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帘门哗啦啦推上去，灰尘在午后的光线里翻涌。
李望站在门口，看了眼堆在门边的几包蛇皮袋——邻居帮他收的，大概是这三天有人来卖废品，见他没开门，就撂在门口了。他弯腰拎起一袋，掂了掂，塑料瓶。另一袋，废纸板。
三天没开门。
他把东西拖进去，打开灯。回收站里还是老样子，废铜堆在墙角，旧电器摞成小山，那两把红木太师椅并排靠在墙边，椅面上落了一层灰。
李望站在屋子中间，慢慢转了一圈。
然后把账本抽出来，翻开。
存款余额:1462.35元。这是他的全部家当。
彪子的化疗启动金要八万。医院那边的缴费单还在他兜里揣着，折了三折，边角已经被汗水浸软了。
他拿起笔，开始列清单。
红木太师椅两把。樟木箱子三个。民国书桌一张。废铜，上次过秤是四百八十斤，后来又收了几十斤，算五百斤。旧空调三台、旧冰箱两台、旧洗衣机一台，都是收回来还没来得及拆的。
这些东西按市场价慢慢出，能卖五万出头。
但彪子等不了。
他拿出手机，翻到一个号码。老孙，做了十几年二手家具贩子，收货价压得狠，但胜在爽快，看上了当场给钱，不拖。
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
“哟，李望？你还活着呢？这几天怎么没开门？”
“孙哥，我手头有点紧，想出一批货。”
“什么货？”
“红木太师椅两把，清中期的款。樟木箱子三个，楠木的。还有一张民国书桌，酸枝的料。品相都不错，你来看看。”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
李望能听见老孙在盘算。
“老家具啊……行，我下午过来。不过李望，我丑话说前头——看你这样子是急出吧？急出的价跟慢慢卖可不是一个价。”
“我知道。”
“那行，你等着。”
挂了电话，李望把手机撂在桌上，开始动手把要卖的货挪到门口。樟木箱子沉，他搬得手臂青筋暴起。搬完第三个，汗已经顺着脊背淌下来。
他在搬太师椅的时候停下来，摸了一把椅背上的雕花。
这是三个月前从一个拆迁区收回来的。那家的老太太守着一屋老家具，儿女早就搬去新城区了，没人要这些“占地方的破烂”。他给了六百块，把一屋子的东西全拉了回来。
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光这两把椅子，市场价就在一万二以上。
那时候彪子还笑他:“望哥你现在眼光行啊，收破烂都能捡着宝。”
现在这“宝”得贱卖了。
老孙是下午两点到的。开一辆破五菱，下来先围着货转了两圈，摸了椅子腿，拉开樟木箱的抽屉，敲了敲书桌面。
然后站起来，擦擦手。
“李望，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你这急出，谁收都得压价。这批货，我出三万。”
李望靠在门框上，没说话。
“低了。”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孙哥，你也是行家。光这两把椅子，市场上一万二一把随便出。”
“那是慢慢卖。”老孙掏出烟点上，“你要是有时间等，你去找买家。但你现在这个样子，等得起吗？”
李望眉头皱了皱。
“三万五。”
“三万二。”老孙把烟灰弹在地上，“行就行，不行你找别人。你也知道，这行急出的货，我给了三万二已经算讲良心了。”
李望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这批货正常卖至少四万五。但现在他连四天的功夫都等不起。
“装车吧。”
他转了三万二。
老孙喊了两个伙计来搬货，前后不到二十分钟，那批老家具就全部装上了五菱。车发动前，老孙从车窗探出头来:“还有些零碎你还要不要？我只收大件。”
“要。”
“行，那堆你自己处理吧。”
五菱开走了。
李望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沓钞票。三沓，一沓一万，另一沓两千。
正常能卖四万五的货，捏在他手里就剩三万二。
他把钱收好，转身去整理老孙不要的那些零碎。一个装杂物的纸箱子，里面什么都有:旧台灯、缺了盖的紫砂壶、几本发黄的挂历、一卷电线、一个笔筒——
他停住了。
把笔筒拿起来。
入手沉。很沉。不是普通木头该有的分量。
他举到灯下。包浆厚，表面泛着一层暗红色的光泽，像被几十年的手汗浸润过。木纹漂亮，山字纹一圈一圈，清晰分明。他拿指甲在底部划了一下，木质坚硬，指甲打滑，留不下任何印子。
李望呼吸放慢了。
他前两个月在旧书店花二十块淘了本《明清家具鉴赏》，没事就翻。书上写过黄花梨的特征:重量、纹理、包浆、硬度。他现在看的这个笔筒，每一条都对得上。
底部有一圈磨损。
他翻过来，对着光看。隐隐约约能看见一个落款，笔画已经磨得模糊了，只剩浅浅的凹痕。
他又拍了几张照片。不同角度的，重点拍木纹和底部。
然后翻到一个人的微信——老周，文玩店“德宝斋”的老板。之前收过一个老墨盒，老周看得上眼，加了微信，说以后有好东西可以找他。
照片发过去。
