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赶集

　　第二茬蒲公英割下来的时候，已经是八月底了。

　　赵彦珏蹲在后院墙根，手里拿着小镰刀，贴着地皮一刀一刀割。前院墙根那片长得比后院好，叶子宽厚，颜色也深，一茬割下来比后院多了将近一倍。他把两边的叶子分开放，铺在院里水泥地上晒，绿油油地铺了一小片。母亲从灶房出来看了一眼，没说话，转身进屋，过了一会儿搬出来一张旧竹席铺在边上：“铺这上面晒，干净。”

　　赵彦珏把蒲公英从水泥地上挪到竹席上，摊得更开了。太阳好，三天就晒透了，收下来一称，将近三斤。比第一茬多了两斤多。他用旧报纸一张一张包好，摞在堂屋柜子顶上。母亲每次擦柜子的时候都特意避开那一块，灰也不掸，只是偶尔抬头看一眼那些纸包摞得整不整齐。

　　钱老板的店一个月能卖十来包，赵彦珏隔半个月去送一次货。钱老板每次从抽屉里数出几毛钱递过来，有时候多有时候少，薄薄一层硬币躺在柜台上。赵彦珏把其中一部分放进右边裤兜，回家扔进铁盒子；另一部分塞进左边裤兜，攒着。

　　有一天他从钱老板店里出来，蹲在小卖部门口等赵彦斌放学。钱老板坐在门口剥花生，剥了一会儿忽然说：“彦珏，你那蒲公英光放我店里卖，走不了多少。”

　　赵彦珏转头看他。钱老板把一颗花生米扔进嘴里：“镇上逢五逢十有集市，你让你爸驮去卖，一上午能顶我一个月。”

　　赵彦珏愣了一下。他蹲在那儿，脑子开始转——集市上人多，周边各村都来，而且都是花钱买东西的，不像村里小卖部那种顺手捎一包。钱叔店里五毛钱一包，集市上能卖多少？他想了想，问：“钱叔，集市上这种干货一般卖多少？”

　　钱老板剥着花生说：“看啥东西。你这种小包，人家卖八毛一块的都有。你卖六毛，比店里贵一毛，但在集市上不算贵。”

　　赵彦珏蹲着没动，把“六毛”这个数在心里过了两遍。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谢谢钱叔。”然后转身跑回家了。

　　当天晚上吃完饭，赵彦珏蹲在灶房门口看父亲刷碗。父亲把碗摞好，擦手的时候看见他还蹲在那儿：“咋了？”

　　“爸，逢五逢十镇上集市，你去过没？”

　　父亲把抹布挂好：“去过，买化肥啥的。”

　　“下次赶集你带我去呗。”

　　父亲看着他：“你去干啥？”

　　“卖蒲公英。钱叔说集市上好卖，比放他店里走得多。”

　　父亲的手停在抹布挂钩上，过了几秒才放下来。他没说去，也没说不去，转身进屋了。赵彦珏蹲在灶房门口没动，听见里屋父亲跟母亲说了几句话，声音低低的，听不清。过了一会儿母亲走出来，站在灶房门口说：“你爸说下个集日带你去。五天后。”

　　赵彦珏站起来，点了点头。

　　五天里他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重新包装。原来用报纸包的，大小不齐，看着不规整。他找母亲要了家里攒的旧报纸，一张一张剪成同样大小的方块，每包称好差不多的分量，包得方方正正。第二件是数了数库存——柜子顶上摞了十二包。他留了两包在钱叔店里，剩下十包用干净蛇皮袋装好，放在堂屋角落。第三件事他没跟任何人说，连着五天每天早上蹲在后院墙根看那片割过的蒲公英，用手比了比新芽长了多高，在心里算着下一次收割的时间。

　　赶集那天早上天还没亮透母亲就起来了。她烧了热水，给赵彦珏洗了把脸，又把他那件补过两回的短袖拽了拽，拍掉上面的灰。父亲把蛇皮袋绑在自行车后座上，母亲从灶台铁盒子里摸出五毛钱塞进赵彦珏裤兜：“饿了买俩包子。”

　　赵彦珏摸了摸那五毛钱，爬上自行车前杠坐下。父亲跨上车，右脚蹬了一下，车往左偏了偏，他又蹬了一下，稳住了。链条哗啦啦响起来，院门在身后越来越远，红砖墙缩成一个模糊的方块，墙根那摞绿瓶子变成一道看不清的痕迹。

