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五年归乡(上)
牛车沿着官道往南行了两日,震泽的湖岸线在右前方时隐时现。杨砚之坐在车辕上,老黄牛的蹄子稳稳地敲着夯土路面,每走半个时辰便停下来歇一歇。它原是辎重营运粮的牛,拉了一辈子军粮,如今退伍了,拉的还是粮。
离开石鼓渡的第二日傍晚,他在官道边一处废弃的哨卡里过夜。哨卡是吴军的旧哨,笠泽之战后被越军清理过,土墙上残留着箭痕和火烧的痕迹,墙角长满了齐膝高的野草。他把牛车拴在哨卡内侧的木桩上,给老黄牛喂了一把干草,自己坐在土墙根下啃周釜给的粟米饼。饼已经凉透了,然比五年前入伍时那批饼软得多——周釜说改了配方,果非虚言。
入夜后起了风。震泽湖面上吹来的风裹着水腥味,穿过芦苇荡的沙沙声从远处传来,和他在石鼓渡巡边时听到的夜声别无二致。他靠着土墙闭上眼,手指按在腰间的寒霜短剑上,剑鞘上的旧麻布已经被磨得光滑发亮。五年了,这把剑陪他走了五年,从欧冶子的熔炉到笠泽的芦苇荡,如今跟他一起回家。
第三日午后,牛车抵达三江口。
三江口的渡口仍是旧貌——青石板码头被湖水泡得发黑,泊着几条乌篷船和独木舟。渡口边的老槐树还在,树干比五年前更粗了一圈,树皮上的裂纹也更深了,树冠却比从前稀疏了些——前年夏天落过一次雷,劈断了最高的一根枝杈,断口处已经发了新芽,但整棵树的气势终究不如从前。槐树下坐着几个等船的老人,见牛车过来,纷纷抬头打量。有个老太太眯着眼睛看了半天,转过头跟旁边的老头嘀咕了一句“这后生眼熟”,老头摇了摇头,说“眼熟什么,你看见谁都眼熟”。
杨砚之把牛车停在渡口,走到码头边上。他在心里这般称呼它——莫翁的渡口——虽然撑篙的人早已不是莫翁。码头上撑着新船的是个年轻后生,不是莫翁。杨砚之看着那后生手里的竹篙——那根竹篙被磨得光滑发亮,篙头上的铁箍已经锈了,但竹竿本身还是直的。他认出了那是莫翁的旧竹篙。莫翁怕是已经走了。
这撑船的后生皮肤黝黑,肩膀宽厚,撑篙的姿势和莫翁一模一样。他约莫二十出头,赤着上身,腰上系着一根麻绳,每一节竹篙都被他手心磨出了凹痕。
这后生叫阿壳。他爹是个渔户,死得早,他娘改嫁到了江北,他一个人留在三江口,给莫翁当了三年徒弟。莫翁中风那年,他刚学会撑篙。那天莫翁撑着撑着忽然左半边身子就不能动了,竹篙脱手掉进水里,整个人往船舷外歪。阿壳扑上去抱住他,两个人差点一起翻进江里。他把莫翁背回渡口边的草棚,莫翁已经说不出话了,嘴歪着,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淌,只用眼睛看着那条船。阿壳知道那眼神的意思——船不能没人撑。他捡起竹篙,那天第一次独自把船撑到了对岸,又撑回来。船上坐了三个过江的渔民,没有人发现撑篙的是个新手。从那以后,三江口的渡口就是他在守。
莫翁走的那年冬天特别冷。阿壳每日给莫翁喂粟米粥,一口一口地喂,莫翁咽得很慢,有时候喂着喂着就睡着了。走的那天夜里,莫翁忽然睁开了眼,眼睛很亮,和没中风时一样亮。他看着阿壳,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阿壳把耳朵凑过去,听见莫翁说了一个字——“船”。然后眼睛就闭上了。阿壳在渡口边那棵老槐树下挖了个坑,把莫翁埋了。莫翁留下的东西不多——一条旧麻布被子、一口陶鬲、一双草鞋,还有那根竹篙。阿壳把被子和陶鬲给了渡口边的孤寡老妪,草鞋埋在槐树下,竹篙他自己留着。从那天起,他每日天亮前起来撑船,天黑后收船,风雨不改。没有人告诉他该做什么,他只是觉得如果渡口没人撑船,莫翁会不高兴。莫翁不会说话了,但那双眼睛什么都说了。
“去芦花渡。”杨砚之把牛车赶上船。
阿壳应了一声,竹篙在石板上一点,乌篷船便悠悠地滑进了水道。他撑篙的动作很稳,竹篙入水时几乎不溅水花,出水时篙头上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着光。他撑船间回头看了一眼杨砚之腰间的短剑和牛车上的粟米袋,犹豫了一下,问:“你是从笠泽回来的?”
