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决定是过完年做的。

　　九九年的棉价跌到了谷底，棉铃虫又吃掉了一半收成。信用社的贷款延了一期又一期，利息滚上去，比本金还多了。陈仁祥在码头上扛了三个月的货，肩膀上的皮磨破了一层又一层，挣的钱刚够还利息。腊月里算账，姚芳坐在床沿上把一年的收支写在作业本背面——棉花卖了多少，零工挣了多少，贷款利息多少，化肥农药赊了多少，人情往来花多少。写到最后，笔停住了。她把本子合上，说了句，不够。

　　开春后怎么办。棉花种子要钱，化肥要钱，农药要钱。去年赊的账还没结清，今年再赊，人家也不一定肯了。信用社那边放了话，旧贷不还，新贷免谈。陈仁祥蹲在门槛上抽烟，一根接一根。姚芳在灶屋里洗碗，水龙头哗哗响了一阵，停了。她擦干手走出来，说，我带孩子出去做两年。

　　陈仁祥抬头看了她一眼。姚芳说我问过大姐了，大姐说河北那边有厂子招工，做服装的，包吃住，工资一个月好几百。孩子小，带在身边。做两年攒点钱回来，把贷款还了。陈仁祥没说话。烟夹在指间，烟灰掉在门槛上，被风吹散了。过了好一阵，他说，那我也出去。姚芳说你去哪儿。他说广东，老王的弟弟在东莞工地上，说那边活多，工钱比这边高。

　　姚芳看着他。灶屋里的灯没关，昏黄的光从门口漏出来，照在陈仁祥的背上。他的背比几年前弯了些，肩膀还是宽的，但肩胛骨凸出来，隔着棉袄都能看见轮廓。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最后只说了句，那地呢。陈仁祥把烟头摁在门槛上，说，地让妈种。

　　婆婆那边是腊月二十八去说的。

　　陈仁祥一个人去的。他走进堂屋的时候，陈母正在灶屋里炸鱼，油烟呛得她眯着眼。他站在灶屋门口，把话说了。陈母的锅铲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翻锅里的鱼。她说，你们两口子都走，细伢子也带走。陈仁祥说带走。陈母说，地我帮你们种着，收了棉花算你们的。陈仁祥说不用，你种你收，把地种着别荒了就行。陈母把炸好的鱼捞出来搁在盘子里，油还在滋滋响。她转过身来看着陈仁祥，说，出去也好，在家种地挣不到钱。语气平得很，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家没多大关系的事。

　　正月十五一过，事情就定下来了。

　　大姐来了一趟。她坐在堂屋里，抱着小义，听姚芳说去河北的事。小义在她腿上扭来扭去，伸手去够桌上的搪瓷杯。大姐把杯子推远了些，问他那边有人接应没有。姚芳说有个远房亲戚在廊坊那边的服装厂，去了能说上话。大姐嗯了一声，低头看着小义。小义仰着脸看她，嘴里咿咿呀呀的。大姐伸手摸了摸他的头，说，出去了照顾好细伢子。姚芳说知道。大姐又说，外头不比家里，什么都得花钱，省着点。姚芳说知道。大姐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最后只是把小义往怀里搂了搂。

　　三姐和四姐是一起来的。三姐带了一兜糍粑，四姐带了几个咸鸭蛋。姐妹几个坐在堂屋里说了半天话。三姐说河北冷，得带厚被子。四姐说那边的水硬，细伢子喝了怕拉肚子，让姚芳带点家里的茶叶去泡水给他喝。姚芳一一应着。说到天黑，三姐站起来说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姚芳，说到了那边记得写信。

　　走之前要去办身份证。姚芳和陈仁祥一起去镇上派出所照了相。照相的时候两个人都没笑，照片洗出来，两张灰扑扑的脸。陈仁祥拿到身份证看了一眼，揣进口袋里。姚芳的身份证上写的是她的大名，姚芳，一九六九年生。她把身份证翻了翻，也揣好了。

