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算命的少年

　　从竞赛那件事之后，我在学校多了个外号。

　　“那个算出题错了的。”

　　不知道谁起的，反正传开了。走到哪都有人指指点点。连隔壁中学的都跑来看——“就那个小孩？哪个？穿补丁校服那个。长这样？……比我想象的矮。”

　　我确实矮。全班最矮。排队永远站第一个，做操永远在主席台底下吃灰。但外号比我本人高多了，走到哪里都像顶着一块隐形的金字招牌，走哪儿亮哪儿，亮得我心烦。

　　那学期期末，张老师换了一种方式对付我——他彻底不管我了。上课不点名，作业不收，我坐第一排正中间，他目光跳过我跟后面的同学对话，像我跟课桌长在一起了。同桌小胖悄悄问我：“你是不是把张老师家祖坟挖了？”我说：“我要是真挖了，他至少还跟我吵两句。”小胖嚼着干脆面说：“那他现在这样，算不算冷暴力？”我说：“冷暴力算不上，冷处理差不多，大概觉得我这人废了。”

　　我妈听说了，问我：“要不要转学？”

　　我说：“不转。”

　　“为啥？”

　　“他教他的。我学我的。”我低头写作业，“他在讲台上念，我在底下看郑教授的书，两不耽误。”

　　我妈没再问。第二天她往我书包里多塞了两个茶叶蛋，热乎乎的，用旧报纸裹着。我坐公交的时候蛋香飘了一路，前排大姐回头看了我三回，最后一回终于憋不住问：“小伙子，蛋卖不卖？”我说这是午饭。大姐一脸遗憾转回去了，我心里一动——这玩意儿有市场啊。

　　冬天来了。茶叶蛋的生意越来越差，天冷大家不爱在外面站着啃蛋。我妈愁得睡不着，早上起来眼眶发青，坐在小凳子上数硬币，数来数去那点钢镚儿，像老母鸡孵蛋似的捂在手里不出声。

　　那天周末我去废品站找刘叔，路过菜市场门口，看见一老大爷支了个卦摊，桌上一块红布，布上画了阴阳鱼，旁边竖个牌子：“铁口直断，一卦五毛。”

　　我蹲在旁边看了二十分钟。来了三个人，大爷掐指一算，嘴皮子翻得跟开了加速一样——“命里缺水”“犯桃花”“祖坟东北角有棵树要挪挪”——三个人都给了钱走了，每人五毛。第四个是个卖豆腐的大姐，大爷说“你今日有财运”，大姐乐呵呵走了，边走边掏手机给老公打电话：“老孙，咱家今天豆腐卖不完你全吃了，大师说的，财运！”我心想，这财运跟豆腐有啥关系，但人家高兴就行。

　　五毛。一个茶叶蛋赚两毛，一卦赚五毛。三卦一块五。时间成本差不多。

　　我回去跟郑教授说了。他听完把茶杯一放：“你想算命？”

　　“不想。”

　　“那你琢磨什么？”

　　“我琢磨这事有模板。大爷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套路，换人名的。我比他算得快。”

　　郑教授从书架里抽了本《易经》，拍在桌上：“背。”

　　“背这个？”

　　“你背了，下次你妈摊位冷清，你在旁边支个摊，算一卦五毛，顺便卖茶叶蛋。买蛋送一卦。买茶蛋的比算命的还多。”

　　我愣了三秒。

　　“您说真的？”

　　“我说过假话？”

　　三天后我把《易经》八卦的卦辞背了个七七八八。别问我懂不懂——八字没一撇。但我发现一件事：那些求卦的人根本不在乎你懂不懂，他们在乎的是你说话的时候眼睛不眨。

　　“你将有一场小波折。”——谁都有一场小波折。

　　“贵人就在身边。”——每天跟咱说话的都是贵人。

　　“莫急。”——你急也没用。

　　我把这三句定为“万能三件套”，又编了二十条备用句。背熟了，周六一早搬了张小凳子，在我妈茶叶蛋摊旁边支了个布——布是郑教授给的旧床单，上面用毛笔写了“随缘问卦”四个字。旁边用小字写：“买茶叶蛋者，卦金八折。”