等了大概三分钟。
老周直接打了电话过来。
“李望？这是你手边的？”
“对。”
“哪来的？”
“收的旧货里翻出来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然后老周压低了声音:“黄花梨的。看清中期的款。品相好，底款虽然磨了但能辨认，是乾隆年间一个制笔师傅的号。你这东西从哪收的？”
李望攥紧了手机。
“三个月前，一个拆迁的老宅。老太太说都是她老头子的破烂，两百块收了一整箱杂物。”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
然后老周说:“你现在过来。我在店里等你。”
德宝斋在老城区的一条巷子里，门面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老周五十出头，戴一副老花镜，正坐在茶台前。
李望把笔筒放在桌上。
老周先没碰。他戴上白手套，把笔筒拿到放大镜前，先看木纹，再看底部。然后拿手电筒从里面照，看内壁的氧化痕迹。最后用软布沾了点水，轻轻擦了一遍表面。
整个过程大概十五分钟。
李望站在旁边，一句话没说。
“真品。”老周放下放大镜，摘了手套，“清中期的黄花梨笔筒，材质保真，年份保真。这个品相，在拍卖行能拍到六万以上。但是你这个人不是圈内的，拿去拍卖得交佣金，还得等排期——你等得起吗？”
“等不起。”
“那我给你这个数。”老周伸出四根手指，“四万，现在转。”
李望看着那只笔筒。
两百块。四万。
三个月前那个下午，那个老太太把箱子推给他的时候，说:“这都是我老头子的破烂，你要就都拉走，看着烦。”
他当时收了整整一箱杂物。这只笔筒被塞在一卷旧电线和破台灯中间，上面还蒙着一层灰。
“行。”他说。
老周没废话，当场要了账号，手机银行转账。几秒钟后，四万块到账。
七万二了。
李望站在德宝斋门口，看着手机上的余额。
七万二千三百一十四块六毛二。
彪子的化疗启动金要八万。还差八千。
他脑子里闪过画面:老太太把那箱“破烂”推给他。他搬上车的时候，纸箱底下还有一摞旧信，一本工作证，一面小圆镜。老太太说，这些都是她老头子的东西，人走了十年了，留着也没人看。
旧信他留着。工作证他留着。镜子——
镜子还在仓库里。
他拨了彪子的电话。
“喂，望哥？”张德彪的声音听着比前几天有劲了点，大概是打了针，暂时能稳住。
“钱到位了。七万二，后天化疗能开始了。”
电话那头没说话。
然后李望听见了哽咽的声音。那种压抑着、怕被人听见的、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声音。
“彪子。”
“嗯。”
“别哭了。”
“没哭。”
李望靠着墙，抬头看了看天。冬末的天，灰白灰白的，街边去年栽的小树光秃秃地支棱着枝丫。
“还差八千，”他说，“我想办法。你先准备着，后天我送你去医院。”
张德彪在电话那头吸了一下鼻子。好一会儿，才说:“望儿，我欠你下辈子的。”
李望没接这话。
“行了，挂了。”他说。
挂了电话，他把手机揣进兜里。
站在街边抽了一根烟。
然后手机又震了。
他掏出来看，是许静的消息:“李望，你这几天怎么不回消息？出什么事了？”
他盯着那行字。
打字，删掉。再打字，再删掉。
最后只回了两个字:“没事。”
屏幕按下，变暗。
他把烟掐灭在鞋底上，扔进路边的垃圾桶，转身往回收站走。
仓库最里面，有一个纸箱子。三个月前从拆迁老宅收的，他一直没整理完。
他蹲下来，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旧台灯、挂历、紫砂壶——壶嘴磕了一个小口、一摞旧信、一本发黄的工作证——
然后摸到了那面镜子。
一面老式的小圆镜，塑料边，背面印着“XX厂先进工作者”的红字，字已经褪得差不多了。
他把它翻过来。
镜面上蒙了一层灰。
他拿袖子擦了擦。
镜子里的人看着他。
瘦了一圈。颧骨都突出了。胡子三四天没刮，长了一脸。眼眶发黑，眉心那道竖纹更深了，像刀刻进去的。
这是李望。
三十五岁。欠了一屁股债。兄弟躺在医院等着救命。还差八千块。
他看着镜子。
镜子里的人看着他。
十秒。
然后他把镜子放下，站起来，走到洗手池旁边。
拧开水龙头。拿毛巾擦了把脸。从架子上拿起刮胡刀，打开，嗡嗡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回收站里响起来。
他刮了胡子。
洗干净脸。
照了照洗手池上方那块裂了一道缝的镜子。
还是那个人。
但眼睛里的东西不一样了。
他把刮胡刀放回去，拿出手机，给许静补了一条消息:“这几天有点事，忙完了找你。”
发送。
然后把老孙不要的零碎重新整理了一遍，把那摞旧信和笔筒的老太太留下的工作证收好，锁进柜子里。
他不知道那摞旧信里有什么。
但他现在知道了一件事:旧物不会骗人。
你花多少心思去认它，它就值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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