“嗯。”
“我哥也去了笠泽。”阿壳沉默了一会儿,竹篙在水里顿了一下,船身微微一晃。“他叫木根,是左旅的弩手。我娘改嫁之后,就剩我跟我哥两个人。他在家的时候天天骂我笨,说我撑篙的姿势不对,竹篙入水太深,阻力大,撑不快。他自己也不会撑篙——他是弩手,手劲比我大,但撑篙不如我。走的那天早上,他吃了三块粟米饼,喝了一竹筒水,说打完仗回来教我射弩。我站在渡口看着他走,他走到官道拐弯处回头朝我喊了一句——‘看好船’。他到现在还没回来。”
杨砚之握着剑鞘的手指微微收紧。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人——每个被征走的士卒临走前都会说一句话。有人说“等我回来娶媳妇”,有人说“帮我看着我娘”,有人说“家里的田别让它荒了”。这些话他听过无数遍,每一遍都像是往竹简上刻字,刻进去就擦不掉。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左旅的弩手在笠泽打得很好。他们封住了吴军的退路。”
阿壳没有追问。他只是把竹篙撑得更用力了些,船身在水面上划出一条笔直的水痕。乌篷船驶过一片密芦苇时,几只水鸟被惊起,在船头上空盘旋了一圈,又落回了芦苇丛里。
三江口的水路是越国的交通动脉,两岸密密匝匝的芦苇荡里藏着无数条水道,宽的能走乌篷船,窄的只容独木舟通过。不时能看见渔民的独木舟在水道中穿行,船头的鱼篓里银鳞闪烁。有几个渔民认出了杨砚之——不是认出他这个人,而是认出他腰间那把短剑和牛车上的粟米袋。越军退伍士卒的标准装束,他们见得多了。笠泽之战后,三江口每隔几日便有退伍士卒经过,有的走路,有的搭船,有的赶着牛车。他们大多沉默寡言,问一句答一句,从不主动说起战场上的事。
“打完仗了?”一个老渔民隔着船舷问。他蹲在独木舟上,手里攥着一张刚收上来的渔网,网眼里嵌着几片银色的鱼鳞,但没有鱼。他身边蹲着一个半大的孩子,约莫十一二岁,正在往鱼钩上穿蚯蚓,手指被蚯蚓的黏液弄得发亮。老渔民姓孟,三江口的人叫他孟老爹。他这辈子打过最大的仗就是和震泽里的风浪斗——有一年台风掀翻了他的渔船,他在水里漂了半天,被冲到芦苇荡里,捡回一条命。从那以后他再也不在刮风天出海。他的两个儿子都被征走了——长子去了艾陵,死在齐国,尸骨没运回来,只在易口邑的驿馆里留了一面写了名字的木牌。次子去了笠泽,至今没有音讯。他每日带着孙子来渡口附近下网,不是为了捕鱼——震泽的鱼还没回来,他知道。他来这里是为了等。等不到儿子,也许能等来一个消息。哪怕是个坏消息,也比没有消息强。
“打完了。”
“吴国是不是真败了?”
