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学校

　　日子过得快，转眼就到了六年级下学期。

　　说起来，我跟郑老师学二胡和笛子，是从五年级下学期才开始的。那时候我已经十岁了，在班上还是年纪最小的——比我大的同学有的十一，有的十二，孙强已经十三了。但我的个子已经开始往上蹿了，虽然还是排在前几个，但至少不像四年级那样站在队尾了。

　　一年半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长到足够让一个拉空弦都吱吱呀呀的门外汉，能完整地拉下几首曲子；短到回头一看，好像昨天才第一次走进郑老师的办公室，接过那支旧竹笛。

　　这一年半，我的成绩说起来有点意思。

　　五年级上学期的时候，我在班上还是中不溜，十几名晃悠。那时候我也没怎么使劲，反正小学这点东西，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上辈子虽然没读大学，但好歹读完了高中。高中的知识都学过，再回头来看小学的课本，那不是跟看小人书一样？别说五年级了，就是直接去参加高考，给我一段时间复习复习，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我不能那么干。

　　一个在班上排十几名的学生，突然考了第一名，老师会怎么想？同学会怎么想？会不会有人怀疑我作弊？会不会有人觉得我撞了大运？更麻烦的是，如果考了第一，老师对你的期望就不一样了。下次考第二，就是退步；考第一，是应该的。到时候你得像拉磨的驴一样，一圈一圈地转，转到最后把自己累死。

　　枪打出头鸟，这个道理上辈子见得太多了。

　　所以我得藏。

　　五年级下学期，我跟着郑老师学音乐之后，成绩开始“慢慢”往上走。五年级下学期期末，“考进”了前十。六年级上学期，“冲到了”第五名。到了六年级下学期，“稳稳地坐在了”第二名的位置上。

　　第一名是付小燕。这姑娘是真的能考，语文数学自然门门拔尖。她不知道，她那个第一名，是我让给她的。每次考试，我都会故意做错一两道题，把总分控制在比她低几分的位置。语文的阅读理解，我故意少写一个点；数学的最后一道大题，我故意跳过一个步骤；自然的填空题，我故意空一个最简单的。

　　我知道这样有点对不起她。但对她来说，考第一名是她的真实水平，是她每天走四十分钟山路、冬天棉裤膝盖上全是霜换来的。她值得这个第一名。如果我一个“突然开窍”的人把她挤下去了，她心里会怎么想？她努力了六年，凭什么输给一个以前中不溜的人？

　　藏拙，不光是保护自己，也是成全别人。

　　班上也有同学问我：“王翔，你成绩怎么进步这么快？”我就笑笑说：“多做了几道题。”再追问，我就岔开话题。时间长了，大家也就习惯了“王翔是第二名”这个事实，不再多问了。

　　付小燕第一，王翔第二，张磊第三——这三个位置，从六年级上学期开始就固定了，谁也没动过。

　　文化课稳住了，音乐那边也没落下。

　　一年半的时间，说不上有多深的造诣，但跟刚开始那个连空弦都拉不稳的自己比，已经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刚开始学二胡那会儿，郑老师让我拉空弦，拉了整整两个星期。声音像拉大锯，吱吱呀呀的，我自己听了都头疼。郑老师不急，我也不急。上辈子打了半辈子工，最大的体会就是——有些事急不来。

　　空弦拉稳了，开始练音阶。do re mi fa sol la si do，从上往下，再从下往上，反反复复，枯燥得要命。但郑老师说，基本功不练好，一辈子别想拉曲子。

　　我信他。

　　练了大概三个月，郑老师开始教我简单的曲子。《东方红》是第一首，旋律简单，节奏也简单。我磕磕绊绊地拉了一个星期，总算能完整地拉下来了。郑老师听完，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说了一句：“继续练。”

　　继续练，继续练。练到手指头磨出了茧，练到手腕不再僵硬，练到弓走得稳了，声音不抖了。

　　到了六年级上学期，我已经能拉《小河淌水》《八月桂花遍地开》这些曲子了。虽然离郑老师那个“圆润饱满”还差得远，但至少听起来像那么回事了。

　　笛子比二胡上手快一些。郑老师说我的气息好，可能是因为每天早上跑步练出来的。吸一口气，能“嘶——”地吐二十五六秒，比一般大人还强。《茉莉花》《采茶扑蝶》这些曲子，我学了几个月就能吹下来了。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在院子里吹了一首《喜洋洋》，隔壁的王大爷听见了，站在墙头喊：“翔子，再吹一个！”

