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元年。
十七岁的姜夔从汉川出发,沿江东下,回到鄱阳。
这是他第一次独自走这条水路。姐姐原本要陪他回去,被他拒绝了。姐姐刚生了第二个孩子,姐夫走不开,家里一摊子事。姜夔说:“我自己能行。“姐姐看着他,欲言又止,最后塞给他一小包干粮和几块腌肉,说:“考不考得上不重要,人回来就行。“
姜夔把干粮接过去,没有说话。
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回去。
不是想去,是不得不去。
鄱阳考场设在县城东边的贡院里。贡院不大,灰墙黑瓦,门口站着两个老吏,表情木然,像两尊石像。考生们排着队,鱼贯而入。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奇怪的神情——不是紧张,也不是兴奋,而是一种被押送上刑场的犯人特有的认命。
姜夔那年十七岁,个子矮,站在队伍里像个孩子。
他排在一群比他大十岁、二十岁的人中间,听他们低声交谈。有人抱怨今年的考官难伺候,有人打赌今年的主考官偏爱哪种文风,还有人干脆躺在廊下打起了盹。
姜夔站在角落里,把袖子里的入场牌攥得紧紧的。
入场牌是木头的,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和座号。他叫姜夔,字尧章,籍贯饶州鄱阳。他把这几个字在心里默念了很多遍,像是要把它们刻进骨头里。
他怕自己忘了。
三场试毕。
第一场帖经,第二场论,第三场策。
姜夔在第一场就出了问题。帖经考的是背诵儒家经典,题目是《礼记·曲礼》里的一段话,姜夔明明背过,却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个字怎么写了。
他急得满头大汗,笔尖在纸上点了一个墨点。
那个墨点后来变成了他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东西——一个孤零零的墨点,像一滴眼泪,洇在纸的正中央。
他后来用了很久才把那一页翻过去。
但贴经一题零分,其他题目答得再好也没用。
放榜那天,他挤在人群里看榜。从最后一名往前找,找到第一百名,没有他。找到第五十名,没有他。找到第十名——
没有他。
他站在原地,看着那张红纸上密密麻麻的名字,觉得那些字在转。
周围有人在欢呼,有人在哭,有人呆呆地站着不动。姜夔站在人群里,像一根被风吹倒的草,没有人在意他。
他转身走了。
回汉川的路上,他坐在船舱里,把那篇没写完的帖经默了一遍。
写完之后,他发现不是他忘了,而是那个字有两个写法——一个是郑玄的注本,一个是孔颖达的疏本。考官的题目用的是疏本的写法,他答的是注本的写法。
严格来说,两个都对。
但他的卷子作废了。
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船老大。船老大是个粗人,听不懂,只问他:“中了没有?“
他说:“没有。“
船老大说:“那就再考呗。“
姜夔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是啊,那就再考呗。
三年之后再来就是了。
淳熙四年,第二次。
这一次他提前半年开始准备,把《礼记》从头背到尾,一个字不落。帖经全答对了。
但论出了问题。
题目是“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论语》里的一句话,历代注家对这句话的理解分歧极大,有说是孔子愚民思想的,有说是别有深意的。姜夔写的是第三种理解——他认为这句话的关键不在“民“,而在“使“字,是说治理者要有教化的能力,而不是强迫百姓接受。
他的论点很新,但考官显然不喜欢。
落榜。
淳熙七年,第三次。
这一次他长了记性,专门研究了近三年考官的文章风格,揣摩他们的喜好。他发现考官喜欢“平稳“,不喜欢“出新“。于是他把自己那些尖锐的见解全藏起来,写了一篇四平八稳的八股文。
帖经满分,论中规中矩,策写的是“农桑之本“,也是老生常谈。
他以为这次稳了。
放榜,一百二十七名,没有他。
他站在贡院门口,看着人群散去,忽然明白了:他以为自己在揣摩考官,其实考官也在揣摩他——他们看出了他的怯懦,看出了他没有真正想说的话。
他写的东西,没有一句是真的。
第四次,淳熙十年。
他已经二十六岁了。
从十七岁到二十六岁,九年时间,四次往返鄱阳与汉川。船老大换了两三个,贡院门口的柳树被砍了一棵又补了一棵,鄱阳城里的茶馆换了几家招牌。只有他,还是那个从汉川来的少年,还是那个坐在舱里默背帖经的书生。
这一次,他没有告诉姐姐他回去了。
他一个人上路,一个人考试,一个人看榜。
放榜那天,他没有去看。
他起得很早,在客栈里把行李收拾好,然后走到城东的江边,找了一条去汉川的船。
船开了,他才问船家:“榜出来了吗?“
船家是个年轻的汉子,回头看了他一眼,说:“你没去看?“
“没看。“
“那你怎么知道你中没中?“
姜夔说:“我知道了。“
船家觉得这人有点怪,但也没多问。撑起篙,船缓缓离岸。
姜夔坐在船舷边,看着鄱阳的城墙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条线,消失在水雾里。
他想:那个墨点,大概永远也不会从他心里消失。
但他不想再在它上面写字了。
姐姐问起考试的事,他说:“没中。“
姐姐说:“下次再去呗。“
他说:“不去了。“
姐姐愣了一下,问:“为什么?“
他想了想,说:“科举这条路,不是给我开的。“
姐姐不懂什么叫“不是给你开的“。她是个乡下女人,不懂什么科举、功名。但她看得出来,姜夔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没有沮丧。
没有沮丧。
她后来跟姐夫说:“我弟弟,好像放下了什么。“
姐夫正在修一把锄头,头也不抬地说:“放下了好。放不下才累。“
姜夔那天晚上,一个人在院子里坐到很晚。
他抬头看天,看见了北斗七星。他不知道北斗七星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它们永远指向北方。他想起父亲说过的那句话:“如果我不想效力呢?“父亲说:“那你就写他们的日子。“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他忽然明白了——他不想写“他们的日子“,也不想写“科举的路“。
他想写的,是别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他还不知道。
但他觉得,那条路好像在他脚下慢慢出现了。
很多年后,姜夔在一首诗里写过科举这件事:
“少小知名翰墨场,十年心事只凄凉。“
那是他三十岁以后写的,回忆的笔调,带着一种过来人的平静。
但在这首诗里,他没有说的是——那“十年“,他浪费的不只是时间,还有对“标准答案“的迷信。那种迷信像一张网,把他牢牢罩住,让他写了那么多言不由衷的文章,说了那么多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他花了十年,才从那张网里爬出来。
爬出来之后,他看见的天,和以前不一样了。
那是后话。
此刻,二十六岁的姜夔坐在船头,江水从脚下流过,两岸是金黄的油菜花田。三月的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和花的气息。
他忽然想起汉川山阳村外那条小河,想起废弃学宫里那张古琴。
他想起那个音。
很低,很凉,像从很深的水底浮上来的。
那个音,他记了十二年。
他忽然觉得,也许那个音,才是他这辈子真正想写的字。
不是《礼记》的帖经,不是《论语》的注解,不是考官喜欢的那种“平稳“。
是那个音。
是那个让他记了十二年,却从未对任何人说过的音。
他把这个念头藏在了心里,像藏一枚种子。
船继续往西走,鄱阳越来越远,汉川越来越近。
姜夔闭上眼睛,江风把他的头发吹乱了,他也不管。
他想:下次再去扬州看看。
他听说扬州是个好地方,有很多酒楼茶肆,有很多弹琴唱曲的人。
他想,也许在那里,能再听到一次那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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