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端午

　　端午那天，陈知行回了一趟家。

　　纺织厂放了一天假。赵建国一早就跑去外滩看划龙舟了，走的时候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海魂衫，头发用梳子蘸水梳了个三七分，说是“不能让女同志看扁了”。上铺的人回了崇明，临走把被子卷成一团扔在床上，像一只冬眠了一半的熊。宿舍里只剩下陈知行一个人。

　　他坐在铺位上，把那本黑色的笔记本从枕头底下抽出来。本子已经写满了大半。从四月到五月，他把前世的记忆一条一条地往外掏，像从一口深井里打水。有时候一桶上来是满的，有时候只有半桶，有时候桶底只沾着一层泥。半导体、个人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航天、生物技术、金融——每一页都是一条路。他把本子翻到金融那几页，又看了一遍。“国债期货。汇率。阿尔比恩元的霸权。石油结算。”他看了很久。然后合上本子，塞进棉袄内兜。内兜里现在有四样东西：红色的工作证，黑色的笔记本，沈怀瑾的信，还有今天早上从食堂多拿的一个咸鸭蛋——带给母亲的。

　　陈知行的家在纺织厂家属区最里面那一排。一间十六平米的平房，红砖墙，石棉瓦顶，门口用油毡布搭了个小棚子当厨房。他父亲陈有田在棚子底下生煤炉，蒲扇扇得呼呼响，煤烟呛得人睁不开眼。陈有田五十出头，看上去像六十多。背有点驼，手指关节粗大变形——那是常年拧扳手留下的。保全工干了一辈子，拧了一辈子螺丝，手就变成了螺丝的形状。

　　“爸。”

　　陈有田抬起头，眯着眼睛看了看。“回来了？”然后继续扇炉子。他们父子的对话，一年到头差不多都是这样。

　　母亲沈秀兰在屋里包粽子。糯米泡在搪瓷盆里，粽叶放在旁边的竹篮里，叶子是昨天从菜市场买来的，窄窄的，不如她老家江浙那边的箬叶宽。她把两片粽叶叠在一起，卷成漏斗状，抓一把米，塞一块五花肉，再抓一把米盖住。手指翻几下，一根麻绳绕两圈，一个粽子就成了。动作很熟，熟到不需要看。

　　陈知行在她旁边坐下来，把咸鸭蛋放在桌上。

　　“厂里发的？”沈秀兰看了一眼鸭蛋。

　　“嗯。”

　　“你们厂今年还不错，还有鸭蛋发。你爸他们保全班今年端午就发了二斤白糖。”她把包好的粽子码进铝锅里，一层一层码得很整齐。粽子与粽子之间几乎没有缝隙，像一队沉默的、绿色的士兵。陈知行看着她码粽子。她的手比记忆里更粗糙了。指腹上有老茧，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粽叶汁，绿绿的。手背上的皮肤干得像冬天的河床。前世母亲的手也是这样。洗了一辈子衣服，包了一辈子粽子，缝了一辈子扣子，到老的时候手已经伸不直了。他前世每次回家，母亲都会包粽子。从滨海市包到京华市，从筒子楼包到商品房。最后一次包粽子是2008年，她八十岁，手指已经拿不稳粽叶了，米撒了一桌。那个端午之后，她再也没包过。

　　“妈。”

　　“嗯？”

　　“少包几个。吃不完。”

　　“吃不完你带回去。你们宿舍不是有十几个人？分一分就没了。”她把最后一个粽子码进锅里，盖上锅盖。炉子的火苗舔着锅底，水汽从锅盖边缘冒出来。她转过身，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看着陈知行。“瘦了。”

　　“没有。”

　　“瘦了。”她的手伸过来，捏了捏陈知行的胳膊。那个动作很自然，像是上一次捏还是昨天。但上一次是过年的时候。“在厂里吃不吃得饱？”

　　“吃得饱。”

　　“你爸说你最近老往外跑。工友跟他说，有人来厂里找过你。什么人？”

　　陈知行的手在膝盖上放着。他感觉到棉袄内兜里那几样东西的重量。“京华来的。以前一起学习过的同志。”

　　沈秀兰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她转过身去，把泡粽叶的水倒掉。水流声哗哗的，在铁皮水桶里溅起回声。