　　镇上离村里八里地，骑了快半个小时。赵彦珏坐在前杠上，屁股硌得生疼，但没吱声。路上经过两三个村子，有早起赶集的人骑着车或走着路往镇上去，有人跟父亲打招呼：“建国，赶集去？”父亲点头应一声，没多话。

　　集市在镇中心那条主街上，从东头摆到西头，卖菜的、卖水果的、卖小鸡崽的、卖自家编的竹筐簸箕的，沿街摆了两排。赵彦珏从自行车上跳下来，两条腿麻得站不住，扶着车架缓了好一会儿。父亲找了个不碍事的空地把车撑好，解下蛇皮袋放在地上。

　　赵彦珏蹲下来，把包好的蒲公英一包一包摆出来，整整齐齐码成两排。蛇皮袋上摊了一块旧布，纸包就在布上排开。他站起来看了看旁边——左边卖的是自家种的黄瓜茄子，右边是卖土鸡蛋的。他想了想，往右边挪了挪，挨着鸡蛋摊，赶集的人买鸡蛋的时候顺手能看见他的东西。

　　父亲站在旁边看着，不知道说什么。他平时就不太会跟人搭话，更不会吆喝。赵彦珏蹲在地上仰头看了看他：“爸你坐车座上就行，我喊。”父亲坐下了，两只手搭在膝盖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表情有点僵。

　　赵彦珏深吸一口气，蹲在蛇皮袋旁边，开始喊：“蒲公英！晒干的蒲公英！泡水喝清热去火！五毛一包！”

　　他声音不大，脆生生的童音在集市上格外扎耳朵。旁边卖鸡蛋的大婶低头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地上那些纸包：“小孩，你家大人呢？”

　　赵彦珏指了指坐在车座上的父亲：“我爸。”

　　大婶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赵彦珏：“你自己晒的？”

　　“嗯，自家后院种的。泡水喝清热，加冰糖小孩也爱喝。”

　　大婶蹲下来拿了一包捏了捏，打开闻了闻，又看了看赵彦珏：“多少钱？”

　　“五毛。”

　　大婶从兜里摸出五毛钱递过来，拿了一包走了。赵彦珏把那五毛钱攥在手心，等大婶走远了才放进左边裤兜里。他低头看了看裤兜鼓起的小包，又抬头看了看来来往往的人，继续喊。

　　过了一会儿过来一个中年男人，蹲下看了看：“蒲公英？能泡茶？”

　　“能，清热去火，夏天喝好。晒之前洗过的，干净。”

　　男人拿了两包，递过来一块钱。又过了一会儿一个老太太路过，捏了一小片叶子嚼了嚼，说苦是苦但回甘，买了一包。旁边卖鸡蛋的大婶收摊前又过来买了一包，说回家给老头子泡水喝。父亲坐在车座上，一开始腰板挺得直直的，后来慢慢松了下来。他还是没吆喝，但赵彦珏每卖出一包，他就伸手把蛇皮袋里的补货递过来，递的时候手很稳，不多话。

　　一上午卖了七包。三块五。赵彦珏把钱数了三遍，一块的、五毛的、两毛的、一毛的硬币和纸币各归各的，叠得整整齐齐塞进左边裤兜。他把剩下三包收进蛇皮袋，站起来拍了拍发麻的腿，两条腿又麻又酸，差点没站住。

　　父亲从车座上站起来，看了看他装钱的左边裤兜，又看了看蹲在地上收拾蛇皮袋的小儿子。他什么都没说，把蛇皮袋绑好后座，拍了拍前杠：“上来，回家。”

　　赵彦珏爬上自行车前杠。回去的路是上坡，父亲蹬得慢了，链条一下一下嘎吱响，每蹬一下车身就微微晃一下。赵彦珏坐在前杠上能感觉到父亲呼出来的气扑在他头顶上，热乎乎的，带着汗味。他低着头，看着自己两只手攥着前杠，指节上还沾着蒲公英晒干后留下的细碎叶末。

　　“爸。”他喊了一声。

　　“嗯。”

　　“赶集卖东西，比拉货轻松不？”

　　父亲蹬车的节奏没变，链条还是嘎吱嘎吱响。过了好一会儿，赵彦珏感觉到父亲呼出来的气在他头顶重了一下，然后听见父亲说：“轻松不轻松另说。能挣着钱就行。”

