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佃户

　　麦子熟了。

　　这是祥符县一年里最要紧的时节。前后不过十来天工夫，若赶上天好，抢收抢打，一粒粒归仓，才算落了定。若赶上连阴雨，麦子捂在地里发了芽，一年的辛苦就全白费了。

　　老天爷这回倒是给面子。自打那场大雨过后，一连四五日都是响晴天，日头毒辣辣的，晒得地皮发烫。干燥的热风从黄河滩上吹过来，裹着沙土的气息，掠过一望无际的麦田，金黄的麦浪层层叠叠地翻滚，发出沙沙的响声。

　　李若梁站在县衙门口，朝城外望了一眼。他当然望不到地头——城里有城墙挡着，城外还有几里路才到田边。但那个方向的天际线是敞亮的，没有山，没有高岗，只有平原尽头那一线模糊的黄与蓝交汇。这是中原腹地，黄河冲积出来的大平原，站在任何一处田埂上，都能看见天边与地面贴在一起，像两块拼合的布。

　　麦收是大事，比审案子大，比征粮饷大。没有麦子，人都得饿死。

　　县衙这些天差不多停了一半的公事。能下地的都下了地，不能下地的也在忙活筹备——调集劳力、安排场院、通知各乡各村按时开镰。连苏茂那个老主簿都被拉去核计各乡的麦田亩数，好估算今年的收成。

　　李若梁家里那百十亩旱田，雇了长工，又临时添了几个短工，从早到晚连轴转。夫人头两天还让他回去盯着，后来见他实在抽不开身，也就不提了。

　　“二老爷。”邢班头不知什么时候到了跟前，身上穿着一件灰布短褐，袖口卷到肘弯，脸上晒得黑红，活像一个刚从地里回来的庄稼汉。这几日他一直在外头跑，扮作收粮的行商，在城东、城南各处庄子上转悠。

　　“查得怎么样了？”李若梁问。

　　“有几句话想跟您说说。”邢班头往左右看了看，“这会儿方便？”

　　李若梁领他进了后堂，关上门。

　　邢班头没坐，站着说话。他讲话向来直接，不爱拐弯，这一趟出去七八天，肚子里攒了不少东西，这会儿一张嘴，话就像开了闸的水。

　　“二老爷，我六月十二出的城，先去的城东刘家庄。

　　您给我的那份清册上，刘家庄有四五户佃的是赵家的地。我扮的是从陈留来的粮商，姓孙，专门在乡下收粮食，贩到城里赚个差价。穿的是粗布衣裳，腰里系条搭膊，手里提个褡裢，里头搁几块碎银子，看着倒像那么回事。

　　头两天没什么收获。那些佃户一看是生人，嘴紧得很，问什么都摇头。说是东家不让跟外人说租子的事，说了要退佃。我也不急，就东家坐坐、西家聊聊，有时帮着干点活，有时递碗水喝。到了第三天，有个姓周的老汉才松了口。

　　那周老汉六十来岁，租了赵家二十亩地。他正蹲在地头捡麦穗，我凑过去，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几句。聊到收成，聊到租子，他忽然叹了口气。

　　‘这位掌柜的，’他说，‘你是不知道，咱们这佃户，看着是种地，其实是给东家当牛马。’

　　我问这话怎么讲。

　　他说，赵家的地租是五成。他们这一带，别家也是五成，没有更低的。但王家不一样。王家的地租只要四成。

　　我听到这儿就觉得不对了。四成？王全斌的地租比别家少一成？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

　　周老汉说：‘掌柜的你不懂。王家的地是便宜，但那个契，签了就脱不了身。’

　　他说王家的佃户都要签一份‘长契’，那契上写得明白：佃户租了王家的地，爹死了儿子接着种，儿子死了孙子接着种，世代不得退佃。退佃也行，得把这些年少交的那一成租子连本带利补上。补不上？那就接着种。

　　我说，那也没什么，种地嘛，种谁家的不是种？

　　周老汉看了我一眼，说：‘掌柜的，你是外乡人，不晓得这里头的讲究。签了王家长契的，就不再是佃户了，是“家下人”。王老爷让你种什么你就种什么，让你交多少你就交多少，你能说个不字？退又退不得，走又走不了，跟卖身有什么区别？’

　　他还说，王家的地，早年间也是五成租。后来改成四成，一时之间好多佃户从别家退了佃，抢着去租王家的地。等签了契才发现上了当，可已经晚了。这些年，想从王家退佃的，没有一户能全身而退的。