　　“你从小就主意正。”她背对着他说，声音被水声盖住了一半，“念初中的时候，老师说让你考高中，你说不考，要进厂。你爸跟你拍了桌子。你说妈身体不好，家里要有人挣钱。”

　　她把水桶放下，转过身来。

　　“你爸那天晚上没睡着。我也没睡着。不是因为生气。是因为——”她没说完。陈知行知道她要说什么。是因为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替他们做了他们不忍心做的决定。

　　“妈，都过去了。”

　　“我知道过去了。”她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我是想说，你从小主意就正。你定的事，我跟你爸拦不住。但你要记住一件事。”

　　“什么事？”

　　“不管你主意多正，你也是我生的。你瘦了，我看得出来。你有心事，我也看得出来。我不问你在做什么。但你爸跟我说，厂里有人在传，说你跟京华来的人走得很近。不是所有话都好听的。”

　　陈知行没有说话。

　　“你爸让我劝你，安安分分做工人，别折腾。”她看着他，“我不劝你。”

　　“妈？”

　　“你从小就不是瞎折腾的人。你做的事，有你的道理。我不懂那些道理，但我知道我儿子不是胡来的人。”她把锅盖掀开一条缝，粽叶的香气从缝隙里涌出来。糯米和五花肉被煮透之后的气味，油脂混着植物，热腾腾的，把整间屋子填满了。

　　“粽子还要煮一个钟头。你陪你爸坐会儿去。”

　　陈知行站起来，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

　　“妈。”

　　“嗯。”

　　“我在做的事——不会给家里丢人。”

　　沈秀兰没有回头。她的手在围裙上又擦了一遍。“丢不丢人的，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

　　门口，陈有田的煤炉已经稳了。火苗红红蓝蓝的，在炉口跳动。他坐在一个小马扎上，手里拿着一把旧扳手，用砂纸慢慢地磨上面的锈。保全工的工具都是自己保养的。扳手、螺丝刀、钳子，每一件都跟了他十几年。他磨得很慢，砂纸在金属表面擦过的声音细细的，像蝉鸣。

　　陈知行搬了另一个马扎，坐在他旁边。

　　父子俩沉默了很久。煤炉的火苗噼啪响了一声。远处家属区里有人喊孩子回家吃饭。自行车铃铛从巷口经过。

　　“你妈跟你说了？”

　　“说了。”

　　陈有田把扳手翻过来，磨另一面。“我不懂你们那些事。京华的人来找你，我也不问。我就说一句。”

　　他看着手里的扳手。

　　“你爷爷是工人。我也是工人。你当了工人，我一开始觉得挺好。手艺在手里，饭就在碗里。谁也拿不走。”他把砂纸放下，用手指摸了摸扳手表面。铁锈磨掉了，露出下面银灰色的金属，亮亮的。“但你要是觉得你能干别的，比工人更有用的事——那你就去干。不用管别人说什么。”

　　陈知行看着父亲的手。那双拧了一辈子螺丝的手，正在摸一把磨掉了锈的扳手。

　　“爸。”

　　“嗯。”

　　“我没想不当工人。我只是——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东西。”

　　陈有田点了一下头。他没有问“你看到了什么”。他把扳手放进工具箱里，盖上盖子。工具箱的铁皮盖子上印着一个褪色的厂徽，是第三纺织厂的标志。

　　“你爷爷教过我一句话。他说，咱们工人，手是黑的，心是红的。”他把工具箱推到墙角，“你手可以不是黑的。心要是红的，就行。”

　　煤炉的火苗跳了一下。屋里传来锅盖掀动的声音。粽子的香气更浓了。

　　陈有田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走，吃粽子。”

　　那天晚上，陈知行没有回厂里。他在家里住了一晚。床还是他进厂前睡的那张，靠墙，很窄，翻身的时候床板会响。墙上贴着他初中时画的画——一艘军舰，用铅笔画的，线条歪歪扭扭，烟囱冒的烟像一串糖葫芦。他躺在床上，看着那艘军舰。军舰的舰首冲着窗户的方向，像是要从墙上开出去，开进1979年端午节的夜色里。

　　隔壁房间里，父母的说话声断断续续地传过来。

　　“他睡了？”

　　“睡了。”

　　“你问了他没有？”

　　“问了。他不说。”

　　“不说就不说吧。”

　　沉默。

　　“他瘦了。”

　　“我知道。”

　　又沉默。

　　“老陈。”

　　“嗯。”

