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冬天过去的时候，先是墙角的冰化了。那些在背阴处积了一冬的冰，先是边缘变得透明，一滴滴地往外渗水，然后整块冰从中间裂开，碎成几瓣，慢慢塌成一滩泥水。然后河开了。我去河边挑水的时候看见河面上漂着碎冰碴子，亮晶晶的，像是谁把一筐玻璃片倒进了河里。岸边的柳树开始泛青，枝条变软了，能弯出弧度来，不像冬天时一折就断。最后是风变了方向。冬天的风从北边来，刮在脸上像刀片。春天的风从南边来，软绵绵的，带着一股土腥味，像是刚从地里翻出来的。

　　我十三岁了。生日是哪天我不知道，娘在世的时候也没给我记过。她说过一次，说你是麦收前生的，具体哪一天记不清了。麦收前就是五月吧。我给自己定了五月初五，好记，跟端午一天。五月初五那天我在灶台上给自己煮了一个鸡蛋，白水煮的，剥了壳蘸了一点点盐吃了。吃完鸡蛋我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字：今天十三岁，吃了一个鸡蛋。写完看了看，觉得十三这个数字写着比十二大，一笔一划的，“十“字一横一竖，“三“字三横，摆在一起看着就稳当。

　　开春队上开始干活了。先是翻地，把去年收完玉米的土地重新翻一遍，松土，埋肥。翻地用牛拉犁，牛走得慢，犁铧插进土里，把黑褐色的土翻上来，像翻开一本厚书的书页。我跟在犁后面，把翻出来的大土块敲碎。土块大的有脑袋那么大，小的也有拳头那么大，我拿锄头砸，砸一下碎一块，砸一下碎一块。砸了一天，胳膊酸得抬不起来，但回头看翻完的地，平平整整的，土细得像筛过的面粉。

　　大柱也在干活，他赶牛。坐在牛后面的犁架上，两条腿晃荡着，手里甩着一根柳条，不真打牛，甩一下啪地响一响，牛就往前走一步。他看见我砸土块砸得起劲，冲我喊，水生你慢点干，一天干不完的活别一天干完，明天还有明天的。他的声音在田野上飘着，顺风的时候听得清楚，逆风的时候就剩一个尾巴。我冲他摆了摆手，继续砸。

　　那天收工的时候大柱走过来跟我一起走。他扛着锄头，我扛着锄头，两个人并排走在田埂上。田埂两边是翻好的地，黑油油的，太阳一照泛着光。大柱说水生你开春干活比去年利索了。我说嗯。我那个“嗯“字现在能说得很清楚了，喉咙里不卡了，一送气就出来。他又说你晚上干啥，我说写字。他说你天天写，写了那么多字，都写啥呢。我说写今天的事。他说今天啥事。我说今天砸了一天土块，手起了俩泡。

　　他说你写这个？这个有啥好写的。我说写下来以后看。他想了想，说你那本子写完没有。我说快完了，还剩几页。他哦了一声，没再说话。又走了一段路，他说水生你要是写完了一个本子，我再去镇上给你买一个。我停了一下，侧头看他。他的嘴在说“我再去镇上给你买一个“的时候，嘴角往上翘着，轻轻的一个弧度。我说不用，我自己买。他说你那四毛钱还要买盐买火柴，省着点。你出不了声说话，我跟供销社刘主任熟，我去要一个不要钱。

　　我摇头。他还要说什么，我已经加快了脚步走在了前面。他追上来，说水生你咋了，跟你客气你还不乐意了。我又摇头，没说话。他心里大概觉得我是倔，其实不是。我是怕欠人的。欠了就得还，还又还不起。

　　春天过半的时候，队上开始种玉米了。跟去年一样，人拉着耧车下种，后面跟着人盖土。我拉耧车，牛在前面走，我扶着耧把跟在后面。耧车的铁尖犁开一道浅沟，种子顺着管子溜下去，土在后面合拢。一天下来能种两三亩地。种玉米那几天天气特别好，不冷不热，太阳暖洋洋的，风软乎乎的。我拉着耧车在地里走来走去，脚下是软土，踩上去一步一个深脚印。

