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第十章：桑弘羊——盐铁之争

　　第十章：桑弘羊——盐铁之争

　　公元前80年，长安。一场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公开辩论在未央宫的朝堂上激烈地进行着。一方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和他的僚属，另一方是从各郡国征召来的六十多位贤良文学——他们大多是儒家学者，受权臣霍光之命，前来“问民间疾苦”。辩论的主题是盐铁专卖：国家是否应该垄断盐和铁的经营权。贤良文学们群情激昂，痛斥盐铁专卖是“与民争利”，要求朝廷废除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酒类专卖。桑弘羊坐在对面，面色冷峻，逐条驳斥。他说，盐铁专卖不是朝廷与百姓争利，而是朝廷用盐铁的利润来支撑边防军费，抵御匈奴，让百姓安居乐业。辩论持续了数月，双方言辞激烈，互不相让。这场辩论被后人记录下来，编成了一部书：《盐铁论》。而桑弘羊在这场辩论之后不久便被卷入了燕王谋反案的漩涡，以谋反罪被处死，灭族。他死后，他设计的盐铁专卖体系被部分废除，但核心部分保留了下来，在此后近两千年里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国家财政的核心支柱之一。他是汉武帝最信任的财政大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争议的经济改革家。

　　第一节：十三岁的心算神童

　　桑弘羊出生于洛阳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洛阳是当时天下最繁华的商业都市之一，街市上店铺林立，南来北往的商贾云集于此。桑弘羊从小在算盘和账簿中长大，对数字有着天生的敏感。别的孩子还在玩泥巴的时候，他已经能帮父亲核对账目，把一长串复杂的数字加加减减，分毫不差。他的父亲很快就发现这个儿子与众不同——他不仅能算数，而且能心算。不用算盘，不用算筹，只要报出数字，他就能在脑子里完成运算。

　　洛阳商贾圈子里很快传开了：桑家有个神童，心算如神。这个消息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传到了长安宫中。汉武帝当时正苦于国库空虚：北方的匈奴频繁入侵，连年的战争消耗了大量财力，他急需一批精通财政的人才来充实国库。洛阳是全国商业的中心，把洛阳商人的后代召入宫中培养，是汉武帝的一步棋。他下了一道诏书，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一批少年入宫做郎官，桑弘羊的名字被推荐了上去。这一年桑弘羊十三岁。

　　十三岁的桑弘羊从洛阳来到长安，进入宫中做了一名郎官。郎官是皇帝的侍从，品级不高，但每天都在皇帝身边。汉武帝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洛阳少年。有一次他在御前问起各郡国的赋税收入，报出一串数字，桑弘羊略一思索便给出了准确的总额，比那些拿着算筹算了大半天的老吏还要快。汉武帝大为惊讶，当场考了他几道更复杂的算术题，桑弘羊全部脱口而出，无一差错。汉武帝记住了这个洛阳商人的儿子。从十三岁入宫到成为大汉帝国的财政总管，桑弘羊在汉武帝身边侍奉了数十年，把心算的本事发挥到了极致——他心算的是整个帝国的钱粮。

　　第二节：盐铁官营

　　汉武帝的北征需要钱，大量的钱。卫青和霍去病连年出击，每次出征动用的骑兵数万，战马十余万匹，后方的粮草、兵器、盔甲、车辆的消耗更是天文数字。文景之治积攒下来的国库在连年征战中日渐空虚。汉武帝急需一个能帮他解决财政问题的人。他把目光投向了桑弘羊。桑弘羊给他出了一个主意：盐铁收归国家经营。