　　票是托老王去镇上买的。老王有个亲戚在火车站，能买到硬座票。姚芳的票是去廊坊的，正月二十六，从九江上车。陈仁祥的票是同一天的，不过是往南去广州。一个往北，一个往南。

　　出发前两天，陈仁祥带着小义去了一趟江边。

　　小义已经会走了。他走在前面，小腿迈得不太稳，在泥地上深一脚浅一脚。走到鱼塘边上，他蹲下来捡了根树枝，往水里戳。陈仁祥站在后面，看着他蹲在那里戳水。杨树林还没发芽，光秃秃的枝桠在风里摇。江面上灰蒙蒙的，水天交界的地方有一条淡白的线。小义戳了一阵水，站起来回头看他，叫了声爸。陈仁祥走过去把他抱起来，放在肩膀上骑着。小义两只手抓着他的头发，咯咯笑。沿江主路上有人在走动，远远的看不清楚是谁。他扛着小义在江边走了一圈，什么也没说。

　　到家的时候姚芳在灶屋里做饭。她把三姐带来的糍粑煎了，又炒了一碗青菜。饭桌上谁也没提走的事。小义坐在姚芳腿上，用手抓糍粑吃，吃得脸上黏糊糊的。姚芳拿袖子给他擦嘴，他扭来扭去不让擦。

　　晚上收拾行李。姚芳的行李是一个蛇皮袋——一床棉被，几件换洗衣裳，小义的衣裳，一包茶叶，一包红糖，三姐给的糍粑，四姐给的咸鸭蛋，还有一袋奶粉。奶粉是陈仁祥年前去镇上买的，小义已经断奶大半年了，但姚芳说路上带着，万一没东西吃还能冲一碗。蛇皮袋塞得鼓鼓囊囊，她用绳子捆了好几道，勒紧了打了个死结。陈仁祥的行李更少——一个化肥袋，装着两件工装，一双解放鞋，一条毛巾，一个搪瓷缸子，一双筷子。化肥袋瘪瘪的，拎起来晃荡。

　　收拾完行李，姚芳把屋里打扫了一遍。她擦了灶台，拖了地，把碗筷洗干净码在碗橱里。二楼的卧室和客厅也扫了一遍，被褥叠好收进柜子里。灶屋楼上的阳台上还晒着小义的几件衣裳，她收下来叠好装进蛇皮袋里。走到堂屋门口，她又回头看了一眼——大门楼上封闭阳台的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灶屋里的水龙头拧紧了，橱柜的门合上了。墙上还贴着去年过年时的福字，纸褪了色，边角卷起来。

　　正月二十六，早上天还没亮。

　　姚芳抱着小义站在堂屋门口。陈仁祥把蛇皮袋扛在肩上，手里拎着自己的化肥袋。老王的自行车停在鱼塘边上，他答应送他们去镇上车站。天色灰蒙蒙的，杨树林在晨雾里若隐若现。鱼塘里的水静静的，泛着铅灰色的光。

　　姚芳锁了门。锁是新的，陈仁祥前天刚换的。她把钥匙揣进棉袄内袋里，拍了拍。然后转过身来，看了一眼这栋水泥房——两层楼，大门楼上封闭阳台的玻璃反着天光。门前鱼塘，再往前是杨树林，再往前是长江。她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抱着小义往鱼塘那边走。小义趴在她肩膀上，还没睡醒，小脸贴着棉袄领子。

　　老王骑着自行车驮着姚芳的蛇皮袋走在前面。陈仁祥和姚芳跟在后面，沿江主路往西，路过婆婆家门口。堂屋门开着，灶屋的烟囱冒着烟。陈仁祥往门里看了一眼，没停步。再往前到了镇上车站，一辆破旧的中巴车停在路边，车顶上已经绑了一堆蛇皮袋和编织袋。老王把蛇皮袋举上车顶，用绳子捆紧了。

　　上车前老王拍了拍陈仁祥的肩膀，说到了那边写信。陈仁祥说好。老王又转头跟姚芳说，路上小心细伢子。姚芳说好。她跟老王说了句谢谢王哥。老王摆了摆手，说乡里乡亲的客气什么。