　　有一天傍晚收工，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忽然听见后面有人喊。喊的是“三娃子“，声音是一个女人的，尖尖的。我回头，看见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她快步走上来，说三娃子你等会儿。我站在路边等她，她走到我面前，喘了两口气，说你一个人过日子，吃了没。我点头。她说吃了啥。我说粥。她说光喝粥咋行，你正长身体呢。我笑了一下，没接话。

　　她看着我的脸，看了几息，说三娃子你跟她说实话，你今年多大了。我伸出三个手指头，又伸出三个，再伸出两个——十三。她说十三了，不小了。她又说你看你一个人也不是个事儿，家里没个女人，屋里灶上都没人打理。我听着，嘴闭着。她说我认识一个姑娘，邻村的，比你大三岁，人勤快，就是腿有点跛，不厉害，就是走路的时候稍微一拐一拐的，不耽误干活。你要是不嫌弃，我给你们牵个线。

　　我愣住了。我从来没想过这事。我娘走了之后我一个人过日子，日复一日的，种地、吃饭、睡觉、写字。我没想过旁边还能再有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坐在我旁边吃饭，睡在娘睡过的那张床上，跟我一起过日子。我想了一下那张床，娘的被子还叠在床脚，枕头还在，那半颗青枣的印子还在——我不记得那印子是什么时候没的，也许早没了。但我一想那个位置换了个人，心里就堵了一下。

　　我摇了头。妇女队长说你摇头是啥意思，是看不上人家还是不想成家。我本子没带在身上，说不出话，急得喉咙里咕噜了两声。她没听清，说你到底啥意思。我张了张嘴，喉咙里那根弦拨了一下，声音挤出来，哑哑的，断断续续的：“不……不了。“

　　她听见我说话了，愣了一下，说你还会说话？我说一点。她说那你刚才说“不了“，是啥意思。我说一个人好。她说一个人有啥好的，冷锅冷灶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说惯了。她看着我，嘴巴张了张，又闭上了。后来她说那行吧，随你。等你哪天想通了再跟我说。

　　她走了。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越来越小。天边是晚霞，一抹一抹的金红色，把田埂都染了。我站了一会儿，转身继续往家走。走到院门口的时候，枣树的新叶子已经长出来了，嫩绿的，密密地盖了一层，把枝桠全遮住了。春天来了，枣树活了，新叶子在风里哗哗响。我推开门进了院子，站在枣树底下。晚霞从叶缝里筛下来，碎碎地落在我身上。我仰头看树，树枝上那些鸟没吃掉的干枣已经落了，光秃秃的枝头重新鼓出了芽，新的生命裹在苞里，不久也要展开了。

　　那个晚上我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字：今天队长说媒。我不想。一个人习惯了。

　　写完了我看了两遍。这个“习惯了“三个字，一笔一划的，笔画连在一起，看着有点涩，但还是看明白了。我那口涩气卡了一下又顺下去，就像这一年多来练的那些音节，从卡顿到顺畅，是一条漫长的路子。我合上本子，吹了灯，躺在床上的时候眼睛睁着，看黑暗里的房梁。房梁上那几串干辣椒还在，我娘够不着的那串，我摘下来了。后来也没吃，就那么挂在灶台边上挂着，颜色从暗红褪成了灰褐。我忽然想，那串辣椒我娘终究没吃上。她说的“留着给你炒菜用“，到现在也没炒。炒了她也吃不到了。

　　我翻了个身。隔壁床上空空的，被子叠得好好的。月光照在床上，照在那叠被子上，白惨惨的一坨。我把脸转过去朝着墙。

　　转眼进了夏天。玉米长到一人高了，叶子绿得发黑，密不透风，钻进去像进了一座青纱帐。队上的人在地里除草间苗，弯着腰在玉米丛里一垄一垄地挪。太阳毒，晒得人皮发烫，衣服贴在背上，湿了干干了湿，后脖子上结了一层白花花的盐渍。