　　我当时心想，这不就是套人往里钻吗？

　　但周老汉知道的也就这些了。他不是王家的佃户，是赵家的，只是跟王家的佃户做了邻居，听他们诉过苦。

　　我又在刘家庄待了两天，想法子接触了几户王家的佃户。那些人一开始都不敢跟我多说，一提王家就脸色发白，像见了鬼似的。后来有个中年人，姓马，四十来岁，趁着夜色跟我聊了几句。

　　他说他爹那辈就租了王家的地，签了长契，到现在三十多年了。每亩地的租子说是四成，可逢年过节还得给王老爷送礼，不给就给你穿小鞋——分最差的地，或者把地抽回去另租给别人。他们一家老小全靠那几亩地过日子，地没了就得饿死，所以年年都得送。

　　他又说，王老爷也不是光会收租子。每年腊月，王家都会派人给佃户送一壶酒、几斤肉，说是‘辛苦一年了，喝两口暖暖身子’。正月初一，王忠带着人挨家挨户拜年，进门就作揖，脸上笑得跟弥勒佛似的，嘴上说‘老爷说了，今年收成好，大家都有功’。有的佃户家里老人病了，王老爷还让人送过药。他儿子出生那年，王老爷还让人送了五斤红糖、一匹布。

　　‘你说他人不好吧，’老马说，‘可他又记得这些事。你说他好吧，我们这些年交的租子，哪年少过一粒？那几壶酒、几斤肉，算下来还不够他一天利钱的零头。’

　　我说，那你们还记他的好？

　　老马沉默了一会儿，说：‘人就是这样。他对你好过，你就不好说他坏话。再说了，你说了坏话又能怎样？地还是他的，你还是得种。’

　　我听了这话，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老马还说，每年三月，王家长子忌日那天，王家会在城门口搭棚施粥，说是‘替亡人积福’。来喝粥的人排成长队，有人端着碗站在路边喝，有人拿罐子提回家去。县里的人都说王老爷仁义。可那些喝粥的人里头，有多少是王家的佃户，有多少是被王家收了地的破落户，没人知道。反正粥是白粥，不要钱，喝了的人总要说声好。

　　我问老马，你去喝过没有？

　　老马说：‘喝过。那粥稠得很，能立住筷子。不喝白不喝。’说完他自己也笑了，那笑声不大，听着却比哭还难受。

　　第二天我在刘家庄村口碰见几个生面孔。看着不像庄稼人，衣裳干净，腰里鼓鼓囊囊的，不知道揣了什么。他们上下打量了我几眼，没说话就走了。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了一下——怕是被人盯上了。

　　后来我又去了城南的王家庄。那地方全是王全斌的地，从村东到村西，没有一户不是他家的佃户。

　　在那儿我听说了一个事，比长契还厉害。

　　有个姓孙的老太太，七十多岁了，一个人住在村尾一间破土房里。她儿子前几年得了病，跟王老爷借了粮，说是荒年，借五斗还六斗。第二年没收成，还不上，又说利滚利，五斗变成了两石。还不上就拿地抵。她家本来有十二亩地，是他们自己家的，不是王家的地，是祖上传下来的。就因为借了粮，地没了，归了王家。她儿子气病了，没两年就死了。老太太一个人守着那间破房，靠邻居接济过日子。

　　我问她，当初为什么要借王家的粮？

　　老太太说，那年大旱，庄稼绝收，全县只有王老爷的粮仓里有粮。你不借他的，就得饿死。借了，地就没了。

　　我到她家看了一眼，屋里什么都没有，灶台都塌了半边。老太太坐在门槛上，跟我说这些的时候，眼泪都没有，就那么干巴巴地说，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我当时心里头堵得慌。但我没敢多待，怕有人盯着。

　　果不其然，我从老太太家出来没走多远，就被几个人拦住了。

　　一共四个，都是壮汉，膀大腰圆，一看就是看家护院的那种。为首的一个脸上有道疤，笑呵呵的，说话也客气。

　　‘这位掌柜的，面生得很，来我们村做甚？’

　　我说我是收粮的，看看有没有粮食可收。

　　他说：‘收粮？今年麦子还没收呢，你收什么粮？’

　　我说先看看，提前定个价。

　　他笑了笑，说：‘掌柜的，这村里没有粮食卖给你。你走吧，别再来。’

