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陋室弦歌说创作
手机调成静音后,屏幕的光暗下去,像一颗终于歇了气的星星。杨永革瘫在藤椅上,指尖还残留着转账时的颤抖,耳朵里却总嗡嗡响着董建红的哭腔、张强的埋怨,还有同学群里那些明里暗里的@。他抬手揉了揉太阳穴,目光扫过书桌——那张画着小鸭子的草稿被风吹得卷了边,旁边还压着一本翻得起了毛的旧笔记本,封皮上歪歪扭扭写着“创作杂记”四个字。
窗外的夕阳彻底沉了下去,暮色像墨汁一样晕染开来,把房间里的家具都描成了模糊的影子。杨永革摸索着打开台灯,暖黄的光洒在笔记本上,也照亮了他眼角的皱纹。他忽然想起什么,起身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纸箱,里面塞满了厚厚的打印纸,每一本都标着书名和字数——《边陲往事》32万字,《军工厂春秋》35万字,《下海浮沉录》30万字……清一色的“半截子工程”,像一群没长大就被按了暂停键的孩子。
“咚咚咚——”敲门声轻响,是隔壁的老王,手里拎着半瓶二锅头,胳膊下夹着一把缺了弦的二胡。老王是个退休的音乐老师,平日里最爱找杨永革侃大山,两人一个爱写,一个爱唱,倒也投缘。
“老杨,听你屋里哼唧半天,咋了这是?”老王推开门,一股酒气混着松香飘进来,他瞥见纸箱里的书稿,眼睛一亮,“哟,又翻你那些宝贝疙瘩呢?我说你啊,每回都写三十多万字就撂挑子,多写一个字能掉块肉?”
杨永革苦笑一声,给老王倒了杯白开水:“坐吧。别提了,今儿个算是栽了,群里显摆退休金,惹得一群人借钱,头都大了。”
老王嘬了口二锅头,吧嗒着嘴摇头:“你啊,就是嘴碎。不过话说回来,你这写书的毛病,比借钱还顽固。”他把二胡搁在腿上,手指拨了拨弦,“吱呀”一声,调子荒腔走板,却透着股随性的劲儿。
“不是顽固,是自在。”杨永革靠在椅背上,看着台灯下飞舞的灰尘,忽然来了兴致,“老王,你说咱活一辈子,图啥?我年轻时候下乡、当兵、进军工厂,后来又下海折腾,啥苦没吃过?老了写点东西,本来就是图个乐呵,哪能跟那些签约作家似的,被字数和剧情绑着?”
老王又拨了下弦,这次调子顺了些,是《茉莉花》的前奏,断断续续的,却勾人得很。“你这话倒是新鲜,说来听听。”
“你听着啊。”杨永革坐直身子,眼睛亮了起来,像个说书的老艺人,“我写书,就跟你拉二胡一样,不求登堂入室,只求个随心所欲。三十万字,不多不少,刚好把故事的魂儿写出来——人物立住了,矛盾铺开了,剩下的?留给别人想去!”
他指着纸箱里的《边陲往事》:“就说这本,写的是咱当年下乡的日子,写到知青返城,三十万字,戛然而止。有人问我,后来主角怎么样了?我说,怎么样都好,他可能回城当了工人,可能留在乡下娶了媳妇,那是他的人生,不是我的笔杆子能框死的。”
老王放下酒杯,手指在二胡弦上轻轻摩挲,若有所思:“你这是……留白?”
“对!留白!”杨永革一拍大腿,声音都高了八度,“中国画讲究留白,音乐讲究余韵,写书也一样!三十万字,把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留着让读者自己填。我要是硬着头皮写下去,写到五十万、八十万,那不是创作,是凑数!是糊弄自己,也糊弄别人!”
他起身翻出一本《军工厂春秋》,扉页上写着一行字:“故事到这,刚好;再写下去,就是画蛇添足。”“你看,当年我写这本,写到厂子改制,老工人下岗,三十万字,停笔。出版社找我,让我续写,说能赚大钱。我咋说?我说,这厂子的魂,就在这三十万字里了,再写,就散了。”
老王笑了,拿起二胡,这次调门定得准,拉的是一段自编的小曲,没有固定的调子,却时而高亢,时而低沉,像极了人生的起起落落。“你这性子,跟我拉二胡一样,不爱按谱子来。我年轻时演出,总爱即兴发挥,指挥骂我离经叛道,可台下观众爱听啊!”
“就是这个理!”杨永革接过话头,眼里闪着光,“我写书,不为签约,不为赚钱,就为了把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念想,揉进字里行间。写到三十万字,心气儿泄了,灵感没了,那就停。硬撑着写,写出来的都是废话,是狗尾续貂!”
他顿了顿,又想起白天的借钱风波,忍不住自嘲地笑了:“就像今儿个借钱,我能帮就帮点,帮不了也没办法。写书也一样,我能写三十万字的精彩,就不写五十万字的拖沓。人生在世,难得自在,创作更是如此!”
老王的二胡声忽然激昂起来,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小小的房间里奔腾。杨永革跟着调子哼起来,不是《松花江上》,也不是自编的打油诗,而是一段没词的旋律,咿咿呀呀的,却透着股酣畅淋漓的快活。
“好!说得好!”老王猛地收了弓,弦音戛然而止,余韵却绕着梁子打转,“老杨,你这理念,得让那些抱着键盘苦熬字数的年轻人听听!写书不是砌墙,砖头越多越好;是酿酒,得讲究个火候,火候到了,酒就香了,再多蒸一会儿,反而淡了!”
杨永革哈哈大笑,抓起桌上的小鸭子草稿,提笔在后面添了几行字:“三十万字意已足,留与他人话江湖;不被虚名缚手脚,陋室弦歌亦自如。”
就在这时,静音的手机忽然震了震,屏幕亮了一下。杨永革瞥了一眼,是同学群里的消息,有人发了个红包,还有人起哄:“老杨,别躲了,出来发个红包呗!”
他看了看老王,又看了看满箱的书稿,忽然觉得心里的烦闷散了大半。他拿起手机,手指飞快地敲了几行字,发到群里:“红包就不发了,给大伙儿说个事儿——我写书,从来只写三十万字,多一字不写,少一字不行。为啥?因为自在。人生嘛,跟写书一个理,别逼自己,也别为难别人,自在就好!”
发完消息,他把手机往桌上一扔,对老王咧嘴一笑:“来,老伙计,你拉琴,我来唱,咱今儿个不聊钱,只聊创作!”
老王应了一声,二胡弦再次响起,这次的调子,是《走西口》的老腔,苍凉又豪迈。杨永革扯开嗓子跟着唱,声音跑调跑得十万八千里,却唱得眉飞色舞,脚下的迪斯科步子又扭了起来,踩得地板“咚咚”响。
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浓,房间里的灯光却暖得像一汪温泉。那些没写完的书稿,在台灯下静静地躺着,像一群沉默的老友,见证着一个老头的自在人生。三十万字的故事,没写完,却也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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