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九，大雪封山。
我是被班车扔在路口，自己走回太平村的。
十里的山道，雪没到脚踝，踩下去咯吱咯吱响。道两旁是砍过又长起来的杂木林子，光秃秃的枝子上挂着冰溜子，风一吹，叮当响。我拖着行李箱，轮子在雪地里刨出一道深沟，走到一半，箱子轮子卡住了，索性扛起来走。
累出一身汗的时候，终于看见村口那棵老槐树。
树有三百多年了，两个人合抱抱不过来。夏天枝繁叶茂，能遮半亩地的阴凉。这会儿叶子落光了，枝杈上压着厚厚的雪，像撑着一把白伞。
树下站着个人。
佝偻着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正拿旱烟杆一下一下地敲树干。敲一下，树上的雪簌簌落下一层，砸在地上，腾起一小片白雾。
我站住了。
隔着二十几丈远，雪还在下，风还在刮，可我忽然觉得周围都静了，只剩下那一下一下的敲击声——
“咚、咚、咚。”
像敲门。
我喊了一声：“爷！”
他没回头。
我又喊了一声，扛着箱子小跑过去。跑到跟前，他才慢慢转过身，浑浊的眼珠子在我脸上停了半晌，烟袋锅子往鞋底磕了磕：“回来啦。”
“嗯。”
“吃饭没？”
“车上吃了点饼干。”
他又嗯了一声，把烟袋杆往腰里一别，抬脚就走。
我跟上去，走了几步，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老槐树。
树干上被他敲过的地方，留下三个黑乎乎的印子。不是烟袋锅烫的，倒像是用手指头摁的。雪落在上面，没积住，化了，化成几缕若有若无的白汽，打着旋儿往上飘。
我揉揉眼，白汽没了。
再看那三个印子，黑归黑，也没啥特别的。可能是我看岔了，雪地反光晃眼。
扭头追爷爷去了。
爷爷今年七十三，身子骨一直硬朗。往年我寒暑假回来，他还下地干活，挑两桶粪不喘气。但这回跟在后面，我看他走路不对劲——脚底下发飘，一脚深一脚浅，踩出来的脚印子歪歪扭扭。
还有他的手。
右手握着烟袋杆，左手垂在身侧。手背上有几块黑斑，老人斑嘛，正常。但等我走快了，从侧面瞄了一眼——
他左手五根手指头，有三根的指甲盖是乌黑的。
不是淤血那种黑，是墨汁染的那种黑，从指甲根儿往外漫，漫了半个指甲盖。
我想问，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老家的规矩，晚辈不该问的事儿，别瞎问。
进了院门，黄狗摇着尾巴迎上来，往我腿上扑。我撂下箱子，蹲下来摸它的脑袋，摸了两把，觉得不对。
这狗瘦得皮包骨头。
我走的时候，它还好好的，膘肥体壮。这才四个多月，咋瘦成这样？
狗不叫，只是舔我的手，舔着舔着，夹着尾巴往窝那边溜了。
爷爷已经进了堂屋，咳嗽一声：“杵外头干啥？进来暖和暖和。”
堂屋正中央摆着一张方桌，两条长凳。靠墙是老式座钟，比我年纪还大，钟摆一左一右晃悠，咔嗒、咔嗒。
炉子生上了，火苗舔着炉壁，呼呼响。
爷爷坐在炉子边上，拿火钳子拨拉炭火，也不看我。我坐他对面，一时不知道说啥。
沉默了好一会儿，我先开的口：“爷，你给我写信，说速归立嗣，啥意思？”
他没接话茬，反问：“学校里课业忙不忙？”
“还行。大四了，没啥课，就等着毕业。”
“毕业有啥打算？”
“省城找份工作呗，干土木的，好找。等站稳了脚，接你进城住。”
他笑了一声，不是高兴那种笑，是听见什么笑话那种笑。
“进城？”他把火钳子往地上一扔，“我进了城，你太爷爷的债谁还？”
我愣住了。
“爷，你说的啥债？”
他不答话，站起身，走到橱柜前头，从最里头摸出一个油纸包。那橱柜我知道，放的是爷爷的寿衣和几件老物件，小时候我想翻，被他拿笤帚疙瘩撵出去过。
油纸包放到桌上，打开，露出一本簿子。
簿子黄得发脆，封皮上三个褪色的字，繁体，我认了半天才认出来——
《守歲人》
“咱们陈家，祖祖辈辈干这一行。”爷爷重新坐下，把簿子往我跟前推了推，“到你这一辈，第七代了。”
我没动那簿子。
炉子里的炭火噼啪响，座钟咔嗒咔嗒走，外头风呜呜地叫。
“爷，你这说的啥，我听不明白。”
“你先别管明白不明白。”他盯着我，眼神从来没这么认真过，“我要是死了，有三件事，你给爷记死。”
我张嘴想说大过年的别说这丧气话，但看着他眼睛，话堵在嗓子眼，吐不出来。
“第一件。”他伸出一根手指，左手那根指甲乌黑的手指，“我死后，不许埋祖坟。棺材抬到村后老槐树下，悬起来，离地七尺。绳要麻绳，钉要木钉，不许用铁器。”
我听得后背发凉。
“第二件。”第二根手指竖起来，“头七那晚，不管谁叫门，不管听见啥，都不许睁眼。憋死了，也得闭着眼憋。”
“第三件。”第三根手指竖起来的时候，他手在抖，“咱们守岁人这一脉，欠河神庙一笔账。民国二十六年，你太爷爷借了庙里一样东西，到现在没还。我死了，债就得你来背。”
我终于憋不住了：“爷，河神庙在我小时候就塌了，里头就一堆烂木头，谁去那儿借东西？”
“闭嘴。”
他声音不大，但这两个字像两块石头，砸在地上。
“跪下。”
我跪了。膝盖磕在青砖地上，冰得刺骨。
他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塞到我手里。布包温温的，带着他的体温。
“这是咱家欠的账，你太爷爷记的，我续的，往后，你接着续。”
我攥着布包，不知道该说什么。
座钟响了。
“铛——”
八点。
爷爷忽然像是累了，摆摆手：“起来吧，做饭吃。”
那晚，爷爷炖了只老母鸡，开了瓶放了十年的苞谷烧。他喝酒，我吃肉，谁也不说话。炉子里的火苗跳着，外头风还在叫。
我几次想开口问那簿子的事儿，问那布包里是啥，问他手指头咋回事，可每次看他端着酒碗，眯着眼盯着炉火出神，话就咽回去了。
吃完饭，他让我早点睡。
我躺在西屋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起来上厕所，路过堂屋，看见他还坐在炉子边上，背对着我，一动不动。
炉火的光映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一直拖到门槛上。
我没惊动他，上完厕所，回屋睡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了，太阳照在窗户纸上，明晃晃的。
屋里静得出奇。
我穿衣服起来，推开门，喊了一声：“爷？”
没人应。
堂屋没人，灶屋没人，院子里没人。
黄狗蜷在窝里，看见我出来，呜呜叫了两声，夹着尾巴又缩回去了。
我推开爷爷的屋门。
他躺在床上，盖着那床洗得发白的蓝布被子，眼睛闭着，脸像一张黄纸。
我叫他，不应。
推他，不动。
我伸手到他鼻子底下——
没气了。
爷爷死了。
我站在床边，站了很久。窗外的雪停了，太阳照进来，照在他脸上。他的手放在被子外头，左手垂在床沿，三根乌黑的指甲盖，在阳光下黑得发亮。
后来我才知道，爷爷死的那天，腊月三十。
可那年的腊月，没有三十。
那天是腊月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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