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收忙到第三天，地里的麦子总算割完了大半，摊在打麦场上晒着，风一吹，麦壳子飘得满场都是。
晚饭是在打麦场边的窝棚里吃的。娘拎着一瓦罐绿豆稀饭过来，就着咸菜啃杂面馍。爹蹲在石磙上，抽着自卷的旱烟，慢悠悠跟我说：“跟你舅说妥了，后天一早就走，先去干俩月试试，实在干不惯，就回来种地。”
娘手里的碗顿了一下，抬头瞅了我爹一眼，没说反对的话，只转头嘱咐我：“去了外头别抠着吃饭，工地上活儿熬人，饿坏了身子可不是闹着玩的。”我闷着头嗯了一声，嘴里的馍忽然就咽得费劲。
那天晚上回到家，娘就翻箱倒柜给我收拾东西。旧帆布包是我上高中时用的，洗得发白，边角还补了两块补丁。娘先往里塞了两身换洗衣裳，又把我爹那件没穿几回的蓝布褂子叠得平平整整放进去，说县城早晚风凉，能搭着披披。
收拾到最后，娘又从灶屋抱来个粗布包，里头是馏好的杂面馍、一小罐腌蒜瓣，还有一瓶她自己熬的酱豆子。“路上饿了就吃，到了工地就着馍下饭，比外头买的合口。”娘一边往包里塞一边念叨，塞得帆布包鼓鼓囊囊，拉链都快绷不住。
我坐在床沿看着她忙，煤油灯的影子晃啊晃，照得娘鬓角的白发格外显眼，发梢还沾着点没拍干净的麦糠。我想说我都十八了，不用这么麻烦，话到嘴边打了个转，又咽了回去。我们这儿的人都这样，疼人从来不说软话，全往你包里塞吃的。
第二天一早，我刚拿起扫帚扫院子，王婶子就挎着竹篮子过来了，篮子里卧着二十个煮鸡蛋，还冒着热气。“听说建国要去县城干活？”王婶子把篮子往堂屋桌上一放，嗓门亮堂堂的，“拿着路上吃，工地上饭寡淡，垫垫肚子。”
我娘赶紧往外推，说家里有鸡蛋，不用这么客气。王婶子脸一摆：“跟我客气啥？咱街里街坊住了半辈子，孩子头一回出远门，我当婶子的给几个鸡蛋算啥。”推来推去最后还是留下了，娘转头跟我说，等新麦磨了面，先给王婶家装半袋送过去。
上午爹带我去乡集上剪了个头，又给我买了双新解放鞋，厚胶底的，走路不磨脚。爹付钱的时候，数了好几遍手里的毛票和分币，我站在旁边没吭声，心里头沉得像压了半袋麦。
走的那天是个大晴天，天刚亮透，爹就扛着我的帆布包，送我去村口等班车。路上碰见早起拾粪的李大爷，问清我是去县城干活，笑着拍我肩膀：“建国出息了，去城里挣大钱，以后可别忘了咱淮河沿的村子。”我挠挠头笑，说啥大钱，就是去出力气干活。
村口的大槐树还立在那儿，麦收时搁的白铁桶已经撤了，忙季一过，就不用再摆免费茶水了。风从淮河那边吹过来，带着点水汽，裹着田地里残留的麦香，凉丝丝的。
班车突突突冒着黑烟开过来的时候，我爹把帆布包递到我手里，憋了半天才憋出几句话：“到了跟你舅好好干，别耍小聪明，踏实做事。钱不够了就往家捎信，别硬撑着受委屈。”
我点点头，爬上班车。车开起来的那一刻，我扒着车窗往后看，我爹还站在大槐树下，背着手，身影越来越小。路边的麦茬地一片接一片往后退，村子的土坯房、晒麦场渐渐模糊，只有远处的淮河，泛着白亮亮的光，像条银带子缠在田埂尽头。
我把脸靠在车窗上，风刮得脸有点疼。长这么大，我头一回离开凤台的这片地，头一回往县城那么远的地方去。脚边的帆布包沉甸甸的，装着馍，装着酱豆子，装着一整包家里的烟火气。
那时候我还傻呵呵地想，不就是去县城干几个月活儿嘛，过年就回来了。我哪儿知道，车轱辘这么一转，有些路走出去了，就再难像从前那样，轻轻松松地回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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