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第十二章：房玄龄——房谋杜断

　　第十二章：房玄龄——房谋杜断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七月，长安大宁坊，司空、梁国公府。七十一岁的房玄龄已经卧床多日，羸弱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撑着最后一口气，叫来长子房遗直，口述了生命中最后一道奏疏。这道奏疏只有一个主题：停征高丽。他用尽全身力气逐字斟酌，把措辞调整到最恳切、最卑微的程度，仿佛不是给一位他辅佐了三十多年的君主上书，而是在向一位陌生而威严的帝王乞求最后的恩典。奏疏送进宫中，李世民读罢，长叹一声，对探视的高阳公主说：“此人危惙如此，尚能忧我国家。”人都病成这个样子了，还在替国家操心。高阳公主是房玄龄的儿媳，她将李世民的这番话转述给他时，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终究没能说出话来。他一生审慎，到死都审慎。

　　他是李世民最重要的谋臣，贞观之治的总设计师。他与杜如晦合称“房谋杜断”：房玄龄出主意，杜如晦拍板定夺。他跟随李世民三十二年，从渭北的军帐一直走到长安的朝堂，精简了隋朝遗留下来的庞大官僚体系，审定了唐代的律令制度，主持修撰了《晋书》，监修了国史。但所有这一切功绩，他从来不曾炫耀过，甚至刻意让它们隐没在李世民的光芒之后。他像一条沉默的暗河，滋养了贞观之治的全部根基，地面上却看不到他的名字。

　　第一节：渭北投秦王

　　房玄龄出身于齐州临淄一个世代官宦的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房翼做过北魏的镇远将军，父亲房彦谦是隋朝的通事舍人，以清廉刚正闻名。房彦谦做过泾阳令，死的时候家里穷得连办丧事的钱都不够，同僚们凑钱才把他安葬。房玄龄从小跟着父亲读书，聪慧过人，博览经史，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十八岁考中进士。在隋朝，进士科是科举中最难的一科，每年录取的名额极少。

　　隋末天下大乱，各路义军蜂起。房玄龄在乱世中投奔的第一个主公是李世民。那一年李世民刚刚随父亲李渊起兵，率军西进关中。房玄龄在渭北的军帐中第一次见到李世民。一个是十八岁就中了进士的文士，一个是不到二十岁就统率千军万马的秦王，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李世民后来回忆说：“我见到房玄龄，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他当即把房玄龄留在身边，任命他为记室参军。每平定一处割据势力，别人都忙着抢夺金银财宝，房玄龄却忙着做一件事：搜罗当地的人才，把他们推荐给李世民。他推荐的人，有的出身寒微，有的来自敌对阵营，有的甚至和李世民有过旧怨。房玄龄不在乎这些。他只看重一个标准：这个人有没有真本事。李世民帐下最杰出的文武人才杜如晦、褚遂良、薛收等，都是房玄龄发掘和推荐的。杜如晦原本是李世民帐下一个不起眼的小吏，房玄龄发现他“聪明识达，有王佐之才”，反复向李世民推荐。李世民起初并不在意，房玄龄说：“大王若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这才重用杜如晦。后来杜如晦成为贞观朝最杰出的宰相之一，与房玄龄并称“房谋杜断”。

　　房玄龄做记室参军期间，李世民每次出征，军中的奏疏文告都由他起草。他倚在马背上，铺开纸笔，文不加点，一气呵成。李世民曾经对李渊说：“玄龄在军中，吾有大事，必问之。其言如断，无不中理。”李渊听后感叹道：“此儿机识，足可委任。”这个年轻人的见识，完全可以托付大事。

