个人，另1人溜走了。因此，我们立即通知郑靖华离开，我们税站的同志也隐蔽起来了。溜走了哪个国民党兵，跑回合水驻地报告，敌人立即派了一个排的兵力来追捕我们而扑了个空。

　　税站还要负责收缴公粮，第一区罗林村那么远的地方，也去收过。总之，新高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有字条，不管哪里都去收，那时，一般是向地主富户征收公粮税。

　　收税工作一般是顺利的，但也有棘手的。如，珠塘村那个叫月冬的就难打交道了。一次，他运300多头猪苗上市，不愿缴交税款，黄岳与他交涉，他说：“上村下里，宽容点吧，交百把元算了罢！”接着就递了120元过来。跟着又说：“现在风声紧，合水驻有国民党军一个中队，不要卡得太死。”

　　黄岳说：“应该按货论税，这是规矩，亲戚也得照办。”他恃有钱有势，硬想运走。黄岳就交带船工讲：“无税站字条，不能开船。”最后他是无奈了，只好按规定交足了税款。月冬这家伙是很坏的，黄岳当年被捕后押经珠塘村时，他指着黄岳骂：“被捕啦，你还恶不恶！”还有，1948年，陆加意愿出港币2000元捉拿黄岳。那时，税站每月可收税款1万多元供应军需。

　　黄岳搞税收前，这个税站曾出过问题。当时，税站也是7个人，被敌人打死了几个，彭社也被打伤了脚。好在黄岳任内无出过事。

　　黄岳在税站工作半年后便上调了。黄岳回忆当时，税站内工作人员，每人买过一件中棉褛及波恤，加菜也用过点钱。便问梁文华：“是否怀疑我有贪污？”他说：“不是，是部队要人用。”

　　解放前夕，黄岳在飞虎连，司令部在鹤山县宅梧，冯燊也在那里，大家准备迎接解放大军的庆祝工作。这时，得知国民党九六军七二师从三水县芦苞那边败退至宅梧地区。我们伏击了他的先遣排，打死10多个士兵，俘虏排长。经审问后，知道这个师的番号及配备大炮40门，80挺轻重机枪，1000多指战员，师长姓叶。

　　我部当即把他们截住去路，要他们缴械投降。他们派师长来谈判，谈判地点在鹤山县宅梧选田村。那个师长带着警卫员、参谋长来，到门口时，我们要他放下手枪，他们不愿意。我们讲：“谈判期间，双方代表不带武器入会场。”他们迫于无奈，放下了手枪。在谈判中，敌师长认为我们是“土共”，只有600人，完全可以消灭我们。我们即予驳斥。他又要求当作起义名义，不作投降。我们知他想捞油水，保住军衔。但是，我们坚决要他缴械投降。

　　后来，要他叫团长来一齐谈判。随后，营、连干部都来了，迫于无奈就投降了。那个师长即说：“上当了”。当时，我们就宰了六七十头猪来优待俘虏，然后把他们带往肇庆。此后，冯燊政委也有军马骑了。

　　原载《人民报》民国卅八年四月四日的《新高鹤总队政治处发出生产节约互助救荒指示》：

　　可怕的春荒迫近了。过去一年，我们虽然在全区指挥过借救和双减的工作，使群众的生活大为改善。但由于农民经年累月的长期顿积双减仍不能解决今年的粮食问题。加以一些铺主、富农把余粮营运出口，或作其他开销，致使三月以后我区的粮食将更缺乏，贫苦农民在春荒期间会遭遇到极大的困难。我军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此春荒问题，已作密切注意，并设法解救。新高鹤总队政治处首先发出指示，号召全体干部及早准备，深入研究，领导群众渡过春荒。应该〔把〕吸取去年借救的经验和今年春荒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提出生产节约，互助救荒的口号，要使群众注意自力更生，节约生产，增加自己的收入。同时同社会各界合情合理地讲粮食的互相帮助的办法去求解决，区指示现已在各区布置执行中。

　　原载《人民报》民国卅八年六月十五日第二版的《高明更楼区掀起开荒生产热潮小洞军屯村响起头炮卅余村组织生产合作》：

　　（高明更楼讯）更楼区农民随救荒运动后，为了改善生活，农历四月十八日，小洞、平塘、瑶村、屏山几条村农民领袖在小洞开了一个开荒生产座谈会，商量如何进行开荒生产。会场充满热情，纷纷发表意见。一个老农民说：“减租减息和借粮救荒，改好我们的生活，开荒生产就能改好我们的生活了。”全体代表一致拥护他的开荒生产的主张，在四个钟头时间就商量好开荒生产计划，各代表抱了一腔热情微笑地离开会场回去分头发动。小洞军屯村用捷足先登的姿态，打响了更楼区开荒生产第一炮。当座谈会闭会之即晚，该村出席座谈会代表的×叔，就抱了改好村中兄弟生活的宗旨，到处去找村中积极分子，个别酝酿，商量开荒。他们一共商量了两天，村中的积极分子都明白了开荒生产的大义，三十一个积极分子自动起来组织生产合作社筹备会。这三十一个积极分子都是军屯村的好兄弟，他们不只希望自己的生活好，更希望全村兄弟大家的生活都好。他们说：“好，就要全村大家好，开荒生产是改好我们耕田佬生活的好办法，不单是我们三十一支公去开，我们还要劝全村兄弟大家来开。”第四晚，他们就召开村民生产大会，扩大组织，村民纷纷成立生产合作社，社员共达五十余人。开荒生产空气充满了全军屯村，把村前三十余亩洞荒田开好过来。

　　跟着，平塘、塘角、悦塘、际村、瑶村、白石、陀程、屏山、横村、鹅村、大幕、大塱和新圩附近之独岗、歌乐、梧桐和七乡水之坟典......三十余条村纷纷起来组织生产合作社，展开生产工作。从更楼到新圩，从老区到新区，开荒生产一片热，到处农民说：“这次我们开了荒地，多了生产，八九月就不愁粮荒了。”正是：

　　税卡沧江筹秣粮，累进公粮秤有纲。

　　血沃洞田千亩绿，妇孺挥镐破春荒。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