　　中巴车颠了一路到九江火车站。

　　车站里到处都是人。蛇皮袋、编织袋、牛仔包堆得到处都是。打工的人，出去的和回来的，挤在候车室里。空气里弥漫着方便面的味道和汗味。小义在姚芳怀里东张西望，他被这么多人吓着了，没哭，但小手紧紧攥着姚芳的衣领。广播里喊着车次，声音嗡嗡的，听不太清楚。

　　陈仁祥的火车先开。去广州的，绿皮车，硬座。他站在候车室的门口，化肥袋搁在脚边。姚芳抱着小义站在他对面。周围的人挤来挤去，有人扛着编织袋从他们中间穿过去。陈仁祥伸手摸了摸小义的脸。小义看着他，叫了声爸。陈仁祥的喉结动了动。

　　“到了写信。”他说。

　　姚芳说好。

　　他弯腰拎起化肥袋，扛在肩上。走了两步，回头看了一眼。然后转过身，走进了进站口的人群里。他的肩膀比旁边的人高出半个头，藏青色的棉袄在人群里晃了两下，被进站口的门吞进去了。

　　姚芳的火车是两个钟头以后。她抱着小义在候车室里找了个角落坐下来，把蛇皮袋靠在墙上。小义饿了，她冲了奶粉喂他。小义含住奶瓶吸了两口，推开，说不要。姚芳把奶瓶塞回去，他又喝了两口。旁边坐着一个女人，也抱着孩子，看着比小义大一些。女人问多大了。姚芳说一岁多了。女人说我们也是，带出去，放在老家没人看。两个人说了几句，又各自沉默了。

　　上了去北方的火车。硬座，三个人挤两个位置。姚芳抱着小义坐在靠窗的位置。蛇皮袋塞在座位底下，露出一截绳子。火车开了，窗外的房子、田野、水塘一样一样往后退。过了长江，过了平原，过了不知道多少个车站。小义在姚芳怀里睡着了，火车晃一下，他就动一下，然后继续睡。姚芳看着窗外，窗外的田里种的是小麦，不是水稻。山也不一样了，没有江边的杨树林，光秃秃的土坡上长着一些矮矮的灌木。天快黑的时候，车厢里的灯亮了。昏黄的光照在所有人的脸上，明一阵暗一阵。

　　到了廊坊是第二天下午。

　　姚芳抱着小义下了火车，蛇皮袋扛在肩上，小义的手攥着她的衣领。站台上风冷得很，不是江边那种湿冷，是干的，风吹过来像刀子刮脸。她跟着人流出了站，在站前广场上找到了来接她的远房亲戚——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是她死去母亲的堂妹的什么人，拐了好几道弯的亲戚。女人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头发烫了小卷，看见姚芳就挥手。她姓刘，姚芳叫她刘姨。

　　刘姨接过姚芳手里的蛇皮袋，说路上辛苦了，又问细伢子多大了。姚芳说一岁多。刘姨说会走了吧。姚芳说会了。小义在姚芳怀里警惕地看着刘姨，小手攥得更紧了。刘姨笑了一下，说这孩子认生。

　　服装厂在城郊。从车站坐三轮摩托走了半个多钟头。路两边是厂房和工地，到处都在盖房子，到处是黄土和脚手架。三轮摩托突突地响，小义捂着耳朵往姚芳怀里钻。刘姨坐在旁边说，这个厂不大，百来号人，做牛仔裤的，老板是福建人，工资押一个月，包吃住。宿舍是上下铺，一间房住六个人。孩子可以带着住，但上班的时候不能带到车间，得放在宿舍里，托不上班的人帮忙看。姚芳听着，嗯嗯地应着。

　　车到了。服装厂是个大院子，里面一栋四层的厂房，厂房后面一排平房是宿舍。院子的地上是水泥地，裂了几道缝，缝里积着水。姚芳抱着小义下了三轮车，蛇皮袋搁在脚边。空气里有股煤烟味，混着什么东西烧焦的味道。厂房里传出缝纫机密集的哒哒声，几百台机器一起响，嗡嗡的。

