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回 白马寺戒心初译出

  天下大势,合久又分。汉祚倾颓后,魏、蜀、吴三足鼎立,干戈扰攘已逾二十年。自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摄摩腾、竺法兰白马驮经至洛阳以来,浮屠之教虽已入华近二百年,却独缺律法行持,那时的僧人不过是剃去须发、身着缦衣,且与黄老方士杂处而居,斋忏仪式亦不过模仿民间祠祀罢了。佛门三学“戒、定、慧”,戒乃根基,根基未立。

  这一桩因缘,终须有人来续。

  却说天竺国中,有一中天竺大国,地处恒河支流之间,物阜民丰,信施隆盛。其中有一大富长者,累世积福,常修梵行。长者晚年喜得一子,生而有异相,眉目清朗,肤色白皙,长者欢喜无量,取名“柯迦罗”——这是天竺音译,若译作华言,便是“法时”二字。

  法时自幼颖悟过人,读书一览便能成诵,文义通畅,不劳再思。家中延请名师教习婆罗门经典,法时于“四韦陀”最为精研,举凡风云星宿、图谶运变之术,莫不该综,远近闻名。年方弱冠,便常自负而言:“天下文理,尽吾心腹。”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法时二十五岁那一年,偶然于街衢间见一僧坊,朱墙斑驳,梵铃声声。他心中一动,信步而入,见案头一部贝叶经书,函题《法胜毗昙》。法时随手取下来翻阅,哪知读来读去,竟然茫然不解。他自幼读书过目不忘,何曾遇过这等事情?当下心中不服,再三细读,反倒是愈发昏漠,忍不住长叹一声:“我积学多年,浪志坟典,游刃经籍,义不再思,文无重览。今日睹得佛书,顿出情外,必当理致钩深,别有精要!”

  于是法时捧着经书,请一老比丘略为解说。那老比丘不过三言两语,法时便豁然开朗,深悟因果之理、三世轮回之道。他当下汗流浃背,跪伏在地,慨然道:“俗书如萤火,佛典如日月,我前半生竟尽在暗室中摸索!”于是弃舍世间荣华,就在那僧坊剃落出家,从此遍诵大小乘经及诸部律藏,精苦修行,尤以律学为专长。

  法时出家之后,好游化四方,不乐专守一处。他先后巡礼中天竺、北天竺诸国,参访善知识,又远至罽宾、大月氏诸地。其间见他国僧团持戒精严、威仪整肃,又闻听东土汉地虽有佛法流行,却独缺律典、未立羯磨受戒之法,心中便生出弘律东游之志。

  光阴荏苒,法时在天竺诸国游化二十余载,已是律学精深、德望宿着的大德。这一日,有商旅自西域来,言说汉地佛法渐盛,只是僧众不依法度,与祠祀杂处。法时闻言,合掌西望,知道他东行的时节到了。

  魏文帝黄初三年,岁次壬寅。这一年,汉中王刘备病殁于白帝城,诸葛亮受托孤之重,蜀汉内外交困。而曹魏北方,文帝曹丕虽然也在病中,却仍勉力维持朝纲,洛阳城中倒还算安定。

  就在此时,一队行脚僧自西域而来,跋涉流沙,跨越葱岭,经历千难万险,终于望见了洛阳城那高耸的城阙。为首一人,形貌清癯,眼含慈光,正是中天竺律学沙门法时——汉译音称“昙柯迦罗”。

  法时师徒一行入得洛阳城中,但见市廛繁盛,车马喧阗,楼阁相望,比起中天竺的王舍城也不遑多让。只是城中虽有浮屠祠数处,却见黄老与浮屠并祀,香火缭绕之间,竟分不清哪是佛堂、哪是道观。