　　盐和铁，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盐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人体需要盐分来维持体液的平衡，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摄入一定量的盐。在没有冰箱的古代，盐是最重要的食物保存手段——鱼肉蔬菜用盐腌制后可以存放数月甚至数年，这对于需要长途行军和长期储备粮食的帝国来说至关重要。华夏先民很早就懂得从自然界获取盐。沿海地区的先民引海水晒盐，这种海盐通过晾晒蒸发水分后析出结晶，成本相对低廉，主要产地集中在齐、吴、越等沿海诸侯国。内陆地区的先民则从盐湖和盐井中取盐——河东解州的盐池是中原最重要的产盐地，这里生产的是池盐；巴蜀地区的先民开凿深井，汲取地下卤水煮制井盐。还有西北地区的岩盐，直接从山体矿层中开采。盐的分布极不均匀：产盐的地方就那么几处，但人人都要吃盐。这意味着谁控制了产盐地，谁就控制了天下人的命脉。

　　铁是制造农具和兵器的基础材料。在铁器出现之前，人类使用木器、石器和青铜器。青铜器虽然精美，但青铜的原料——铜和锡——稀缺且昂贵，青铜农具很难普及到普通农户手中。铁器则不同。铁的矿石储量远比铜锡丰富，冶铁技术一旦成熟，铁器就能大规模生产和普及。中国大约在春秋晚期进入铁器时代，到战国时期，冶铁技术已经相当发达。铁制农具——犁、锄、镰——让深耕成为可能，大大提高了农业产量。铁制兵器——刀、剑、矛、戟——比青铜兵器更锋利、更坚韧，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和盐一样，铁矿的分布也不均匀。主要产铁地集中在燕、赵、楚、韩等诸侯国。冶铁需要矿山、燃料和技术工人，生产门槛远高于制盐。

　　正是因为盐和铁的这种特殊地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诸侯国就开始尝试对盐铁进行国家管控。齐国的管仲是最早推行盐铁专卖的政治家。他在《管子》中提出了“官山海”的理论，主张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林川泽中的盐铁资源。管仲的做法是“官督民产”：盐铁的生产由民间进行，销售则由国家控制。铁器的利润国家与生产者按比例分成，盐则全部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销售。齐国的盐通过国家控制的商队远销中原各国，换回了大量的粮食、布匹和金属。管仲之后，商鞅在秦国也推行了盐铁专卖政策。商鞅的力度比管仲更大，他不仅控制盐铁的销售，还直接垄断了盐铁的生产，在产盐地和产铁地设立专门的官营作坊，派官吏直接管理，将盐铁专营的收入全部用于秦国的军事扩张。

　　桑弘羊的盐铁专卖，就是在继承管仲、商鞅的基础上推行的。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任命桑弘羊为大农丞，主管全国的盐铁事务。全国设立了盐官三十六处，铁官四十八处，分布在从辽东到巴蜀的广袤区域内。盐官负责监督灶户煮盐，统一收购，统一销售，任何私人不得私自贩卖食盐。铁官负责管理铁矿的开采和冶炼，铁器由国家专卖，私人不得私自制造和销售。任何违反盐铁专卖法令的人，一律处以重刑：私自煮盐的，没收器具，处以左趾之刑。私自铸铁的，同样处以重刑。

　　盐铁专卖的效果立竿见影。盐是每个人都必须吃的，铁器是家家户户都要用的农具。垄断了盐铁，等于向每一个老百姓收了一道税，但这道税是隐藏在盐和铁的价格里的，不像田赋和口赋那样直接。老百姓在买盐买铁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把税交了。一年的盐铁专卖收入极其惊人。据《史记·平准书》记载，盐铁专卖每年为国库带来的收入数以亿计。国库里的铜钱堆满了仓库，串钱的绳子都腐烂了，太仓的粮食多得无处存放，堆积在露天，有的都腐烂了。桑弘羊把这些钱一批一批地运往前线，支撑着卫青和霍去病的战马踏过漠北草原。