　　“你说，京华的人来找他，是好事还是坏事？”

　　陈有田没有回答。过了很久，床板响了一声。

　　“不知道。但他今天跟我说，他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东西。”

　　“什么东西？”

　　“他没说。我也不问。”

　　“为什么？”

　　“因为他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在看他眼睛。他不是在编。”

　　沈秀兰没有再说话。屋子安静下来。窗外有虫鸣，是纺织娘。家属区后面有一片荒地，长满了野草，夏天的时候全是纺织娘。它们的叫声像无数台微型的织机在同时工作，唧唧唧唧，和车间里的声音一样，只是轻得多，远得多。

　　陈知行侧过身，面朝墙壁。他的手按在棉袄上。棉袄挂在床头的钉子上，内兜里的四样东西隔着布料也能感觉到它们的轮廓。

　　厂里有人在传。说他和京华来的人走得很近。

　　这是第一次有人注意到。不会是最后一次。他知道，从他把那十页纸放在沈怀瑾桌上的那一刻起，他就走上了一条不能回头的路。这条路会越来越窄。知道他的人会越来越多。盯着他的人会越来越多。然后，嫉妒的人、怀疑的人、害怕的人、想利用他的人——都会一个一个出现。张文渊说过，从现在起，你不再是一个人了。是一种资源。一种战略资源。资源会被保护，也会被争夺。他必须在被争夺之前，把地图画完。

　　陈知行闭上眼睛。纺织娘的叫声从窗外涌进来，像潮水一样。他在潮水里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陈知行吃了两个粽子，把母亲用网兜装好的十个粽子拎在手里。沈秀兰站在门口，看着他走出巷子。走到巷口的时候他回过头，母亲还在门口站着。身上的围裙还没解，手在围裙上擦着。他挥了挥手，转身走了。

　　梧桐树的影子落在他身上。早晨的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洒了一地碎金。他走在碎金上，手里拎着十个粽子，棉袄内兜里装着四样东西。1979年5月的最后一天。

　　京华市。

　　端午节后第二天。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李济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窗外的梧桐树正在掉去年的残果。毛茸茸的果球从枝头落下来，砸在水泥地上，裂成无数细碎的绒毛，被风一吹，飘得到处都是。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文件。文件放在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封口盖着红色的“绝密”印章。档案袋上写着一行字：“呈李济民同志。张文渊。”

　　李济民坐下来，拆开封口。里面是十几页纸，钢笔手写，字迹歪歪扭扭，有些地方有反复修改的痕迹。他看了第一页，然后第二页，然后第三页。一页一页往下看。

　　窗外的梧桐果球还在往下掉。绒毛从窗缝里钻进来，落在他的办公桌上，落在那十几页纸上。他没有拂。他看完最后一行，把纸放下。手指按在纸页边缘，一动不动。

　　然后他拿起桌上的电话。

　　“给我接张文渊。”

　　电话那头响了几声。接线员的声音，等待音，然后——

　　“我是张文渊。”

　　“老张，是我，李济民。”

　　“东西看了？”

　　“看了。”

　　“怎么样？”

　　李济民没有马上回答。他的手指还在那些纸页上按着。指腹下面是一行字：“守住人民币，就是守住亚洲的防火墙。”

　　“写这个东西的人，是谁？”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

　　“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我要见他。”

　　“什么时候？”

　　“越快越好。”

　　李济民挂掉电话。他把那十几页纸重新折好，放回档案袋里。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怕折坏了什么。档案袋封口上的“绝密”两个字在午后的光线里红得发暗。窗外的梧桐绒毛还在飘，像一场不会融化的雪。

　　滨海市。六月初。

　　陈知行收到了一封电报。老孙头把电报纸送到车间的时候，他正在换纱管。两手全是机油。他在工作服上擦了擦手，接过电报纸。上面只有一行字：“近期有人来。准备。张。”

　　他把电报纸折好，塞进棉袄内兜。内兜里现在有五样东西了。赵建国从旁边探过头来。“谁的电报？”

　　“亲戚。”

　　“又是京华的亲戚？”

　　陈知行没有回答。他蹲下来，继续换纱管。纱锭在转，梭子在飞，棉絮在空气里飘。他的手在机器里进进出出，动作很稳，和每一天一样。但他的心跳不一样了。又有人要来。不是张文渊。不是顾秉义。是另一个人。

　　京华的抽屉，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