“败了。笠泽一仗,吴军主力折了大半。”
孟老爹沉默了片刻,复点了点头,像是确认了一个早已知道的消息。他把渔网收上来,网里空空如也,只有几根水草。他身边的鱼篓也是空的,篓底的竹篾上只沾了几片干涸的鱼鳞。他孙子在旁边嘟囔了一句“阿公,今天又没有鱼”,孟老爹没有回答,只是把渔网重新撒进水里。渔网在空中张开,像一朵灰色的花,落在水面上,激起一圈细密的涟漪。“打完就好。打仗的时候鱼都躲了,打完仗,鱼就回来了。”他顿了顿,喃喃补了一句,“阿石也快回来了。”
杨砚之听到“阿石”两个字,手按在船舷上。他想问是哪个阿石——是芦花里的石阿石,还是别的阿石。但他没有问。孟老爹已经撑着独木舟划远了,他孙子的手在船尾划拉着水面,留下一道细细的波纹。杨砚之望着那叶小舟消失在芦苇丛中,心里默默记下了孟老爹的那句话——“哪怕是个坏消息,也比没有消息强。”
船行了约莫一个时辰,水道渐渐变窄,两岸的芦苇越来越密。杨砚之认出了这段水道——芦花渡快到了。他坐直身子,手不自觉地握紧了剑鞘。五年前他从这里私出,心里只有一件事:去越营,变强,回来保护阿爹。五年后他回来了,变强了,然阿爹已不在了。
芦花渡的码头出现在前方。码头仍是那座旧码头——几根木桩,几块青石板,石板上覆着一层薄薄的青苔。木桩上拴着两条旧渔船,船舷上落了厚厚一层鸟粪。码头后面就是那片熟悉的芦苇滩,芦苇滩后面是老槐树,老槐树后面是芦花里的土坯房。
杨砚之牵着牛车走下船板。牛蹄踩在青石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码头上没有人,午后的阳光安静地洒在石板缝里的青苔上。一只水鸟站在木桩上歪头看着他,然后振翅飞走了。
这天午后,芦花里和往常一样安静。
晒网场上,阿江正蹲在两条渔网之间补网。他的手指比五年前粗了一圈,指节上全是老茧,但穿网梭的动作比从前更快——梭子从网眼里穿过去,手腕一翻,结就打好了。他光着脚,裤腿卷到膝盖,小腿上有一道新添的伤疤——上个月在芦苇荡里割芦苇时被苇茬划的,伤口不深但很长,已经结了暗红色的痂。他的膝盖上摊着一团乱麻,是他早上从旧渔网上拆下来的,准备搓成新绳。这五年他每日天不亮就起来,先带着后生们在晒网场上跑五圈——那是杨砚之教的规矩,跑完五圈才开始一天的活计。跑圈的时候他跑在最前面,身后是十几个后生,有人打哈欠有人揉眼睛,但没有一个敢掉队。他已经不是那个在大槐树下学活套时拇指按得太死的后生了。值夜哨排班表刻在竹简上挂在老槐树下,活套打结每周练一次,竹刺每月换一批新的。晒网场边上堆着阿木昨日新削的竹刺,每一根都削得粗细均匀,尖端锋利,在阳光下泛着淡青色的光。他身后的地上摊着半张还没补完的渔网,网眼破了一个拳头大的洞——那是上次台风刮断的,他一直在补,补了拆,拆了补,总不满意。
阿江的儿子小江蹲在他旁边,一岁半,刚学会走路,摇摇晃晃地抓着阿江的裤腿。小江手里攥着一个草编的小鱼,是阿囡给他编的,已经被他咬得变了形。阿江媳妇是李家里渔户的女儿,嫁过来两年,每日清早和王婆婆一起上山采药。此刻她正蹲在晒网场边上帮阿木挑竹刺——粗细不均匀的不要,尖端不够锋利的不要。
阿木蹲在老槐树下,手里攥着一块桃木,正在刻第六个木人。他的刻刀是新磨的,刀锋在桃木上划过时发出轻微的沙沙声。木人的轮廓已经出来了——穿着皮甲,手里握着一把短剑。皮甲上的纹路是用刀尖一点一点戳出来的,每一刀都要在桃木上停一瞬,感受刀尖入木的深度。短剑的剑刃上他刻了细细的波纹,每一道都尽量均匀,有些地方刻得太深了,他就把旁边也刻深一些,让整道波纹看起来还是一体的。前五个木人他都留着——第一个太胖,刻出来像个弥勒佛,他看了半天自己都笑了;第二个太瘦,瘦得像根竹竿,阿江说这是“饿死鬼杨砚之”;第三个胳膊刻断了,他舍不得扔,用麻线绑起来放在床头,每日睡前看一眼;第四个刻得太急,手指被刻刀戳了个口子,血滴在木人脸上,怎么擦都擦不掉,那个木人的左脸至今有一小块暗红色的印迹。第五个他给了杨砚之。前四个放在自己床头的木匣里,从来不让人看。他刻木人的时候从不抬头,整个人缩在槐树根下,像一块安静的石头。每次刻完一个,他都会把木人举到眼前,对着日光转一圈,看看有没有哪里不对。有一次他刻到半夜,陶灯里的鱼油烧干了,他就着灶膛的余火继续刻,刻到天亮,木人手里那把短剑的剑刃上多了一道浅浅的弧线——那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他记得杨砚之的剑刃上有波纹。