　　我妈看见那四个字的时候正在捞蛋，水汽腾起来糊了她一脸。她擦了把脸看清了，勺子差点掉锅里：“你干啥？！”

　　“创业。”

　　“创啥业？！”

　　“你卖你的蛋，我算我的卦，咱俩各赚各的，资源共享。”

　　我妈瞪了我半天，最后骂了句“小兔崽子”把勺子捞出来接着捞蛋。但那天她捞蛋的力气明显比平时大，蛋壳磕在锅沿上咔咔响，响得像个鼓点。

　　那天上午我算卦挣了一块二。卖茶叶蛋挣了四块——比平时多了两倍。因为买蛋送一卦，不买蛋光算卦也得五毛，算术再差的也算得过来。

　　第一个顾客是个骑三轮收废品的，他本来只想买个蛋，看见布上的字，犹豫了一下问我：“买了蛋，真的送一卦？”

　　“送。本店开业大酬宾，买一送一，童叟无欺。”

　　他掏了五毛钱买了个蛋，蹲在旁边啃着蛋听我说。我掐指一算（其实手指头在袖子里偷偷掰着数时间），沉稳开口：“你今日有贵人。”他嚼着蛋黄问：“谁？”我说：“问你收废纸那个，你注意一下，他今天会多给你两块钱。”

　　他半信半疑蹬着三轮走了。中午的时候他又回来了，大老远就喊：“小师傅！真准！老刘今天果然多给了我两块钱！”我说：“不是我准，是刘叔昨天卖废铁赚了笔，今天心情好。”他愣了半天，把三轮车停稳了，从兜里掏出张皱巴巴的五毛钱搁我摊上：“再算一卦，算算我明天心情咋样。”我说：“明天你心情跟今天一样。”他问：“为啥？”我说：“因为你明天还会来找我买茶叶蛋。”他乐了，说你这小孩说话真逗。

　　我妈在旁边听着全程没出声，但捞蛋的频率慢下来了，竖着耳朵听。等她听完这一串，勺子在锅沿上磕了两下，说：“那你明天还来。”

　　“来。”

　　“那个——”她指着布上“随缘问卦”四个字，“字写得不错。”

　　“郑教授写的。”

　　“那替我谢谢他。”

　　我算了半个月的卦。每天放学早点写完作业，周末就出摊。挣的钱三分之一给妈补摊位费，三分之一买书，三分之一存着。那是我人生第一个系统的收入模型——茶叶蛋保底，问卦引流，复购率靠“回头客下次再算免费”。

　　刘叔路过，看了半天，叼着烟评价：“你他妈比废品站来钱快。”

　　我说：“刘叔，您算一卦？”

　　“免了。我命硬，不用算。”

　　“那我送您一个结论。”

　　“啥？”

　　“您今天烟灰掉裤裆上了。”

　　他低头一看，烟灰正在他裤裆位置烫了个小洞。刘叔骂了一句，把烟掐了走了。走远了又回头，隔了半条街喊：“明天给我留两个茶叶蛋！”

　　市场里的摊贩们开始认识我了。卖豆腐的大姐每次路过都冲我招手：“小大师，今天帮我算算豆腐卖得完不？”我说：“您把豆腐切小块点，一份变两份，卖得快。”大姐恍然大悟，第二天豆腐果然早早就卖光了。她特意给我送了半块热豆腐，撒了葱花酱油，我蹲在卦摊后面吃得吸溜吸溜的。卖鱼的张叔也来了，说小大师你帮我算算今天鱼市行情。我看了看他的水箱，说：“您把鲫鱼和鲤鱼分开放，别混着。鲫鱼爱扎堆，鲤鱼好单溜，放一块它们互相影响心情。”张叔将信将疑试了，下午收摊的时候过来跟我说：“鲤鱼多卖了五条。”我说那不是我算的，是鱼自己选的。张叔乐得直拍大腿：“你比庙里那个签筒灵多了。”

　　郑教授听说我靠《易经》卖蛋，脸皱得跟泡过头的茶叶一样。

　　“我让你背，没让你出去骗人。”

　　“没骗。”我把收入明细掏出来给他看，“买蛋的比问卦的多，我主要卖蛋，辅推算卦。而且回头客我都不收钱，纯聊天。”

