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第二十章：徐渭——泼墨葡萄

　　第二十章：徐渭——泼墨葡萄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浙江山阴。一个四十六岁的中年人被关在阴暗的牢房里。他的头发披散着，衣服上沾满了干涸的血迹。几天前，他用斧头砍死了自己的妻子。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杀她。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的眼睛盯着牢房墙壁上一块剥落的墙皮，那块墙皮被潮湿的水汽洇开了一片灰黑色的痕迹，形状像一串倒挂的葡萄。他看着那块水渍，忽然笑了起来。他笑得很大声，笑声在牢房的走廊里回荡。狱卒从门口探进头来看了看，摇了摇头：这个疯子又犯病了。

　　他不是疯子。他是徐渭。他是明代最具才华的文人之一：诗、文、书、画、戏曲、军事谋略，无一不精。他做过抗倭名将胡宗宪的幕僚，为胡宗宪起草过献给嘉靖皇帝的《进白鹿表》，深受嘉靖赏识。他的《四声猿》杂剧被汤显祖推崇备至。他写的《南词叙录》是宋元明清四代唯一一部研究南戏的专著。他开创的大写意花鸟画风，在身后影响了八大山人、石涛、郑板桥、齐白石。齐白石刻了一方印章，印文是“青藤门下走狗”，徐渭号青藤道人，齐白石甘愿做他门下的走狗。而这个人此刻正蹲在牢房里对着墙上的水渍狂笑。

　　第一节：天才的深渊

　　徐渭，字文长，号青藤道人、天池山人，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他的父亲徐鏓做过四川夔州府同知，原配童氏生了两个儿子后去世，续娶苗氏。苗氏没有生子，晚年的徐鏓纳了一个婢女为妾，生下了徐渭。徐渭出生不到百日，父亲便去世了。嫡母苗氏把徐渭的生母赶出了家门。徐渭在苗氏的抚养下长大，苗氏对他视如己出，悉心培养。他六岁入塾读书，过目不忘；九岁能作文，下笔千言；十岁仿扬雄《解嘲》作《释毁》，轰动乡里；十二岁向陈良学琴，十四岁向王政学剑。山阴的乡绅们都惊叹徐家出了个神童。

　　但神童的人生底色是黑色的。他十岁那年，嫡母苗氏病逝。父亲早已不在人世，生母被赶出家门独居在外，两个异母兄长对他极为刻薄，动辄打骂。他成了一个父母双亡的少年，住在自己家里却如同外人。他只能偷偷跑去找生母。生母靠给别人浆洗衣裳度日，母子俩抱头痛哭。这种被至亲遗弃的创伤，像一把刀一样插在他的心上，终其一生都没有拔出来。他后来在诗中写道：“母死儿亦死，儿死母不知。”他恨的是自己连保护母亲的能力都没有。这份恨，一半给了命运，一半给了自己。一个十岁的孩子，在嫡母的葬礼上哭完之后，发现这个家已经彻底不再属于自己了。这种被遗弃的绝望，成了他一生所有疯狂的根。

　　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二十岁的徐渭考中了秀才。他在绍兴的文人圈子里崭露头角，与沈炼、陈鹤、杨珂等人交往密切，被称为“越中十子”。沈炼是当时著名的忠臣，后来因弹劾严嵩被构陷处死。徐渭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宁折不弯的风骨，这种风骨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徐渭此后的人格。沈炼被处死的那年，徐渭写了一首长诗为他鸣冤，诗中把严嵩比作豺狼。朋友们都为徐渭捏了一把汗，徐渭自己却毫不在意。他说：沈公能为国而死，我为什么不能为他写一首诗？

　　此后的科举之路对徐渭来说是漫长的折磨。他从二十岁开始参加乡试，一直考到四十一岁，前后考了八次，八次全部落榜。每一次走进考场之前他都是绍兴府公认的才子，每一次走出考场之后他都是一个被命运反复嘲笑的弃儿。他的文章写得太好了，好得超越了八股文的游戏规则。他不屑于揣摩考官的喜好，不屑于模仿那套陈词滥调。他的每一次落榜不是因为学问不够，而是因为他太骄傲了。他做不到把自己装进那个套子里。他的朋友劝他：你就不能迁就一下吗？徐渭说：我考不上，不是我的文章不好，是他们的眼光不好。我为什么要为了一群瞎子，把自己的文章写烂？