　　宿舍在厂房后面，一间平房，六张上下铺，中间一条过道，两边各三张床。地面是水泥的，墙角堆着些盆盆罐罐和几双拖鞋。窗户是那种推拉的，窗框上的漆剥落了，用报纸糊了一块。刘姨说床位都分好了，靠窗的下铺是她的。姚芳把蛇皮袋放在床上，被褥刚铺好，一个女工从走廊那头探出头来看了看，又缩回去了。刘姨朝那方向努了努嘴说，都是出来打工的，以后就熟了。

　　姚芳坐在床沿上，把小义放在腿上。小义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地方——上下铺的铁床，糊着报纸的窗户，墙角堆着的盆盆罐罐，空气里那股陌生的煤烟味和缝纫机油味。他扭过头看姚芳，叫了声妈。姚芳把他往怀里搂了搂。

　　“好了，”她说，“到了。”

　　晚上她抱着小义睡在下铺。宿舍里另外五个女工都回来了，有湖南的，有安徽的，有两个也是江西的。江西的那两个听见姚芳的口音，过来跟她说话。一个说她是赣南那边的，去年来这边的，做了一年多。姚芳说她是赣北的，长江边上的。那人说那离得不远。两个人聊了几句家乡的事。小义躺在姚芳旁边，裹着一床小被子，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上铺的床板。宿舍里的灯泡是四十瓦的，昏黄黄的，吊在过道正中间。有人打了洗脚水回来，搪瓷盆磕在地上嘭一声响，小义惊了一下，姚芳拍拍他，他又闭上眼睛。

　　第二天一早姚芳就进了车间。

　　车间在厂房二楼，两百多台缝纫机排成四排，一进去就是一股机油味。地上落着一层碎布头和各种颜色的线头，踩上去软软的。墙上贴着几张招工启事和生产进度表，角落里的音响挂在高处，放着流行歌曲，声音大得很，震得人耳朵嗡嗡响。缝纫机一排一排的，女工们坐在机器前，弯腰低头，手不停地推着布料。有人抬头看了她一眼，又低下头去。领班是个中年女人，本地口音，说老板招的是熟手，但她既然是刘姨介绍来的，先做锁边，试试看。锁边不复杂，把裁好的裤片锁上边线，一手塞一手接，但手脚得跟上机器速度。布片堆在面前，一片一片地塞进机器里去，稍慢一点就堆起来了。

　　小义留在宿舍里。刘姨这天是夜班，白天不上工，帮她在宿舍里看着。刘姨说刚来都这样，等跟同宿舍的熟了，大家轮着帮忙看，一个人带一天，日子就过下来了。

　　三天后，姚芳腰酸背痛地坐在床沿上，给小义喂饭。搪瓷碗里是厂里食堂打的饭菜——馒头，土豆丝，一点炒白菜。小义不爱吃馒头，姚芳把馒头掰碎了泡在菜汤里喂他，他吃了两口，伸手去够搪瓷碗。姚芳把碗拿开，他又去够。同宿舍的江西女人端着一碗热水进来，说食堂的饭菜孩子吃不惯吧，回头你买点米在宿舍里用热得快煮点粥给他喝。姚芳说热得快是什么。女人说就是电热棒，往暖瓶里一插水就开了。她说改天带姚芳去门口小卖部买。

　　窗外的天已经黑了。厂房里缝纫机的哒哒声还在响，夜班的工人继续踩着机器。宿舍区这边安静一些，偶尔有人从走廊那头走过去，拖鞋啪嗒啪嗒响。她低头看了看小义，他已经睡了，睫毛长长的，呼吸平稳。她摸着他的额头，想起陈仁祥的火车先开走时那个背影。

　　他在哪，到了没有，住在哪儿，吃的什么。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他到了广州会转车去东莞。但这些话没有人能说。她躺在下铺的硬木板床上，把被子拉到小义的下巴底下，闭上了眼睛。外面厂房里的缝纫机还在响，哒哒哒的，像江边的水声，又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