  法时径投白马寺而来。这座东汉明帝所建的第一伽蓝,距此已有百余年,虽见殿宇犹在,却略显颓败。寺中僧众不过数十人,皆是西域来的胡僧与少许汉地剃度之人。法时与寺中僧众一一见礼,彼此以梵语交谈。那些胡僧听说来了天竺大德,无不欢喜踊跃,殷勤供养。

  法时在白马寺住了些时日,渐渐看出了门道来。寺中虽号称僧人,却只是剃去须发、身着缦衣而已,既未受三皈,更无五戒之持。每逢朔望,便学着民间祭祀的样子,摆上供品,焚香叩拜,与祠祀无异。

  法时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忧在心中。一日,寺中几位年长僧人前来拜见,言道:“我等闻天竺佛法昌明,戒律精严,大德远来,可否为我等传授戒法?”

  法时长叹一声,缓缓说道:“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恐难承用。况且律典未经翻译,传戒无所凭依,此事急不得。”

  然众僧再三恳请,法时沉吟良久,终于点头:“也罢。诸部广律卷帙浩繁,一时难以全译,贫僧便从摩诃僧祇部戒本中择其切要者,译出一卷,作为日常持守之用。”

  众僧大喜,纷纷叩谢。

  自此,法时便在白马寺中住锡下来。白日里与众僧讲说律学大意,夜晚则在灯下展卷研读,为译经做预备。寺中虽有一些梵文经卷,但多是经论,独缺律典,法时只能凭记忆将僧祇部戒本背诵出来,再请通晓梵汉双语的僧人协助笔受。

  时光荏苒,转眼已是二十余年。法时自黄初年间来华,本拟译律之后便继续游化他方,哪知中原律典空虚到如此地步,竟半步也离不开。

  魏国虽然经历文帝曹丕、明帝曹叡二朝,两帝皆崇佛法,明帝更是大起浮屠,重修白马寺,然而律法的空缺依旧无人填补。

  魏正始十年正月,一场惊天变故骤然而至。大将军曹爽陪同少帝曹芳出城拜谒高平陵,司马懿趁势发动政变,关闭洛阳城门,控制武库,夺取兵权。不过数日,曹爽一族尽被诛戮,自此曹魏大权尽归司马氏手中。

  此事震动朝野,洛阳城中人心惶惶。白马寺虽在城外,却也感受到那山雨欲来的压抑气氛。然而法时对此充耳不闻,依旧每日译经不辍。他心中清楚,这些俗世的权势争斗不过如浮云过眼,唯有佛法的根基才是真正久远之计。

  司马懿废正始年号,改元嘉平。嘉平二年,岁次庚午,正是公元二百五十年。这一年,法时终于将《僧祇戒心》一卷译成,又在寺中敦请十位梵僧,比照戒本,共同商议羯磨之法。

  所谓“羯磨”,是天竺梵语,大意是“业”或“办事”,在律法中特指僧团议事、传戒等集体仪轨。法时深知,有了戒本还不够,必须有正确的羯磨仪式,才能使受戒如法如律。于是他与那十位梵僧反复推敲,将受戒时应当如何请师、如何白众、如何羯磨、如何授戒等一整套仪轨,逐一确立下来。

  这一日,秋高气爽,白马寺钟鼓齐鸣。法时与十位梵僧端坐大雄宝殿之前,寺中僧众及洛阳城中信众百余人肃立两厢。法时身着赤色袈裟,手持戒本,先为大众解说戒律大意,然后依照羯磨法,正式为汉地僧人传授比丘戒。

  当法时宣告“羯磨成就”四字时,天边祥云涌现,殿前松柏无风自动。在场众人无不感动流涕,跪伏于地,齐称佛号。这便是中夏戒律之始,后世亦尊昙柯迦罗为中国律宗初祖。

  然而法时心中却并无得意之色。他知道,《僧祇戒心》不过是从僧祇部广律中择取的日常戒条,并非完整的律藏。真正完整的律典,还要等待后来之人。

  正是:越流沙万里赴洛阳见僧仪慨然发弘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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