　　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二十六岁的徐渭在绍兴城东开馆授徒，以教书糊口。这一年，他的长兄徐淮因沉迷炼丹服药暴死，徐家的家产被无赖趁机侵吞。徐渭去官府告状，却因没有人脉和钱财而败诉。他一怒之下写了一篇《自为墓志铭》，那年他才二十六岁。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已经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可见他对这个世界的绝望到了什么程度。在这篇墓志铭里，他写下了自己的生平，写下了自己的志向，也写下了自己对死亡的坦然。他说：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就用一张破草席裹了，埋在乱葬岗上，不需要墓碑，不需要祭奠。但他没有死。他还要再活四十七年，用这四十七年去写、去画、去发疯、去创造中国绘画史上从未有过的艺术。

　　第二节：入幕与崩溃

　　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倭寇大举进犯浙东。徐渭放下书本，投身抗倭。他不是那种只会在纸上谈兵的书生，他精通兵法，擅长骑射，对沿海的地理形势了如指掌。他曾只身潜入倭寇盘踞的海岛，把岛上的地形、兵力、船只数目摸得一清二楚，回来之后给上司画了一张详尽的作战地图。他在抗倭前线的表现引起了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的注意。胡宗宪是嘉靖朝最后一位抗倭名帅，他奉命总督南直隶、浙江、福建军务，全权负责东南沿海的抗倭战事。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胡宗宪礼聘徐渭入幕。

　　徐渭刚到胡宗宪幕府时，表现出了他一贯的狂傲。据记载，他穿着破旧的衣服，大摇大摆地走进总督府。胡宗宪的幕僚们正襟危坐，徐渭旁若无人地坐下，高谈阔论，毫不顾忌。有人要赶他出去，胡宗宪摆手制止了。胡宗宪是当时少有的能容人的长官，他知道徐渭这种天才是不能用常规的规矩来约束的。他为徐渭提供了优厚的生活条件，让他专心出谋划策和起草文书。

　　徐渭在胡宗宪幕府中最著名的作品是《进白鹿表》。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胡宗宪在浙江捕获了一头白鹿。白鹿在中国古代被视为祥瑞之兆，献给皇帝是极大的奉承。胡宗宪让徐渭起草献给嘉靖皇帝的贺表。徐渭一挥而就，文章写得典雅华贵，词采飞扬，嘉靖读后极为赞赏，对胡宗宪恩赏有加。胡宗宪因此对徐渭更加倚重，凡有重要文书，必交由徐渭起草。徐渭在幕府中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光。他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有了欣赏他的伯乐，有了稳定的收入。他在这一时期的文章写得气势磅礴，充满了那种“我终于是个人物了”的痛快。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宗宪公待我如国士，我当以国士报之。”他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

　　但厄运再次降临。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严嵩倒台。胡宗宪被划入严党一系，遭到削职逮问，幕府随之解散。徐渭失去了靠山。更致命的是，胡宗宪案牵连极广，凡与胡宗宪有过密切交往的人都有可能被清算。徐渭每天活在恐惧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抓进去，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流放还是杀头。恐惧、愤怒、绝望像三股绞索勒住了他的脖子。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他做了一个极端的选择：自杀。他先后自杀了九次，九次都没有死成。他的身体被自己摧残得支离破碎，精神在崩溃的边缘反复徘徊。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时候我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拼命想抓住什么东西，可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徐渭的精神病再次发作。在幻觉的支配下，他怀疑妻子张氏对自己不忠，在狂乱中失手杀死了她。清醒之后他主动投案，被关进了绍兴大牢。他在狱中一关就是七年。七年里，他的身体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迅速衰败，但他的精神反而渐渐恢复了平静。他在牢房里用手指蘸水在墙壁上写写画画，写下了大量的诗文，画下了大量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画。他后半生所有开创性的艺术成就，都在这间牢房里埋下了最初的种子。他的朋友张元忭到狱中探望他时，看到满墙的水痕字迹，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徐渭指着墙壁说：这些都是我的画。张元忭问：画的是什么？徐渭说：画的是我这一辈子。

　　第三节：泼墨葡萄

　　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神宗即位，大赦天下。徐渭在好友张元忭等人的奔走营救下获释出狱。这一年他五十三岁。出狱之后的徐渭没有回到绍兴老家，而是开始了四处漫游的漂泊生涯。他先去了南京，又去了北京，最后在宣府、大同等地度过了几年的边塞生活。他在边塞写下了大量慷慨悲凉的诗篇，把边塞的苍凉和内心的孤愤熔铸在一起。但多年的牢狱生活和九次自杀造成的身体创伤，已经彻底摧垮了他的健康。他的精神疾病时好时坏，发作时就狂躁不安，平静时又能写出惊人的作品。