　　他看了明细，又看了我，手往藤椅扶手上一拍：“行。你赢了。”

　　“那这卦摊还摆不摆？”

　　“摆。”他站起来从书架里又摸出一本，“但你这水平太差了，八字都没弄明白就给人算。看了这个再说。”

　　那本书叫《梅花易数》，比《易经》还薄，但字密得像蚂蚁开会。翻开第一页我就觉得头大，什么“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个字排列组合变出六十四种情况，每一种还有变卦、互卦、错卦、综卦，叠床架屋跟俄罗斯套娃似的。我趴在桌上看了两个小时，只翻了三页。郑教授端着他的茶杯在旁边转悠，时不时瞟我一眼，也不说话，就哼哼。

　　我抬头问：“您当年学这个学了多久？”

　　他说：“我？我没学。”

　　“那您怎么教我？”

　　“我教你背，又没教你懂。”他坐下来，翘着二郎腿，“你先背熟了，早晚有一天突然就懂了。这叫顿悟。”

　　我说：“顿悟一般发生在什么条件下？”

　　他说：“一般是快考试了，或者被人追债的时候。”

　　“那我现在属于哪种？”

　　“你属于——”他喝了口茶，“你属于‘再不学你妈茶叶蛋要滞销了’那种。”

　　我把书翻回第一页，重新开始。

　　“把这本书吃透了，”郑教授把书搁我手里，“再去给人算。到时候你开价一块，说一句准一句。”

　　“那茶叶蛋呢？”

　　“茶叶蛋照卖。”他坐下来重新端起茶杯，“算卦是为了让人买蛋。你搞清楚谁是主谁是次。”

　　三十年后再看这句话，简直是我整段商业生涯的八字真言。

　　锋芒科技做AI的时候，全行业在卷算力、卷参数、卷谁家的模型“更像人”。我没有。我在卷“怎么让卖煎饼的大爷多赚五块钱”。郑教授当年教的——算卦是为了卖蛋。算法是为了让人过日子。主次一错，满盘皆输。

　　扯远了。说回那年的卦摊。

　　我摆到第四周，出事了。那天来了个老太太，六十多岁，佝着腰，握着我的手说：“小师傅你给我看看，我儿子在外地打工，半年没来信了。”

　　按照万能三件套，我应该说“将有一场小波折，莫急。”

　　但我看着她的手。指甲缝里有泥，手腕上一道旧疤，掌心粗得像砂纸——跟我爸的手一模一样。我爸在工地上干活，每年回来手都是这样，开裂的口子里嵌着水泥灰，洗手要泡半天才能搓下来一层。我每次看他洗手都觉得很奇怪，那双手泡在水里的时候像一块河底的石头，怎么搓都搓不干净。

　　我没说出那套词。我改口了：“您把您儿子的地址给我。”

　　老太太愣了：“啊？”

　　“给我地址。我帮您写封信，您寄过去。”

　　她说了一串地址，我就着她手上垫的那张旧报纸背面写了封信，大意是：妈想你，你好好的，有空回个电话。写完了她抓着我的手问多少钱，我说不要钱。她非要给，塞了一块二在摊子上就走了。走两步回头，眼泪汪汪的。我看着她佝偻的背影挤进人群里，红色棉袄像一粒红豆淹没在灰色的冬天里，忽然觉得嗓子眼发堵。

　　那天下午我收了摊。临收之前来了个中年男人，穿西装打领带，腕上手表亮闪闪的，一屁股坐在我对面：“小师傅，算个命。”

　　“不算了。收摊。”

　　“我给你两块钱。”

　　“说了不算。”

　　他打量了我一圈，笑了：“你是不是不会算？”

　　我把凳子叠了，布卷了，鸡蛋箱子拎起来，从摊子后面绕出来经过他身边：“您命里缺德。不用算，我直接告诉您。”

　　他愣了两秒。站起来的时候我已经走了。我妈在后面追：“小峰你慢点，蛋要碎——”