　　第三节：均输平准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桑弘羊被任命为大农令，成为大汉帝国财政的最高主管。他又推出了一套更精密也更大胆的制度：均输平准。均输是把各郡国的进贡制度变成一种全国性的物资调配体系。以往各郡国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当地的土特产，进贡的物品在运输过程中损耗极大，加上运费，一车贡品的成本往往是贡品本身价值的数倍。桑弘羊的做法是：在各郡国设立均输官，把贡品按市场价折算成当地最便宜的特产，由均输官统一收购后运往价高的地区出售。这样一来，朝廷不但省下了巨额的运输费用，还能从差价中赚取利润。平准则是在长安设立一个巨大的总仓库，由平准官管理。全国各地的商品价格波动时，平准官在物价低时大量收购，在物价高时大量抛售。这是一个巨大的价格稳定器——丰年谷贱伤农，平准官收购粮食，稳定粮价；荒年谷贵伤民，平准官抛售粮食，平抑粮价。这套制度让长安成为整个大汉帝国的经济调控中心，桑弘羊坐在长安城里，就能调控从辽东到巴蜀的物价。

　　均输平准的效果极其显著。朝廷的财政收入大幅增加，运输成本大幅降低。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写了很多商人对桑弘羊的咒骂。均输平准把商人的利润空间挤压到了极限，过去商人靠囤积居奇在荒年哄抬物价，现在朝廷一抛售储备粮，物价立刻回落，商人的如意算盘全泡了汤。桑弘羊不在乎这些骂名。他用均输平准的收入去填战争的窟窿，去修长城，去移民实边。

　　第四节：酒类专卖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桑弘羊推出了一项新的财政政策：酒类专卖，汉代称为“榷酤”。榷是独木桥，引申为独占、专卖；酤就是酒。榷酤的意思是国家垄断酒的买卖，任何私人不得私自酿酒贩卖。

　　酒是人类最古老的饮料之一，在中国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华夏先民就已经学会了酿酒。相传夏禹时期的仪狄发明了酿酒之术，大禹饮后感叹“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殷商时期，酿酒业已经极为发达，甲骨文中出现了大量与酒有关的文字。鬯是用黑黍和香草酿造的祭祀用酒，醴是甜酒，酒和醴在祭祀中不可或缺。商朝人嗜酒是出了名的，商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的典故虽然经过了后世周人的渲染放大，但殷商贵族沉溺于酒确是事实。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中，爵、角、斝、觥、觚等酒器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这些精美的酒器无言地诉说着商人对酒的热爱。西周初年，周公在《酒诰》中严厉训诫封于殷商故地的弟弟康叔，告诫他不要像商朝贵族那样沉湎于酒，要把饮酒严格限制在祭祀场合，还威胁说如果有人聚众酗酒，格杀勿论。周公的警告说明了一个事实：酒在先秦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消费品，它的生产和消费规模已经大到需要统治者专门立法来约束。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粮食产量的增长，酿酒业进一步扩大。酒不再是贵族的专属，平民百姓也开始在节庆、婚丧和祭祀时饮酒。《诗经》中多处提到酒。《豳风·七月》写“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小雅·鹿鸣》写“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酒在各种礼仪场合中扮演着润滑剂的角色：宴请宾客、祭祀祖先、出征壮行、凯旋庆功，都离不开酒。到了汉代，酿酒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当时的酒主要用谷物酿造，黍、稷、稻、粱都可以做原料。酿造一斗酒大约需要两到三斗粮食，这意味着酿酒是一个消耗大量粮食的产业。在风调雨顺的年景，粮食丰收，酿酒不成问题；但一旦遇到灾荒，粮食减产，酿酒就会与百姓的口粮产生直接冲突。早在秦朝，法律就有禁止用粮食酿酒的条文，规定只有在特定时节和特定场合才能酿酒饮用。

　　桑弘羊推行的榷酤政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他把酒的酿造和销售全部收归国家经营，任何私人不得私自酿酒贩卖。官府在各地设立酒坊，统一酿造，统一销售。百姓想喝酒，只能去官府的酒坊购买，按官府制定的价格购买。私自酿酒者，一经查获，没收器具，处以重罚。