阿木从前不这样的。从前的阿木除了刻碑什么都不会,说话还会脸红,跟阿囡借根麻绳都要犹豫半天。杨砚之走的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老槐树下刻了一整夜,刻出了一个不像杨砚之的杨砚之——头太大了,身子太小,胳膊一长一短。他看着那个木人看了很久,没有扔,把它埋在老槐树根下面,然后重新找了一块桃木开始刻第二个。没有人让他刻,他自己要刻。好像刻了木人,杨砚之就还在芦花里。好像把木人刻好了,杨砚之就会回来。
阿山在后山。他蹲在青石梁上,正在检查最远那个活套的绳索。这个活套是他三年前设的,专门套野猪——后山的野猪越来越多了,拱坏了好几次陷阱。野猪的力气极大,普通的麻绳套不住,咬断了就跑。阿山试过麻绳、竹篾绳、浸泡过鱼油的麻绳——最后发现用三层麻绳绞成一股再浸鱼油最结实。他在绳索外面裹了一层削尖的竹篾,野猪越挣扎竹篾扎得越深。这是他跟杨砚之学的——陷阱不是越隐蔽越好,是要让猎物在错误的方向上用力。就像杨砚之在笠泽设的伏兵一样,吴军以为溃退是真的,越用力追,陷得越深。
他在后山待了十几年,每一条兽道都烂熟于心。他能在闭着眼的情况下摸到青石梁下的泉眼,能分辨出野鹿和野猪的蹄印——野鹿的蹄印是两瓣,野猪的蹄印是两瓣加两个小圆点,那是蹄甲留下的。他知道哪片山坡上的野果最早熟,知道哪条山涧里的水冬天不冻,知道哪棵松树上有松鼠的窝,窝里有几只小松鼠。杨砚之走后的这些年,他每隔两个月就把后山的陷阱全部检查一遍。有些陷阱设在悬崖边上,来回一趟要翻两个山头,翻山的时候要从一片碎石坡上爬过去,脚踩在松动的石头上,石头哗啦啦往下滚,滚到谷底要很久才听到回声。他独自一人,背着猎弓,带着干粮和水筒,一去就是一整天。他从没落过一次。杨砚之走的时候把后山所有的陷阱位置都用竹简画了图留给他,他把那张图背了下来——不是看竹简背的,是走出来的。每走一次就在脑子里记一遍,走到后来那张图已经长在他脚底下了。闭着眼也能摸到每一处木刺的位置、每一根绳索的拉力、每一道竹刺的倾斜角度。
他检查完活套的绳索之后站起身来,用袖子抹了把脸上的汗。这时他远远看到渡口方向的芦苇丛中惊起几只水鸟——不是一两只,是一片,至少有十几只同时飞起来,在水面上空盘旋着不肯落下。他眯起眼睛看了片刻。水鸟不会无缘无故惊飞——除非有船经过。今天这个时辰不该有船。他提起猎弓,朝山下走去。
王婆婆在院子里晒艾草。她的头发全白了,驼背比五年前更厉害,手指粗糙变形得几乎握不拢拳头,但指甲缝里仍是那熟悉的草药绿渍。她每日清早起来,先把灶上的粟米粥熬上,然后去院子里翻晒草药。这个习惯她保持了二十多年——从她还是个年轻媳妇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时候她婆婆教她认草药,说她手笨,她不服气,每日上山采药回来对着竹简上的图谱一株一株地认。后来婆婆走了,她把婆婆的药方一条条记下来,记了满满两卷竹简。
此刻她把刚采的艾草往竹席上摊,艾草的香气在午后的阳光下蒸腾起来,弥漫了整个院子。她摊艾草的动作很慢,因为手指已经不太听使唤了——艾草的茎秆又细又脆,用力大了会断,用力小了拿不住。她的眼睛也不如从前了,只能看个大概轮廓,但她不需要看——她摸了一辈子草药,光凭手感就能分辨出艾草和野蒿的区别。艾草的叶子背面是灰白色的,摸上去像一层细绒;野蒿的叶子背面是绿的,摸上去光滑无毛。她闭着眼也能分出来。