　　有一天中午歇晌，我们坐在地头的大树底下喝凉水。大柱挨着我坐，他今天没赶牛，在间苗。他间苗快，手一伸一拔就是一株多余的玉米苗，一个上午间了三垄。他歇着的时候嘴不闲着，跟旁边的人闲扯。他扯着扯着忽然说，哎水生你还记得孙爷不。我点头。他说孙爷上个月死了。我愣了一下。他说死在镇上药铺里，坐着的时候一头栽在柜台上，人过去看的时候已经没气了。七十六了，也算长寿。

　　我说哦。我那个“哦“字很轻，像是叹了一口气。大柱说他的药铺现在关着呢，他儿子在城里不回来，铺子也没人接手。我说他家不是有个闺女吗。大柱说嫁了，嫁得远，不管。我点了点头，没再问。孙爷那条命，我记了一辈子。给我娘搭了脉，看了舌头，开了方子，跟我说“将养得好三五年，将养不好一两年“。他把话说透了，透得我娘走了之后我连个问的人都没有。

　　晚上回家我翻本子，翻到去年春天孙爷在院子里跟我说的那几句话。当时记下来了：“孙爷说娘的病治不好了。将养得好三五年，将养不好一两年。“我看了那两行字，铅笔印已经浅了，有些笔画模糊了。我拿笔在那两行字下面画了一道横线，又写了一行：孙爷走了。七十六。他说的时间，是准的。

　　放下笔的时候手指头在发抖。不知道是写字写累了还是别的什么。我把本子合上，本子的黄皮封面磨得更旧了，边角都卷了起来。我拿手压了压，没压平。再过几个月就该换新的了。

　　夏天的高潮是大雨。七月里一场大雨下了三天三夜，河水涨了，漫过了河堤，淹了低处几亩地。村里的路成了河，泥水没到小腿，走路像是淌着浆糊。队上的人都愁，怕玉米被泡烂了根。我站在院门口看雨，雨水从屋檐上倾泻下来，形成一道水帘，院子里的枣树被雨打得叶子贴在一起，湿漉漉的，垂着头。

　　那三天我没有去上工。队上说停雨之前不出工。我待在家里，三天没出门。第一天我把屋里的地扫了又扫，把墙角的蜘蛛网全挑了。第二天我把娘的旧衣裳从柜子里翻出来，叠了一遍又叠了一遍，放回去之前闻到一股淡淡的霉味，又抱出来在灶台边烤了烤，等潮气散了再叠好放回柜子。第三天实在没事做了，我坐在门槛上看雨，看了整整一天。雨打在院子里，地上全是水泡。水泡起了灭灭了起，密密麻麻的，像是谁在地上撒了一把跳动的珠子。

　　第三天晚上雨停了。月亮从云缝里露出来，薄薄的，像一张被水泡过的白纸。我站在院子里抬头看月亮，月亮缺了一块，像个被咬了一口的饼。枣树的叶子还在滴水，一滴一滴的，落在泥地上，发出轻微的响声。我忽然想，我娘走那年的七月也是这样一场雨，雨停了天晴了，我娘说想下床看枣树。她从屋门口走到枣树底下的那五步，走了一辈子那么长。

　　我低下头，看见泥地上有一根落下来的枣树枝，筷子那么长，断了，断口是青白的。我捡起来看了看，又放下了。断了的东西，接不上了。但断了也能用——那根细枝子也许明年开春还能插活呢。

　　雨停之后队上忙着排水。玉米地里的水排了三天，地晒了五天才能下脚。等能下地干活的时候已经是七月下旬了。玉米受了涝，长得不旺，叶子黄了底下的几层，棒子也小了。队长蹲在地头抽烟，愁眉苦脸的，嘴里念叨着今年的粮食又要减产。大柱说减产就减产吧，人活着就行。队长瞪了他一眼，说你会算账吗你。大柱不吭声了。

　　我蹲在旁边听着，手里的锄头杵在地上。减产了，年底分的粮食就更少了。我家的粮缸本来就见底了，去年分的七八十斤吃到开春就剩了个缸底。这大半年我是靠野菜和队上夏收发的几斤补贴粮撑着过来的。要是今年再减产，冬天怕是要饿肚子了。我心里算了算，算了又算，数字摆在那儿，怎么算都不够。