　　第二节：玄武门前

　　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的权力斗争逐渐白热化。李建成联合齐王李元吉，不断排挤秦王府的人。房玄龄和杜如晦是秦王府的核心谋士，李建成对李渊说：“房玄龄、杜如晦是秦王府的心腹，只要把他们调走，秦王府就成不了气候。”李渊下令将房玄龄和杜如晦逐出秦王府，不得再与李世民有任何往来。两人离开了秦王府，但没有走远。他们住在长安城中一处不起眼的宅院里，暗中与李世民保持联系。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夏，双方冲突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李建成和李元吉计划趁突厥入侵之机，将秦王府的精兵骁将全部调出，然后在饯行宴上刺杀李世民。这个消息被东宫的一个官员泄露给了李世民。李世民派人秘密召房玄龄和杜如晦入府议事。房玄龄和杜如晦穿着道士袍，戴着斗笠，扮成道士的样子，趁夜色偷偷潜入秦王府。李世民在后堂设了一间密室，房玄龄和杜如晦坐在密室里，与李世民、长孙无忌等人整整商议了一夜。房玄龄说了一段话，这段话被收录在《旧唐书·房玄龄传》中：“大王功盖天下，当承大业。今日忧危，乃天赞也。愿大王图之。”大王的功劳盖过了所有人，理当继承大业。今天的忧患危机，恰恰是上天在帮助大王。愿大王早做决断。他这话说得极其含蓄，但意思再明确不过。他不像长孙无忌那样慷慨激昂，也不像尉迟敬德那样直接催促。他只是平静地、审慎地说了两个字：“图之”。六月初四，玄武门之变爆发。李世民射杀李建成和李元吉。政变成功后，李渊被迫立李世民为太子，不久禅位。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他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任命房玄龄为中书令，让他全权主持朝政。

　　第三节：房谋杜断

　　房玄龄做了中书令之后，主持朝政的风格和他在秦王府做谋士时一模一样：稳重、精细、不张扬。他和杜如晦分工明确。每次李世民召集大臣议事，房玄龄先发言。他把一个问题的所有方面全部分析一遍，列出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每一条的利弊得失都讲得清清楚楚。他讲完之后，杜如晦拍板定夺，从房玄龄列出的方案中选出最优的一条，一锤定音。这就是“房谋杜断”。李世民对他们的配合极其满意，曾经对群臣说：“玄龄与如晦，朕之左右手。”

　　杜如晦是京兆杜陵人，出身关陇贵族杜氏家族，祖上世代为官。他少年时聪颖过人，好读文史，对历代兴亡治乱有自己的独到见解。隋朝大业年间，他被吏部选补为滏阳县尉，不久便弃官而去。他看出隋朝气数已尽，不愿在一艘即将沉没的船上苟延残喘。李渊攻入长安后，杜如晦被李世民召入秦王府，担任兵曹参军。房玄龄第一次见到杜如晦时，两人在秦王府的偏殿中长谈了一夜。房玄龄后来对李世民说：“如晦聪明识达，有王佐之才。大王若只想做一个藩王，此人倒也无用。但大王若想经营四方、平定天下，非此人不可。”李世民听从了房玄龄的建议，将杜如晦留在身边。

　　杜如晦最大的长处是决断。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他能从无数条线索中迅速抓住要害，一刀切下去，干净利落。他和房玄龄是天生的搭档：房玄龄心思缜密，能把每一个方案的来龙去脉推演得清清楚楚，但有时也会陷入过多的选项而难以抉择。杜如晦恰恰相反，他不擅长构建复杂的分析框架，却有一种近乎直觉的判断力，能从房玄龄列出的众多方案中一眼看出哪一个最可行。更难得的是，杜如晦一旦做出判断便毫不动摇，从不瞻前顾后。房玄龄也完全信任他的判断。只要杜如晦拍板的事，房玄龄从不再多言。

　　李世民对这对搭档的依赖极深。每当朝中有重大政事悬而未决，李世民便让房玄龄和杜如晦先行商议。房玄龄把方案摆在桌案上，一条一条讲给杜如晦听。杜如晦听完，拿起朱笔，在最可行的方案上画一个圈。房玄龄便拿着这个圈定的方案去面见李世民。贞观初年几乎所有重大决策——精简官僚机构、修订律令、平定突厥——都是在“房谋杜断”的模式下完成的。

　　贞观四年，杜如晦病逝，年仅四十六岁。李世民痛哭流涕，废朝三日，追赠他为司空，谥号“成”。杜如晦死后，房玄龄独自承担起了全部政务。他依然像从前一样审慎、稳重、事必躬亲，但每次遇到重大决断时，他总是会在朝堂上沉默片刻，然后对李世民说：若杜如晦在，此事当如何如何。他说这话时语气平淡，但满朝文武都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房玄龄主持朝政的最初几年，面临的最大难题是隋朝遗留下来的庞大官僚体系。隋朝虽然建立了三省六部制的框架，但到了隋末，这套体系已经极度臃肿。各州县的官员数量远远超过了实际需要，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百姓的负担沉重。房玄龄向李世民建议大规模精简官僚机构。李世民批准了。房玄龄亲自审定每一个岗位的设置，把那些可有可无的官职一刀切掉，把职能重叠的机构合并重组。经过他大刀阔斧的裁撤，中央政府的官员从两千多人砍到了六百四十三人。唐初的官僚体系被他精简到了极致。官少，俸禄开支就少，百姓的赋税负担就轻。吏精，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推诿扯皮的空间就小。