她知道杨砚之回来的消息比阿江还早。阿壳在渡口接船时,就已经让一个撑独木舟的渔民抄水路先赶过去报了信。那渔民在院门口喊了一声“王婆婆,阿砚回来了”,她手里那捆艾草就掉在了地上。她扶着院墙站起来,腿抖得厉害,不是腿软,是人老了,一激动就抖。她走到院门口,朝渡口方向望了又望,望了很久才想起灶上的粟米粥要糊了,又颤巍巍地走回去把陶鬲端下来。
此刻杨砚之还没走到她的院门口,她先把散落在地上的艾草一根一根捡起来,抖掉泥土,重新摊在竹席上。她的手一直在抖。
石老歪坐在自家堂屋的土台上,腿上盖着旧羊皮,手里握着那枚青铜里君印。他听到了牛车的轱辘声——那头老黄牛的蹄子踩在土路上,不紧不慢,每一步之间的间隔完全一样,说明牵牛的人没有赶它,只是由着它走。会这样牵牛的人,不急。不急的人,要么是回家,要么是来算账。石老歪握紧了竹杖。
王婆婆是第一个看见杨砚之的人。她正在翻晒艾草,院门开着,直对着里口的土路。这些年她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听到渡口方向有动静,就会抬头看。她等了五年,每一次抬头看到的都是打鱼的阿江、采药的阿山、送信的阿海,不是杨砚之。她已经习惯了这种失望,习惯到抬头的时候心里已经不抱期望了,只是脖子不由自主地抬起来,像一个老掉的习惯改不掉。
今天她又抬头了。
杨砚之牵着牛车出现在土路尽头时,夕阳正从他身后打过来,将他的轮廓镀成一层淡金色。她眯起眼睛看了很久。她的眼睛不如从前了,只能看个大概轮廓——那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麻布短褐,腰间佩着一把短剑,身后跟着一辆牛车,车上堆着粟米袋。她嘴唇动了动,手里那捆艾草掉在地上,散了一地。
“阿婆。”杨砚之站在院门口。
王婆婆的眼圈红了。她伸手在他脸上摸了一下——那双粗糙变形的手指触到他的脸颊时抖得更厉害了。然后她收回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嘴里絮叨开了:“瘦了。在军营里没吃好吧。我就说当兵没好事,你偏要去。你阿爹他……已经走了两年了。你阿爹当年拦不住你,我也拦不住你。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你还没吃饭吧?灶上还有粟米粥,我给你热热。”
杨砚之端着陶碗的手停在半空中。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灶膛里跳动的火苗,看了很久。王婆婆没有催他,只是把那碗粟米粥重新端回灶台上热了一遍。
她转身往灶房走,走了两步又回头,像是怕杨砚之跑掉似的。灶房里的粟米粥还冒着热气,灶台边上摆着一排陶罐,每一罐都贴了竹片标签。标签上的字歪歪扭扭——治风寒的紫苏、止血的三七、退热的柴胡、驱寒的艾叶。
“阿婆,这些标签是您写的?”
“阿囡教的。她跟里正学了两百多个字,回来教我一个。我一个老太婆学什么字,但她说不行,得学。她说你走的时候在竹简上写了那么多药的用法,她不认识的字让我帮她认。后来石里正说阿囡聪明,学得快,她就反过来教我了。囡囡这孩子,我没白疼她。”王婆婆说起阿囡时,脸上浮现出一种祖母特有的骄傲,那种骄傲藏在她满脸的皱纹里,不仔细看发现不了。
杨砚之坐在灶房的小木墩上喝着粟米粥,粥是陶鬲里刚盛出来的,热气扑在脸上带着粟米特有的甜香。王婆婆坐在旁边的草席上继续絮叨。她说话的时候手里不停活——把掉在地上的艾草一根一根捡起来,抖掉泥土,重新摊在竹席上。说到陈老爹家的老婆子时,她的手停了一下,手里那根艾草悬在半空中。
“那晚特别冷,翌日清晨起来她身子就凉了。没什么病,就是老了。大家凑了粟米给她办了丧,埋在陈老爹家的地边上。陈老爹没哭,他这个人一辈子没哭过,但他那天早上坐在门槛上,手里攥着他老婆子的一只草鞋,一直坐到天黑。我给他端了一碗粟米粥,他没喝。粥凉了,我端回来热了再端过去,他还是没喝。翌日清晨我去看他,他歪在门槛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那只草鞋。”