　　那天晚上我在本子上写了一段很长的。以前我写东西都是一两句话，那天晚上写了半页：“玉米被水泡了，队长说今年又减产了。我心里算了算，粮不够吃。去年剩的玉米面还有半袋，麦子还有十几斤。省着吃能撑到十月。十月之后怎么办我不知道。今年枣子还没熟，不知道结了多少。去年卖了四毛钱，今年要是卖得多一些，能换点粮食。我还有两毛钱存着。两毛钱不够买几斤粮。也许冬天之前我得多打些柴，去镇上卖柴也能换钱。一斤柴能卖一分钱。一天打一百斤就是一块。打二十天就是二十块。二十块能买不少粮食。“

　　写完了我数了数，一百多个字，是我写得最长的一段。写完了心里清楚了一些。路是有的，窄是窄了一点，但能走。

　　八月里枣子又熟了。今年的枣树结得没有去年多，稀稀拉拉的，一颗一颗地挂在枝头，不密。但个头大，红得透亮，像是吸足了去年的养分。我拿竹竿打枣，打了一天，打下来两筐。比去年少了一筐。我挑红的晒干了，晒了五天，装了一布袋。称了称，六斤。比去年少两斤。

　　我把干枣拿到镇上供销社卖。还是五分钱一斤，六斤卖了三角。三角钱攥在手心里，三张毛票，新崭崭的。我在供销社里转了转，柜台上多了一样东西，是几个搪瓷缸子，白底蓝边，搪瓷面锃亮亮的。我看了看标价，两毛一个。我攥了攥手心里的三毛钱，犹豫了一下，没买。我买了一斤盐、一包火柴，又买了半斤煤油。花了两毛一，剩九分。

　　从供销社出来的时候碰见了大柱。他赶着牛车来拉化肥，车上坐着两个空麻袋。他看见我，说水生你卖枣呢。我点头。他说卖了多少钱。我伸出三个手指头。他说三毛？我说嗯。他说今年枣树结得少是吧。我说嗯。他坐在牛车辕上，两条腿垂下来晃荡着。他说水生你冬天怎么过，粮食够不。我摇头。他想了想，说要不你跟我家合伙吧，搭伙吃饭，省柴省火，还能省粮。他说这话的时候嘴抿了抿，像是鼓了很大的勇气才说出来的。

　　我看着他的嘴。他的嘴在说“搭伙吃饭“的时候，嘴唇轻轻地碰在一起，像是两个犹豫的邻居终于开了门。我看懂了他说这话是真心实意的。我说不用。他说咋不用，一个人生火做一顿饭和两个人做一顿饭差不多一样的柴火，你一个人也是做，多添一双筷子的事。我摇头。他说你咋这么犟呢。我说了三个字，干干巴巴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一个比一个响：“我、自、己、行。“四个字，连起来很生硬，像一节一节生往上接的竹竿。但他听清楚了。

　　他看了我一会儿，没再坚持。他说那你有啥难处来找我。我说好。他甩了一下柳条，牛车吱吱呀呀地走了。我站在路边看着他走远了，车轱辘在土路上压出两道深深的车辙印子。化肥袋子在车上颠着一翘一翘的，他的背影也跟着一颠一颠的，越来越小。

　　秋天来了。又是收玉米的季节。今年玉米果然减产了，棒子小，粒不饱，掰下来的时候轻飘飘的，像是空壳。队上的人唉声叹气的，有人说今年的冬天难熬了。队长在分粮那天黑着脸，一家一户地叫名字，叫到谁家谁拎着口袋过去，倒出来的粮食都比去年少了小半。

　　分给我的是一袋玉米，半袋麦子。玉米是去年的颜色深一些，今年的新玉米发白，瘪瘪的。我拎了拎，加起来不到六十斤。六十斤，一个人吃到明年开春，省着吃一天一斤多，勉强够。但那是光吃粮食，不吃菜不吃油，一天三顿稀粥。我掂着那六十斤粮回去的时候，脚步比去年沉。不是粮沉，是心里沉。