　　我抱着鸡蛋箱子撒腿跑，蛋在箱子里晃荡晃荡，发出闷闷的碰撞声。跑出菜市场口我才停下来喘气，回头一看那男的还站在原地，手插在裤兜里，脸上表情一半是恼一半是懵。我妈气喘吁吁追上来了，先检查我的鸡蛋箱子：“碎了没有？”我说没碎。她这才拍了我后脑勺一下：“你这张嘴啊——迟早惹祸。”

　　那天晚上郑教授问我：“听说你拒了一个大单？”

　　“一块二的大单。”

　　“为什么拒？”

　　“那个老太太的一块钱，比我那天挣的八块都重。”

　　郑教授往藤椅里一靠，闭上眼睛不说话了。过了老半天我以为他睡着了，他忽然开口：“那个老太太——”

　　“嗯？”

　　“你记住她。”

　　“记着呢。”

　　“我是说，你记住她那种人的手。记住了，以后不管你走多远——”

　　“别把手变滑了。”我接茬。

　　他睁开眼看我。没笑，也没摇头。

　　“你自己说的，”他说，“你记住就行。”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个老太太。但她的手我记了一辈子。粗的。糙的。指甲缝里有泥的。那双攥着一块二毛钱塞给我的手，是我这辈子收过最重的一笔钱。重到后来我签几千万的合同，签字的时候偶尔还会想起那块二毛的触感，想起那几枚硬币带着她掌心的温度，搁在我手心里沉甸甸的。

　　那个中年男人十年后出现在我的商业酒会上。他叫王建国——就是王氏集团的那个王建国。他端着酒杯走过来：“李总，看着眼熟。”

　　我笑了笑：“您记性不好。”

　　“哦？我们见过？”

　　“见过。您十年前找我算命，我说你命里缺德。”

　　他端酒杯的手僵了。

　　“开玩笑的，”我说，“那会儿我七岁。童言无忌。”

　　他没笑，我也没笑。他杯子在手里转了半圈，最后啜了一口酒，说：“李总小时候挺有意思。”我说：“您也挺有意思，那会儿戴的上海牌手表，还在吗？”他愣了一下，大概没料到我连那细节都记得。酒杯晃了晃，他说：“不在了，早换了。”我说：“换了就好，那表盘太大了，衬得您手腕细。”他脸上终于挤出一丝笑来，但那笑像画上去的，干了以后就裂开了。我们碰了碰杯，各自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酒会散了，我坐车回家，车窗外面城市灯火一盏一盏往后倒。我摸了摸自己的手。手指修长了，指甲干净了，掌心的茧比以前薄了。

　　但没滑。还糙着。

　　郑教授的话在脑子里响了一次——“记住她那种人的手。”

　　记住了。一直记着。

　　那天之后卦摊没再摆。冬天太冷，茶叶蛋也卖不动了。但我妈跟我说了一件让我意外的事——那个老太太后来让邻居给茶叶蛋摊捎了一包东西，打开是自家腌的咸菜，瓶子外面贴了张纸条，上面就一行字：“谢谢你。”写了两遍。“谢谢你谢谢。”

　　我妈问我：“你帮了她什么？”

　　我说：“写了封信。”

　　“一封信换一缸咸菜？”

　　“那信值。”我把咸菜瓶拿起来对着光看了看，“她儿子半年没来信了。她一个字都不认识。她着急。”

　　我妈没再问了。她把那缸咸菜打开，用筷子夹了一小根塞进我嘴里。咸得我龇牙咧嘴。我妈笑了，说：“嗯，这味道做得比我的好。”

　　她从兜里掏出五块钱塞给我。

　　“干什么？”

　　“你借我那五块还了。这是妈额外给你的——”她想了想，“算卦提成。”

　　我攥着那五块钱，上面还有她茶叶蛋的香。那种味道是八角、桂皮、老抽混合着煤炉子的烟熏味，闻多了呛鼻子，但习惯了就觉得踏实。我把它塞进口袋，口袋瞬间暖了一小块。

　　那年冬天，我在郑教授的书房里把那本《梅花易数》翻了十七遍，每一条卦辞底下都写了批注。批注跟卦辞没什么关系，全是各类公式——概率论、统计学、线性代数入门。

　　郑教授看了我的批注，眉毛竖了又松，松了又竖。

　　“你这是干嘛？”

　　“我在找规律。”