　　我说做买卖你情我愿，怎么还不让人来？

　　他脸上的笑就收了，看着我，半天没说话。然后他说：‘掌柜的，大热天的，别找不自在。我请您去喝碗茶？’

　　我说不必了，我还有事。

　　他说：‘这可由不得你了。’

　　后来他们把我带到村口一个场院上，真给我倒了碗茶，那茶凉透了，苦得要命。四个人围着我坐下，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我。那个刀疤脸笑眯眯的，说：‘掌柜的，你在刘家庄转了两天，又跑我们王家庄来转，你这是收粮的？我瞧你不像。’

　　我说我就是收粮的。

　　他说：‘成，收粮的。那你听好了，这十里八乡的粮食，都有主了，不劳您费心。您哪来的回哪去，别给自己找麻烦。’

　　我说行，我不收了，我走。

　　他说：‘这就对了。掌柜的慢走，路上留神。’

　　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看见旁边一间屋里探出个头来，正是那个跟我在夜里说过话的马姓中年人。他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这辈子忘不了——眼里头有恐惧，也有无奈，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后还是缩回去了，把门关上了。

　　我知道他在怕什么。

　　我回来的时候，走的是大路，没敢再走小路。”

　　邢班头说到这里停了。他喉结动了动，像是还有什么话要说，又咽了回去。

　　屋里静了一会儿。后堂没有别人，只有窗户外头传来远处麦收的吆喝声，断断续续的。

　　李若梁一直没说话。他坐在那里，手指搭在桌沿上，一动没动。

　　“你见到的那个老太太，”他开口，声音有些哑，“她说的那年大旱，是哪一年？”

　　邢班头想了想：“没说具体年份。但听她的意思，怕是有十来年了。”

　　“十来年。”李若梁重复了一遍。十来年前，正是他还没来祥符的时候。那时候的知县是谁，他不清楚。但他知道一件事——一个荒年，就能让成百上千的小户把地交出去，从此沦为佃户，世代不得翻身。

　　而王全斌的地租比别人低一成，就因为这个“低”，引着那些不知内情的人自己钻进套里，签了长契，再也出不来。租子是少交了，地却没了。可人家逢年过节还给你送酒送肉，大年初一来拜年，死了儿子还施粥——你受了人家的好，还能说人家的不是？

　　李若梁想着这些，手指在桌沿上轻轻叩了两下。

　　“那个姓马的，”他问，“你还记得他住哪一间？”

　　“记得。王家庄村东头第三家，院墙是土坯的，门口有棵歪脖子枣树。”

　　李若梁点了点头。

　　“你的身份怕是已经暴露了，”他说，“这几天先别去了，歇一歇。”

　　邢班头应了一声，又站了一会儿，似乎还想说点什么。最后只是搓了搓手，说：“二老爷，那些人——不是普通的地痞。他们腰里别着东西呢。”

　　李若梁看着他。

　　“什么东西？”

　　“看形状，像是短刀。”邢班头的声音压得很低，“寻常看家护院的，哪敢动刀子？”

　　李若梁沉默了片刻。

　　“我知道了。你去吧。”

　　邢班头转身要走，李若梁又叫住他。

　　“这些天你自己注意些。出城带上弟兄，别一个人。”

　　邢班头点了点头，推门出去了。

　　屋里又安静下来。

　　李若梁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县衙的院子，靠墙种着几棵榆树，树叶子被太阳晒得蔫头耷脑的，一动不动。远处城外的方向，隐隐约约传来麦收的吆喝声，还有碌碡碾过麦穗的吱呀声。那是农人们趁着好天，在场上打麦子。

　　他站了很久。

　　麦子熟了，该收了。地里的庄稼人忙了一年，等着这一季的收成活命。可他们种的麦子，有多少能进自己的粮仓，又有多少要交到别人手里？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那个姓马的中年人，从门缝里探出头来，眼里头有恐惧，有无奈，嘴唇动了动，终究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那个眼神，比他这七八天听到的所有话都重。

　　李若梁靠在窗框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窗外，太阳正烈。干燥的热风从黄河滩上吹过来，卷着麦秸的碎屑，在院子里打着旋儿。

　　过了许久，他直起身，走回案前坐下。案上还摊着那几本从刘德茂那里拿来的清册，王家的那两页翻开着，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数字，在午后斜照进来的光线里微微发黄。

　　他看了片刻，将册子合上，摞好，搁在一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