杨砚之端着陶碗的手又停住了。他记得陈老爹的老婆子——瘦瘦小小的一个老太太,总是坐在老槐树下织草鞋,织了一辈子草鞋,全里的人都穿过她织的鞋。他脚上这双草鞋就是她织的,鞋底比别人的厚一层,因为她说阿砚的脚底薄,走远路容易磨泡。
王婆婆继续往下说。她说的这些人,有些杨砚之记得,有些他没见过。孙篾匠前年走的,他的手艺传给了徒弟小孙——小孙是你走后从山阴西乡迁来的。山阴西乡那年大旱,田里的粟米长得还没膝盖高,小孙一家五口饿死了三个。他跟着逃荒的队伍走了半个多月,到了芦花里时已经饿得皮包骨头,眼窝深陷,锁骨凸得像两根木棍。孙篾匠收留了他,教他编竹篓、编鱼篓、编竹席。小孙手笨,学了半年才编出一个歪歪扭扭的竹篓,篾条间距宽窄不一,篓口收得也不圆。孙篾匠看了一眼,说:“能用。”这两个字小孙记了一辈子。前年孙篾匠走的时候,把全套家伙什都留给了他——那把磨得只剩半截的篾刀,那把豁了口的刮篾刀,那把被篾条磨得光滑发亮的竹尺。小孙接过那把篾刀时,跪在师傅床前磕了三个头,额头撞在泥地上咚咚响。如今芦花里用的鱼篓和竹席都是他编的,手艺仍不如师傅,篾条的间距偶尔还是不均匀,收口的时候偶尔还是会歪,但编出来的东西结实耐用。他还学会了自己补篾刀——篾刀钝了,就在石头上磨,磨的时候要不停地蘸水,不然刀口会退火。这个法子是孙篾匠临终前教他的最后一件事。
“还有赵大家的长子赵勤,三年前在易口邑给人扛活时被牛车撞断了腿。那天他扛着一袋粟米过街,牛车从巷子里冲出来,车轮从他右腿上碾过去。骨头断了,没接好,现在瘸了,在家编鱼篓为生。他编的鱼篓比小孙的好——赵勤手巧,从小就会编东西。但他脾气不好,每次有人去拿鱼篓,他都要把人骂一顿,嫌人家催他。其实没人催他,是他自己急。他怕编不完。他爹赵大前年走的,也是冬天,比陈老爹家的老婆子晚一个月。赵大走的时候赵勤没哭,他把编好的鱼篓一个个摆在赵大床前,说‘爹,你看,我能养活自己’。赵大没听见,眼睛已经闭上了。李家里一个老妪的孙子去年进山砍柴失踪了,她每年春天都来山里找,已经找了三年。她逢人便问‘你见过我孙子没,他这么高,脖子上挂着一颗野猪牙’。没人见过。”
王婆婆把最后一把艾草摊好,用手掌轻轻按平。“里中老了很多人,也添了几个新娃娃。你走那年阿江还没娶媳妇,现在他儿子都会走路了。”她忽然停了一下,像是想起了什么,“你走那年,阿水他娘还在。她走的时候一直念叨阿水的名字,念了整整一夜,天亮的时候声音越来越小,后来就听不到了。阿石他娘还在,头发全白了,每日坐在院门口朝渡口方向看。她不说等谁,但大家都知道。”
杨砚之喝完粥,把陶碗放在灶台上。陶碗底还有一小口粥没喝完,他站起来,走到院里,帮王婆婆把散落的艾草捡起来。艾草的香气沾在他手指上,久久不散。
全里三十余户人家,每家一石粟米、半匹麻布。十石粟米刚好分完,两匹麻布裁成小段分给了各户。五十枚蚁鼻钱按户均不到两枚,他全给了王婆婆——不是给她一个人的,是让她替里中孤寡老人存着,谁生病了需要买药就从里面出。分粮时全里的人都来了。老槐树下排起了长队,有人拎着陶罐,有人抱着竹篓,有人直接用手兜着衣襟。阿江负责扛粟米袋,阿木负责量麻布尺寸,杨砚之一个一个地念名字——每家多少口人,分多少粮,竹简上写得清晰分明。
阿石他娘排在队伍中间。她的头发全白了,走路颤颤巍巍,手里抱着一只空陶罐。轮到她的名时,阿江从粟米袋里多舀了一瓢——不是杨砚之交代的,是他自己多舀的。阿石他娘没有抬头,只是把陶罐往前推了推,说了声“够了”。她的声音很小,像是很久没跟人说过话。
分粮的时候赵德发也来了。