　　“算命哪有规律？”

　　“算命的没有。但‘人为什么愿意花钱听人说话’——这个有。”

　　他合上我的笔记本看了十分钟，还给我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你这辈子干的每一件事，”他说，“七岁就在打地基了。”

　　他把笔记本还给我的时候，手指在上面敲了三下。

　　“但这地基，别打得太大。”他说，“太大了，房子盖不上去。”

　　我问他：“为什么？”

　　他没回答，端起茶杯站起来往卧室走。走到门口停下来，背对着我说：“因为地基建得越大，下面埋的东西就越多。埋多了，你忘了当初为什么打地基。”

　　他关上了门。

　　我在书房的灯泡底下坐了很长时间。桌上摆着那缸咸菜，还剩半缸。我妈说这东西能放到春天。

　　冬天刚过一半。春天还早。

　　我把我那本写了批注的《梅花易数》翻到最后一页，在空白处写了八个字：

　　“地基别大。记得咸菜。”

　　那之后学校的日子还是那样。张老师继续当我是空气，我继续当他的课堂是郑教授书房的分会场。有一天他提问，全班没人举手，他目光扫了一圈，扫到我的时候停都没停就滑过去了。后排有个捣蛋的男生憋不住笑出了声，张老师瞪了他一眼，那男生说：“老师，李玉峰举手了。”张老师硬邦邦地说：“李玉峰没举手。”我说：“我真举了。”他这才转过头来看我，我确实举着手。他沉默了两秒，说：“那你回答。”我说了答案，对的。他没说对不对，只说了句“坐下”，继续往下讲。同桌小胖偷偷在桌子底下给我竖了个大拇指，我心想这算不算破冰？大概算吧，虽然他态度还是冷，但至少承认我这个人坐在第一排了。

　　寒假的时候茶叶蛋生意回暖了一点，我妈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生炉子，我裹着被子在被窝里听她在厨房叮叮当当的动静，蛋壳碰锅沿的声音，煤炉子鼓风机的嗡鸣，她咳嗽两下，又接着忙。我爬起来穿好衣服去帮忙，她递给我一勺老抽：“倒进去。”我倒完了问：“今天进多少斤？”她说：“二十斤。”我说：“卖得完吗？”她说：“卖不完晚上咱爷俩吃。”我说：“咱俩一顿吃二十斤蛋？”她笑了，眼角皱纹挤在一起像水波纹：“吃不完卤着，卤蛋能放。”

　　那天上午我搬着小凳子继续在市场坐摊。没有卦摊了，就单纯卖茶叶蛋。但陆续有人过来打招呼，都是之前的“老客户”——卖豆腐的大姐路过买俩，卖鱼的张叔买仨，那个收废品的大哥买了一兜子说要带回去给媳妇尝尝。他们买完也不急着走，蹲在旁边跟我聊两句，问我还算不算卦。我说不冷吗你们蹲着？他们说冷，但聊天暖和。我就跟他们聊，从鸡蛋价格聊到天气预报，从菜市场改造聊到谁家媳妇生了。我妈在旁边捞蛋，偶尔插一句嘴，气氛热腾腾的，比炉子上的锅还热闹。

　　有一天收废品的大哥跟我说：“小师傅，你以后要是有出息了，记得回来看看我们这些老客户。”我说：“有出息是什么样？”他说：“就是不用蹲在菜市场卖蛋了呗。”我拎了拎手里的鸡蛋夹子说：“那我可不一定想走。”他哈哈笑了：“你才多大，等你在暖气房里坐惯了你就不说这话了。”

　　他说得对，也不全对。

　　三十年后的冬天，我坐在暖气房的落地窗前开视频会议，对面工程师汇报新项目的进度，PPT上铺满了数据和流程图。我听完沉默了五秒钟，问了一个问题：“这个功能上线之后，对菜市场卖豆腐的大姐有什么好处？”工程师愣了，说李总这个没考虑过。我说你回去重新做方案，答不出来就别提审。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有人小声说：“又是茶叶蛋问题。”另一个声音接茬：“别抱怨了，咱们总部那条备注写了二十年了。”

　　那条备注是锋芒科技的“第一条军规”——“所有项目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对卖茶叶蛋的有没有好处？”答不出来的，不批。