　　桑弘羊为什么要对酒下手？原因很简单，酿酒的利润极高。酒是一种嗜好品。一个人可以不喝酒，但一旦喝上了，很难戒掉。而且饮酒是一种社会行为，宴请宾客、婚丧嫁娶、节庆祭祀，都需要用到酒。这意味着酒的市场需求是刚性且稳定的。更关键的是，酿酒的原料是粮食，而粮食是国家的命脉。把酒收归官营，等于同时控制了两个关键领域：一是控制了粮食的重要消耗渠道，可以防止民间在荒年大量消耗粮食来酿酒；二是把酿酒的高额利润全部收入国库，为国家财政开辟了一条新的财源。

　　榷酤的效果是显著的。官府通过垄断酒的销售，每年为国库增加了可观的收入。但与盐铁专卖一样，酒类专卖也在民间引发了强烈的不满。百姓祭祀要买官府的酒，嫁娶要买官府的酒，节日聚会要买官府的酒，官府的酒价定得又高，百姓的负担增加了不少。更让百姓不满的是，官府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在酿酒时减少粮食用量，往酒里加水，酒的品质远不如从前民间自酿的。

　　第五节：灭族之祸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驾崩，年仅八岁的汉昭帝即位。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政。霍光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为人深沉稳重，但他和桑弘羊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是个人恩怨，而是政治路线之争。霍光想要缓和汉武帝晚年的苛政，与民休息，调整过于严苛的财政政策。桑弘羊主张坚守汉武帝时代的盐铁专卖、均输平准和酒类专卖。霍光需要向天下证明他调整先帝政策是顺应民意的，于是他下了一道命令：从各郡国征召贤良文学，来长安讨论盐铁专卖的问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

　　贤良文学们在朝堂上慷慨陈词，痛斥盐铁专卖是“与民争利”，说官府应该以德化民，不应该像商人那样锱铢必较。他们引经据典，从《诗经》讲到《论语》，从尧舜讲到周公，把盐铁专卖说得一无是处。桑弘羊坐在对面，面色铁青。他等贤良文学说完，逐条驳斥。他说，盐铁专卖是“国家大业”，是用来“制四夷、安边足用”的。没有盐铁的利润，拿什么养军队？拿什么修长城？拿什么抵御匈奴？你们这些儒生只会空谈仁义，仁义能退敌吗？他在辩论中没有输，但他输在了政治上。

　　霍光在幕后操纵着这一切。他利用贤良文学的舆论压力，逼迫桑弘羊做出让步。盐铁会议之后，霍光宣布废除了酒类专卖和关内的铁官，盐铁专卖的核心部分被保留了下来，但桑弘羊的政治地位已经动摇了。桑弘羊在朝中待了数十年，是汉武帝留下的旧臣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儿子桑迁卷入了燕王刘旦的谋反案。霍光抓住这个把柄，将桑弘羊以谋反罪逮捕下狱，处以死刑，灭族。桑弘羊死的时候，他的全部家产被查抄，那些数十年积攒的财富，全部充入国库。他一生为国库敛财，最后连自己的命也被国库收走了。

　　桑弘羊死后，他设计的财政体系没有完全崩塌。霍光虽然杀了他，但他也知道盐铁专卖对维持边防的重要性。他废除了酒类专卖，保留了盐铁专卖的核心部分。此后近两千年，盐铁专卖始终是中国历代王朝国家财政的核心支柱之一。从汉到唐，从宋到明，从清到民国，盐铁专卖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垄断制度之一。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与贤良文学激烈辩论的所有言辞，被一个叫桓宽的人记录了下来，编成了一部对话录：《盐铁论》。这部书是中国经济史上最珍贵的文献之一，保存了两千多年前那场激烈辩论的全部细节。桑弘羊死了，但他的声音通过《盐铁论》留在了历史里。他推行的一整套经济制度维持了一个庞大帝国的运转，让汉武大帝的雄图霸业有了实实在在的财政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