　　进了院门我把粮食倒进缸里。这回连缸底都没铺满。我蹲在缸前面看着那些粮食，玉米粒金黄黄的，一颗一颗地挤在一起。我伸手进去抓了一把，手心满了，凉凉的，沉沉的。我松开手指让玉米粒从指缝里流下去，沙沙沙的，像在下很小的雨。

　　秋天过了一半的时候，我开始上山砍柴。村后面有片矮山，长着灌木和松树，枯枝多，落在地上的干松针厚厚的一层，用耙子一搂就是一堆。我每天清早去，扛着斧头和麻绳，在山里砍半天的柴，捆成两捆，挑回来。挑回来垛在院子里，垛得整整齐齐的。一个秋天下来，柴垛堆了半人高。我算了算，这些柴拉去镇上卖，能卖个三块多钱。三块多能买三十斤玉米面，够吃一个多月了。

　　柴是湿的，要晒干了才能卖。我把柴拆散了摊在院子里晒，秋天的太阳不毒，要晒七八天。晒干了再重新捆好，一捆一捆的，码在柴房里。我劈柴的时候手比以前有劲了，一斧头下去，咔嚓一声，木头裂成两半，干脆利落的。有时候我劈着劈着会停下来，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手变大了，指头粗了，手心上起了厚厚的一层茧。不像我娘的手，她的茧在指肚上，细密密的。我的茧在掌根上，大块大块的，像树皮。

　　有一天黄昏我在院子里劈柴，劈到最后一根的时候斧头劈歪了，砸在木桩上，震得我虎口发麻。我把斧头放下，蹲下来揉了揉手。太阳正在落山，西边的天红了大半。枣树光秃秃的，叶子全落了，铺了一地。我蹲在枣树底下，脚边是满地的落叶。我伸手捡了一片，黄的，干透的，一捏就碎了。碎了之后留在指头上的粉末是棕色的，像尘，像土，像所有东西最后都变成的东西。

　　天又冷了。我把娘的棉袄翻出来穿上。棉袄比去年更旧了，领口的布磨薄了，能透光。肘弯的地方开了线，露出里面板结的棉花。我拿针线缝了缝，针脚歪歪扭扭的，但缝住了。我穿上，袖口又长了，卷了两折。我站在门槛上试了试，风从领口灌进来，凉飕飕的。但那凉意我已经习惯了，像习惯了饿，习惯了一个人，习惯了张嘴只有气，习惯了闭嘴的时候心里翻江倒海。

　　十二月了。有一天早上我起来，推开门，院子里白了。夜里下了头一场雪，薄薄的，盖在枣树枝上，盖在柴垛上，盖在院墙上。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雪是白的，静静的，没有声音。我走上两步，脚踩在雪上，嘎吱一声。雪底下是土，土是硬的，冻了。

　　我走到枣树底下，仰头看。枝桠上落了一层雪，薄薄的，像是撒了一层面粉。我伸出手指头，在枝桠上划了一下，雪融了，露出底下干裂的树皮。树皮的纹路深深浅浅的，像是谁用刀刻了很多年。我的手停在树皮上，凉气从指尖渗进来。我站了很久，脚底下冻麻了也没动。

　　然后我听见自己开口说了一句话。声音从我的喉咙里出来，粗的，哑的，但这一次没有断。我清清楚楚地听见自己说了一句完整的、连贯的话。那句话是——“冬天了，娘。“

　　四个字，一声连一声，像一条绳子顺顺当当地滑下去了。我没有咳嗽，没有卡住，没有断成两个三个的碎块。一字一句地，都出来了。

　　我站在枣树底下，张着嘴，呼出的白气在眼前飘散。我又说了一遍：“冬天了，娘。“

　　我的声音不好听，像砂纸在木头上磨，但它是完整的。我把四个多字攒了四年多，攒到十三岁那年的冬天，在枣树底下，对着满院子的雪，一口气说了出来。

　　我蹲下来了。蹲在枣树底下，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抽一抽的，但这一次没有哭。我只是蹲在那儿，听着自己的呼吸。呼吸是匀的，暖的，每一次都清清楚楚。

　　雪还在下，细细碎碎的，落在我的后背上，凉凉的。娘应该是听见了，背上的雪和那天她的手一样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