　　他晚年回到了绍兴，住在城东的几间旧屋里，屋前种了几株青藤，枝干虬曲，缠绕在屋檐下。他给这几间屋子取名“榴花书屋”。他不再参加任何社交活动，每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写字画画。他没有钱买纸，就在旧账簿、旧信封上写。他写字画画不讲究材料，不讲究格式，只讲究一样东西：痛快。他要把自己这辈子所有的愤怒、所有的不甘、所有的痛苦，全部倾泻在纸上。他写草书，笔锋如刀，纸面上充满了狂野的力量。他之前的书法家王羲之是优美的，颜真卿是雄浑的，苏轼是潇洒的，赵孟頫是典雅的，只有徐渭，是愤怒的。他的字不是用来欣赏的，是用来发泄的。他的每一笔都是在和这个世界宣战。

　　他画画也完全是自己的画法。他不讲究透视和比例，不讲究构图和布局。他用大笔饱蘸浓墨，在纸上纵横挥扫，笔锋过处墨汁飞溅。他在墨迹未干时勾出枝条和叶蔓，墨汁在纸上洇开，变成了一串一串的葡萄。没有人像他这样画葡萄，他画的葡萄不是挂在藤上的，而是砸在纸上的。每一颗葡萄都像一滴黑色的眼泪，饱满、沉重、即将坠落。他在画上题了一首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他把自己比作这些葡萄。一颗一颗圆润饱满的明珠，结在野藤上，没有人来买，没有人来摘，只能被闲抛闲掷在荒野中。他画的不是葡萄，是他自己。

　　徐渭的画有一个最独特的地方：他的画里有声音。你站在他的《墨葡萄图》前，耳边仿佛能听到风吹过野藤的呼啸声，能听到墨汁在纸上洇开时那种细微的沙沙声，能听到一个老人在深夜的书屋里独自长啸的回声。他把自己的生命全部灌注到了每一笔每一滴墨里。他的画不是让人看的，是让人听的，让人在静默中听到一个灵魂的嘶吼。

　　第四节：青藤书屋

　　徐渭晚年穷困到了极点。他没有固定的收入，靠朋友接济和卖字画勉强糊口。但他从来不向权贵低头。有一个富商出高价请他写一幅字，他开了一个极高的价钱。富商咬牙答应了。徐渭收了钱，写了三个字，扔下笔走了。富商追上去说：徐先生，这钱够买一幅中堂的，你怎么只写了三个字？徐渭头也没回：你出的是三个字的钱，不是中堂的钱。他的傲骨没有因为贫穷而软化半分。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创作中。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把自己的艺术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墨葡萄图》《杂花图卷》《牡丹蕉石图》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求形似，但求气韵。他画牡丹不用红色而用墨色，画竹节一笔直下，画芭蕉泼墨淋漓。他说过一句话：“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栽。”不追求外形的相似，只追求生命的韵味。每一根线条都是从我的五指间长出来的。

　　他晚年最常做的一件事，是把自己关在榴花书屋里，对着满壁的字画喝酒。他喝醉了就哭，哭完了就写，写完了再喝。他的邻居们经常在半夜听到从他的屋里传出来的哭声和笑声。有人说他疯了，有人说他中了邪。他的好友张元忭之子张汝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哪里是疯了？他只是在用最后的一口气，把自己掏空。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徐渭在榴花书屋里安静地离开了人世。他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亲人，只有一床破棉被和满屋子的字画。他活了七十三岁。他死之后，他的名声和他的画一起被尘封了很长一段时间。明末清初，山阴后辈张岱开始搜集整理他的遗作，编成《徐文长逸稿》刊行。张岱生于徐渭去世四年之后，两人从未谋面，但张岱的曾祖父张元忭正是当年多方奔走营救徐渭出狱的挚友。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写道：“青藤之书画，奇崛独出，不可一世。”到了清代，石涛、八大山人、郑板桥都对他推崇备至。郑板桥刻了一方印章“青藤门下走狗”，这句话后来被齐白石借过去，也刻了一方“青藤门下走狗”。齐白石说：“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青藤就是徐渭，雪个是八大山人，大涤子是石涛。齐白石把徐渭排在这三个人的最前面。

　　第五节：青藤门下走狗

　　徐渭留下的遗产远远超出了绘画。他写的《四声猿》杂剧包括《狂鼓史》《玉禅师》《雌木兰》《女状元》四个短剧，每一个都在形式上打破了元杂剧的陈规旧套。汤显祖读后说：“《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唱诵数通。”徐渭还写了《南词叙录》，这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部系统研究南戏源流和声腔的专著。他详细记述了南戏从温州起源到在江南各地流布的历史，记录了弋阳腔、余姚腔、海盐腔、昆山腔四大声腔的特点和分布，为后世研究南戏留下了最珍贵的原始文献。