　　在裁减冗员的同时，房玄龄还主持了一项更为根本的制度建设：审定律令。他以隋朝的《开皇律》为蓝本，结合唐初的社会实际，废除了大量酷刑苛法。隋律中的死刑罪名多达八十余种，房玄龄将其削减了一半以上。他确立了五刑体系：笞、杖、徒、流、死，每一种刑罚都有明确的适用范围和量刑标准。死刑必须经过三次复核才能执行，京城地区的死刑犯必须经过五次复核。他废除了隋朝遗留下来的肉刑。割鼻、断足、宫刑等残忍刑罚全部被取消。这部律法后来被长孙无忌等人增修为《永徽律》，再后来被编成《唐律疏议》。这是中华法系最辉煌的巅峰，也是此后东亚各国法律体系的母本。它的基本框架是在房玄龄手中奠定的。

　　贞观三年，房玄龄进尚书左仆射，兼任监修国史。他从一位实干宰相又挑起了文化建设的重担。他组织编修了《晋书》，这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由官方组织编纂的史书。他自己动手写了《晋书》中的陆机、王羲之两篇传论，文笔精炼，见识不凡。他还监修了国史和《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为后世保留了珍贵的史料。

　　第四节：为国荐贤

　　房玄龄在相位二十余年，最令后世称道的不是他的谋略，而是他的用人之道。他用人从来不问出身、不问亲疏、不记旧怨，只看两个字：贤能。他担任宰相期间，向李世民推荐了无数人才，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为贞观朝的名臣。他推荐的人中，有的是他的故交，有的是他的政敌，有的他甚至连面都没见过，只是听说某人有才干，便亲自登门拜访，与之交谈，确认其才学后便郑重推荐。李世民曾经问他为什么不培植自己的亲信，房玄龄回答：“臣为国荐贤，不敢有私。”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为国选才上，生怕遗漏了任何一个有用之人。但当他发现某个官员不称职时，他又能以雷霆手段将其罢免，不留任何情面。他曾经一口气罢免了数十名考课不合格的官员，其中不乏与他私交甚笃的老友。有人跑去向他求情，他板着脸说：“法令者，国家所以治天下也。法令不行，何以治天下？”贞观年间吏治清明，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房玄龄这套严明的考课和黜陟制度。他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让每一个人都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同时用严格的考核来约束他们的行为。贞观之治不是李世民一个人的功绩，而是房玄龄和他的同僚们——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用二十多年的心血一滴一滴浇灌出来的。

　　第五节：病榻遗奏

　　房玄龄在相位上坐了二十多年，从没有出过纰漏。他这辈子做的最出格的一件事，就是临终前给李世民上的那道请求停止征伐高丽的奏疏。贞观末年，李世民执意东征高丽。这场仗打了将近两年，唐军在安市城下受阻，损兵折将，无功而返。但李世民并没有死心，他在病重期间仍然在筹划第二次东征。满朝文武都知道这场战争打不得，但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魏征已经死了，朝堂上再也没有敢在李世民面前说“不”的人。房玄龄也沉默了很长时间。他从来就不是魏征那样的诤臣，他这辈子都是靠审慎和稳重走到今天的。但这一次，他决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破例。

　　他让儿子拿来纸笔，自己已经虚弱得坐不起来了，便躺在床上口述，让儿子一字一句记录。他反反复复地修改，生怕措辞太硬刺激了皇帝，又怕措辞太软皇帝听不进去。奏疏送进宫中之后，李世民坐在病榻上读完，沉默了很久。他想起三十二年前在渭北军帐里第一次见到房玄龄的那个夜晚，想起房玄龄穿着道士袍溜进秦王府密室的那个深夜，想起房玄龄在朝堂上不疾不徐地分析政事的每一个午后。他用一生的时间证明了自己是李世民最信任的人。他在弥留之际做了这辈子最不“房玄龄”的一件事，但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病逝后，李世民痛哭不已，废朝三日，追赠他为太尉、并州都督，谥号“文昭”。他葬在昭陵——这是李世民为自己修建的陵墓。房玄龄的墓冢紧挨着李世民的陵寝，他活着的时候是李世民的影子，死了以后也陪在李世民的身边。昭陵陪葬墓有百余座，其中最靠近李世民陵寝的几座墓冢里，有一座是房玄龄，还有一座是杜如晦。房谋杜断，生同朝，死同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