　　唱歌方面，郑老师说我“嗓子里有东西”。他教我用腹式呼吸，找声音的位置，音乐课上教新歌，他有时候让我先唱一遍给大家听。我站起来唱的时候，班里安安静静的，连郑建都不闹了。

　　郑老师说我在音乐上“脑子活”。不是说我多有天赋，是说我能听懂他讲的东西，并且能照着做。有些孩子，老师说十句他听进去一句；我说不上听进去十句，但七八句是有的。这跟上辈子的阅历有关系——四十多年的人生，别的本事没有，听人说话的本事还是练出来了一些。

　　但我在音乐上也藏了。不是故意藏，是水平确实有限。一年半的时间，能把二胡拉到这个程度，在别人眼里已经算“学得快”了。但我知道，如果我不藏，以我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我可以学得更快。但没必要。学音乐不是跟谁比赛，是给自己学的。慢一点，扎实一点，比快而不稳强。

　　六年级下学期一开学，班上的气氛就不一样了。

　　小升初的考试定在六月中旬，满打满算也就三个多月了。以前课间大家都在走廊上疯跑、打闹、嗑瓜子、分辣条。现在不一样了，课间教室里安安静静的，大部分人都在做题。不是老师逼的，是自己急了。

　　我们班三十七个人，真正能考上镇中的，按往年的比例，也就十来个。剩下的要么去更差的学校，要么回家种田、打工、学手艺。这是现实，谁也改变不了。

　　王老师有一次在班上说：“你们别觉得还早。三个月一晃就过。现在不抓紧，到时候差一分两分没考上，后悔都来不及。”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扫过每一个人的脸。扫到我的时候，停了一下。

　　我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她怕我松懈。

　　我没有松懈。

　　从五年级下学期开始，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没有一天停止过跑步，没有一天停止过练琴，没有一天停止过看书。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能吃苦，是因为我知道——这辈子我有的，就是时间。一天一天地攒，一年一年地攒，攒到最后，总比别人多点什么。

　　小升初的冲刺阶段，学校组织了三次模拟考。每次我都控制在比付小燕低几分的位置。第一次低了十二分，第二次低了九分，第三次低了六分。分数越来越近，不是我“追”上来了，是我把藏的那几分慢慢放出来的。

　　我想让大家看到一个“慢慢进步”的王翔，而不是一个“突然爆发”的王翔。这样到了真正的考试，就算考得好一点，也不会太引人注目。

　　六月中旬，考试如期而至。

　　考场设在镇上的中心小学。考试那天早上，我爸骑自行车送我去的。天还没亮他就起来了，把自行车擦了一遍，链条上了油。我出门的时候，他从灶房里拿出两个煮鸡蛋，塞进我书包里。

　　“路上吃。”他说。

　　一路上他没怎么说话。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书包抱在怀里，里面装着准考证、两支钢笔、一瓶墨水、一把尺子、一块橡皮，还有那两个鸡蛋。

　　镇上的中心小学比我们付家庄小学大得多，三层教学楼，操场是水泥的。来考试的学生从各个村的小学来的，乌泱泱的，少说也有两百多人。

　　我看见付小燕站在教学楼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拿着一个本子，嘴里念念有词。张磊蹲在花坛边上，用树枝在地上画小人。我走过去，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你怎么不紧张？”

　　我说：“紧张有什么用？”

　　他说：“也是。”

　　三场考完——语文、数学、自然——走出考场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考场上我没有再藏。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会的都写上，不会的——其实没有不会的。小学的题，对我来说太简单了。但我也没有故意考满分，那太假了。一个以前中不溜的学生，小升初突然考了全校第一，谁信？所以我该错的还是错了几道，把总分控制在了一个“进步很大但不算离谱”的范围里。

　　我爸在学校的铁门外面等着，看见我出来，掐了烟，问：“考得怎么样？”

　　我说：“还行。”

　　他没再问。

　　回去的路上，我想起一件事。

　　前阵子听人说，镇上的初中有一位英语老师，会拉二胡。说是从师范毕业的，在学校的时候学过音乐，二胡拉得不错。全校就他一个人会拉二胡，逢年过节学校搞活动，都是他上台表演。