　　但所有这些成就——戏曲、诗文、书法、军事，在他开创的大写意花鸟画风面前，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在徐渭之前，花鸟画的主流是精勾细染的工笔写生，宋代的黄筌、赵佶，明代的边景昭、吕纪，都是以精工细腻的线条和层层晕染的色彩来表现花鸟的形态之美。徐渭用泼墨大写意把这一切规则全部打碎了。他不勾线，不晕染，只用最狂放的笔墨在纸上纵横挥洒。他证明了水墨画可以像狂草一样直抒胸臆，可以把一个人的全部生命体验——他的愤怒、他的痛苦、他的孤独、他的骄傲，全部倾泻在纸上。他之后的中国花鸟画，从八大山人到石涛，从郑板桥到齐白石，没有一个人能绕过徐渭。他们都从他那里学到了同一件事：画不是画出来的，是从心里喷出来的。徐渭一辈子都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是天才还是废物？他用一生的痛苦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是天才，但天才和废物之间，只隔着一张薄薄的纸。他把这张纸捅破了，让后来的人看到了天才和废物原来是同一个人的两张脸。那个在牢房里对着一块水渍狂笑的中年人，用自己的血和泪，为中国绘画打开了一扇从不曾被打开过的门。

　　写完卷五，二十位文艺名家排成两列，从我的书案前依次走过。屈原抱着他的香草，司马迁拖着一车竹简，陶渊明扛着他的锄头，李白提着酒壶，杜甫拄着拐杖，韩愈骑着一匹瘦马，苏轼穿着蓑衣，辛弃疾在灯下看剑，关汉卿敲着铜板，曹雪芹捧着一叠残稿。走在他们后面的是十位艺术名家：王羲之还带着兰亭那天的微醺，顾恺之手里捏着一支点睛的笔，阎立本的官袍上还沾着春苑的泥土，吴道子手里握着那支在墙壁上画佛光的笔，张旭的长发上还滴着墨汁，王维坐在辋川的竹林里弹琴，颜真卿抱着侄子的头颅在哭泣，米芾对着石头下拜，赵孟頫在苕溪边铺开画纸，徐渭对着墙上的水渍狂笑。

　　写他们之前，我以为我会为他们的才华惊叹。写完之后我才发现，让我动容的不光是他们的才华，更是他们面对苦难时的姿态。屈原被放逐后沉江，司马迁受刑后著史，陶渊明挨饿时种豆，李白流放遇赦后捞月，杜甫在茅屋里喊出“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韩愈在蓝关风雪中回头望不到家，苏轼在黄州的荒坡上把苦难炖成了东坡肉，辛弃疾在挑灯看剑的醉梦里至死未能收回中原，关汉卿在勾栏瓦舍里为窦娥喊冤，曹雪芹在黄叶村的茅屋里饿着肚子写《红楼梦》。而王羲之微醺时写下的三百二十四个字成了永远的绝响，顾恺之画完维摩诘像之后好几年不敢点眼睛，阎立本趴在泥地上画水鸟的时候心里在滴血，吴道子在长安佛寺墙壁上画《地狱变相图》时把屠夫们吓得纷纷改行，张旭在公孙大娘的剑光中悟出了笔法的真谛，王维在辋川山谷里把所有的痛苦都化入了“空翠湿人衣”，颜真卿在侄子的头颅前把泪水和墨汁一起滴在纸上，米芾在拜石的时候把世俗的体面踩在了脚下，赵孟頫一辈子活在“宗室仕元”的愧疚里，徐渭九次自杀未遂后把墨汁泼成了葡萄。

　　他们没有一个人是轻松的。他们在各自的深渊里挣扎过、崩溃过、绝望过。但他们都没有被深渊吞没。他们把深渊变成了光焰万丈的诗文与笔墨。这就是文艺最本质的力量。它不是生活的装饰品，它是人在被生活碾压之后从骨头缝里挤出来的那一口气。这口气憋了两千多年，到今天还在我们的血液里流着。每当我们读“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时候，读“史家之绝唱”的时候，读“归去来兮”的时候，读“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时候，读“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时候，读“一封朝奏九重天”的时候，读“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时候，读“醉里挑灯看剑”的时候，读“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的时候，读“满纸荒唐言”的时候，那口气就在我们胸口鼓荡。千秋一寸心，他们在黑暗中点燃的火把，到今天还在照亮我们。

　　（卷五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