　　赵彦珏攥着前杠没再说话。上坡路很长，父亲蹬得很慢，但没有停下来推，一直蹬到了坡顶。下坡的时候链条声没了，只有风从耳朵边呼呼吹过去。赵彦珏眯着眼看着前面的路，两边的杨树往后倒，天上几朵云走得比他们慢。

　　回到家母亲正在院里晾衣裳，听见自行车链条响，抬起头来。她看了看赵彦珏，又看了看父亲，眼神里带着点问的意思。赵彦珏从车上跳下来，把左边裤兜里的钱掏出来，摊在手里——三块五，整的零的混在一起。

　　母亲放下手里的湿衣裳走过来，蹲下看了看那些钱，又看了看他。她伸手把他头发上沾的一片草叶子摘了：“卖了？”

　　“卖了七包。”

　　母亲站起来，把那三块五接过去，走进灶房，打开铁盒子放了进去。叮叮当当响了几声。她走出来的时候手里端着一碗凉茶，递给赵彦珏：“喝，热坏了。”

　　赵彦珏接过碗坐在门槛上慢慢喝。凉茶里放了一点点冰糖，淡淡的甜。他看见父亲在院里蹲着，把蛇皮袋里剩下的三包蒲公英拿出来重新包了包，放进堂屋柜子里，和之前那些纸包摞在一起。父亲站了一会儿，看着那几包蒲公英，不知道在想什么。

　　那天晚上赵彦珏躺在炕上，左边裤兜里还剩三毛钱——母亲给了他五毛买包子，他买了一个花了两毛，还剩三毛。加上之前枕头底下攒的，私房钱已经将近三块了。他把硬币一枚一枚摸出来，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叠好塞回枕头底下。

　　赵彦斌的腿照例搭了过来。赵彦珏这次没推，只是拍了拍哥哥的脚踝：“哥，你睡相真差。”

　　赵彦斌迷迷糊糊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那你别跟我睡一个炕”，又打起了呼噜。

　　赵彦珏在黑暗里笑了一下。他闭上眼，回想今天集市上的事——七包，三块五。旁边卖鸡蛋的大婶买了一包，那个老太太嚼了叶子说回甘，父亲蹬车上坡时的喘息声，还有那句“能挣着钱就行”。他把这些画面在心里过了一遍，像翻一本账本那样仔细。

　　他算了一下。要是每个集日都去，一次卖七包，一个月三个集日，能卖二十多包。一包五毛，一个月能挣十块。加上钱叔店里每个月两块钱的分成，一个月十二块左右。十二块离十六块八还差四块八。但如果一次能多带几包呢？如果前院墙根那片地再扩一扩呢？如果卖六毛一包呢？

　　他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想了一遍，没有急着回答，只是记在心里。

　　第二天早上赵彦珏起来，蹲在后院墙根看了看那片割过的蒲公英。老根上又冒了芽，嫩绿的，贴着地皮长出来。他伸手碰了碰，露水沾在指尖上，凉凉的。他蹲在那儿看了好一会儿，看着那些细小的芽尖朝上伸着。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回屋拿出书包翻到最后一页，在上面写了一行字，想了想又划掉了。重新写了一行：

　　“2000年8月，赶集，七包，三块五。”

　　他把那页纸折好，夹进课本里。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课本封面上，落在那行歪歪扭扭的字迹上。他合上课本，把它放进书包里。

　　然后他去后院拿锄头了。前院墙根那片地还能再扩一截，把挨着的那块荒地翻出来，蒲公英就能多种一行。多一行，下一次赶集就能多带两包。

　　他走到前院墙根，抡起锄头，第一下下去，土翻开。红砖墙在他背后立着，晨光照在砖面上，把青苔的影子拉得细细长长。

　　赵彦珏一锄一锄翻着地。土块敲碎了，草根拣出来扔到一边。他干了一会儿停下来直起腰擦了把汗，回头看了一眼院门口的方向——昨天父亲推着自行车从那里出去，又从那里回来。后座上绑过蛇皮袋，袋子里装着他包的蒲公英。

　　他转回去继续翻地。锄头落在泥土里，闷闷的响声被红砖墙拢在院子里。

　　日子还长。

　　2000年8月，赵彦珏七岁。

　　后院墙根的蒲公英割了第二茬，前院墙根刚翻出来的新土还冒着湿气，堂屋柜子上的纸包少了七包又补上了新的。铁盒子里的硬币比昨天多了一些，他枕头底下的私房钱也厚了一点点。

　　什么都不急，但什么都在变。

　　红砖墙还立着。但墙根底下那块地，比上个月又大了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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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