　　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农村，会拉二胡、会吹笛子的人，本来就是凤毛麟角。

　　小学里头，除了郑老师，整个付家庄小学找不出第二个会拉二胡的。学生里头就更不用说了——蝎子拉屎，独一份。我跟着郑老师学了一年半，在付家庄小学，那是独一个。

　　到了初中，情况稍微好一点，但也好的有限。

　　镇上的初中是方圆几十里唯一的一所中学，从初一到初三，加起来一千多号学生。一千多人里头，能把二胡拉出个调子的，屈指可数。不是说没有，我听说前两年也有学生会吹笛子，被音乐老师看中选进了文艺队。但那是笛子，二胡比笛子难多了。整个初中，能把二胡拉得像样的，估计也就一两个，掰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

　　我不是冲着这个去的。但想到自己这一年半跟着郑老师学的东西，到了初中可能派上用场，心里还是有点高兴。不是虚荣，是觉得——郑老师教我的东西，没白教。

　　一个月后，成绩出来了。

　　那天我正在白莲河边放牛，李国栋骑着他爸的自行车飞一样地冲过来，老远就喊：“王翔！王翔！成绩出来了！”

　　我把牛绳系在树上，跑上坡。

　　他把一张纸条递给我——是他爸去镇上买东西的时候，从学校公告栏上抄下来的。

　　我接过来一看。

　　语文：91，数学：96，自然：88。总分：275。

　　付小燕：270。

　　我比她高了五分。

　　李国栋说：“你第一！你考了全班第一！”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大，河对岸都听得见。我赶紧让他小声点。

　　“有什么好小声的？你考了第一！”

　　“行了行了，知道了。”

　　我把纸条叠好，塞进口袋里。心里有点复杂。这个第一是我“故意”考出来的——不是故意考高，是故意没再压分。我想看看自己到底能考多少，也想给这一年半的学习画一个真实的句号。

　　但我知道，这个第一不能声张。

　　付小燕考了270，比平时低了点，可能是紧张了。如果她知道我比她高五分，心里会怎么想？她努力了六年，每天走四十分钟山路，冬天棉裤膝盖上全是霜。我一个“以前中不溜”的人，凭什么考第一？

　　所以我跟李国栋说：“你别到处说。付小燕平时一直考第一，这次可能没发挥好。你到处说，她知道了不好受。”

　　李国栋看了我一眼，有点不理解，但还是点了头：“行吧，听你的。”

　　张磊考了268，第三名。他倒是无所谓，蹲在花坛边上继续画他的小人。

　　李国栋又说：“你说咱们上了初中，还能在一个班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我想跟你一个班。”

　　我说：“那得看分班考试。”

　　他把纸条塞给我，跨上自行车，说：“走了。”骑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说，“对了，我妈说让你去我家吃饭，晚上。”

　　我说：“好。”

　　他骑着车走了，书包在背上一颠一颠的。

　　我站在坡上，手里攥着那张纸条，风把纸条吹得哗哗响。白莲河在下面流着，不急不慢。

　　第一也好，第二也好，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用自己的节奏走完了这两年。不快不慢，不张扬不退缩。该学的学了，该藏的藏了，该成全的成全了。

　　上了初中，又是新的起跑线。到时候还得继续藏，不能太显眼。但也得慢慢把真本事拿出来，不能藏一辈子。藏和露之间，得找到一个平衡。

　　这个分寸，上辈子我不懂。这辈子，我慢慢学会了。

　　郑老师送我的那把二胡，就挂在我床头。琴筒是红木的，琴杆笔直，琴弓的马尾白得发亮。临走的时候他对我说：“上了初中，找音乐老师接着学。初中的音乐老师比我强，人家是正经科班毕业的。你要是能跟那位英语老师学上两年，比你跟着我强。”

　　我说：“郑老师，你也不差。”

　　他笑了，摆了摆手：“别拍马屁。好好练，别把功夫丢了。”

　　我把二胡装进琴盒，拉好拉链，放在床头。

　　不会丢的。

　　这辈子，再也不会丢了。

　　我把纸条叠好，塞进口袋里，解开牛绳，牵着牛往回走。

　　夕阳把整条山路都染成了金色。白莲河的水声从远处传来，哗啦哗啦的，不急不慢。

　　我想起自己在那篇作文里写的话：白莲河弯弯曲曲，流了一百七十八公里，最后汇入长江。

　　我也要像那条河一样，一直往前走。

　　不急，但不停。

　　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