他比五年前老了不少,须发花白,脸上的横肉也松垮了。五年前杨砚之临走时搞掉了他往吴军运粮的差事,罚了他八十石粟米,从那以后他在芦花里就成了一个普通富户——还有地,还有存粮,但再也没有官面上的靠山。他的管家已经换了人——不是当年那个穿靛蓝织锦深衣的管家,而是一个干瘦的老头,穿着粗麻短褐,手里提着一小袋粟米。
新管家姓孟,是赵德发的远房侄子,从易口邑逃荒过来投奔。他原本在易口邑开过一个小粮铺,生意被兵乱搅黄了,欠了一屁股债,投奔赵德发是想讨口饭吃。赵德发让他当管家不是因为信任他——赵德发早就不信任任何人了,而是因为孟管家是他唯一的亲戚。孟管家每日处处小心,生怕做错事被赵德发赶走。他每日起得最早,睡得最晚,赵德发骂他他低头听着,赵德发摔东西他弯腰捡起来。他不敢抱怨,因为离了赵家,他在芦花里没有任何立足之地。
赵德发站在人群最外围,没有挤上来,只是远远看着。他看到了杨砚之分粮的样子——一个一个地念名字,每家多少口人,分多少粮,写得清晰分明。他看到了石老歪坐在老槐树下的石墩上,手里攥着那枚青铜里君印,看着杨砚之分粮时眼角微微动了动。他还看到了阿江、阿木、阿山——这些后生从前在他面前连头都不敢抬,如今站在杨砚之身后,肩膀宽了,眼神也变了。他知道芦花里已经不一样了。五年前他还可以用粮食拿捏里人,如今杨砚之带回来的粮食比他仓里的还多。
他最终走到了牛车前,把那一小袋粟米放在杨砚之脚边。“给陈老爹家的。不是我给——是我欠陈老爹的。”他的声音生硬,没有多说一个字,转身便走了。杨砚之看着他的背影,把那一小袋粟米收下了。五年前他当众说“赵老爷常在河边走,鞋总会湿的”,如今赵德发的鞋已经湿透了。然赵德发终究还是来了,带着一小袋粟米——以赵德发的性格,能让他低头的事只有一件:他已经彻底认清了形势。这一刻起,芦花里最后一股旧势力的残余,在不动一刀一戈中消解了。
孟管家跟在赵德发身后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朝杨砚之拱手作了一揖。他没有说话,只是鞠了一躬,复又小跑着跟上了赵德发。
石老歪拄着竹杖从自家院子里出来。他走得极慢,每一步都要把竹杖点在身前最稳的石板上,右腿拖在后面,几乎使不上力——那是五年前吴兵踹伤的旧伤,伤好之后筋就缩了,走路只能靠左腿使劲。右腿在地上拖出一道浅浅的沟痕。但他还是走到了老槐树下。他比五年前老了太多,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干裂的河床。然他坐在石墩上时腰仍是直的,眼神仍是亮的,手里那枚青铜里君印被磨得光滑发亮。这枚印他握了二十年,印纽上的纹路都被磨平了,但泥封盖上去依然清晰。
“你回来了。”石老歪上下打量着杨砚之,“比走的时候壮了。在越营干到什么位置?”
“卒长。”
“卒长。”石老歪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眼角微微动了动,“管多少人?”
“不到两百。”
“两百人,够把芦花里围一圈了。”石老歪说这话时语气平淡,但杨砚之听得出来,他在拐着弯问杨砚之有没有带人回来。石老歪当了二十年里君,最擅长在话说出口之前就想好三句之后的事。他在担心杨砚之的归来会不会给芦花里招来麻烦——一个越军的退伍卒长,如果在芦花里住下来,越国的密探迟早会来。
“我一个人回来的。役满了,退了伍。不会有人跟来。”
石老歪看了他一眼,没有说信,也没有说不信。他只是从怀里掏出一片竹简,递给杨砚之。竹简上刻着里中户口——各户人口、公田收成、赋税记录。字迹有些潦草,但每一个数字都清晰分明。这片竹简是他自己刻的,他识字不多,只能刻数字和最简单的几个字。那些数字在他心里烂熟——每年冬天刻一次,把死了的人刻掉,把新生的人刻上。每次刻掉一个名字,他都会在那个名字旁边点一个点,不仔细看发现不了。(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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