　　这条备注的来源没人知道准确版本。有说是我七岁那年写在一本书上的，有说是我在第一次融资路演时拍桌子定的，还有说是我喝多了之后用口红写在办公室玻璃上的。我从来不澄清。但我知道那行字的出处——那本《梅花易数》最后一页的批注，被我誊到了一张便签上，贴在了我第一个办公室的挡板上，后来公司搬家搬了六回，那张便签也跟着搬了六回，泛黄发脆了也没丢。

　　工程师们私下叫我“茶叶蛋老板”，我也笑。

　　那缸咸菜后来春天还是吃完了。最后一口是我妈就着粥咽下去的。她说：“这人做咸菜确实有两下子。”

　　我说：“人想她儿子的时候更有两下子。”

　　我妈筷子停了一下，没接话。

　　第二天她多进了十斤蛋。

　　她说：“冬天快过了，到时候吃茶蛋的人就多了。”

　　那年春天的第一场雨下来的时候，我正在郑教授的书房里帮他把书架上的灰掸一遍。他坐在藤椅上看窗外，雨丝斜着打在玻璃上，淌成一道道水痕。

　　他忽然说：“那个老太太的儿子来信了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你不好奇？”

　　我说：“好奇，但有些事到写信那儿就够了，后面的不归我管。”

　　他嗯了一声，把茶杯端起来吹了吹，又说：“你以后做事情，要分清‘帮到哪儿’和‘管到哪儿’。”

　　我说：“您现在才教我？”

　　他说：“早教你记不住，得你碰过了再教。”

　　我掸灰的手停了一下。书架第三层那本《梅花易数》还在，书脊上被我翻出了一道白印。我抽出来翻了翻，最后一页那八个字还在：“地基别大。记得咸菜。”

　　郑教授探过头来看了一眼，鼻子哼了一声：“字越来越丑了。”

　　我说：“那会儿七岁，手小，握笔没劲儿。”

　　“现在手大了，也没见好到哪儿去。”

　　我笑了笑把书塞回去。窗外雨声渐密，市场那边应该收摊了，我妈大概正推着三轮车往回走，车斗里的锅盖着旧棉被，余温能把她的手指烘暖。

　　郑教授说：“你那八个字，第一条做到没？”

　　“地基别大？”

　　“嗯。”

　　我想了想说：“不知道。我现在做的事，七岁那会儿想都不敢想，算不算大？”

　　他没回答，把茶杯搁在扶手上，闭着眼听雨。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他说：“地基大不大，不看你盖了多高的楼。看你挖下去的第一铲还在不在。”

　　我没再问。

　　后来很多年里，我每次做重大决策之前都会翻一翻那本《梅花易数》——不是真拿来算卦，是翻到最后一页看那八个字。字确实丑，七岁的手写出来的，横不平竖不直的，但每一笔都实实在在。

　　三十年后锋芒科技的业务从AI做到农业数字化，从城市物流做到乡村金融，项目越来越多，团队越来越大，那条“茶叶蛋条款”却始终挂在内审的第一页。每次新来的产品经理看到这一条都会问为什么，老员工就会拍拍他肩膀说：“别问了，问就是李总小时候在菜市场摆过摊。”

　　有一次年终总结会上，有个年轻下属半开玩笑地说：“李总，咱们现在都做到千亿估值了，还纠结卖茶叶蛋有没有好处，是不是有点格局小了？”

　　我看了他两秒，端起桌上的保温杯喝了口水——保温杯还是我妈十年前给我买的，杯盖上磕掉了一块漆，我舍不得换。我说：“你觉得格局是什么？”

　　他卡了一下。

　　我说：“格局不是看你能做多大的事，是看你做大了之后还记不记得小的事。千亿估值是数字，卖茶叶蛋是日子。数字是给人看的，日子是给人过的。”

　　会议室安静了。那个年轻人后来成了我最得力的产品总监，据说他把这句话写在了自己的工位挡板上。我路过的时候瞟了一眼，上面写着：“别把手滑了。”字比我的好看多了。

　　那年冬天最后一场雪下完的时候，我收到一封信。信封上没署名，邮戳是本地的，字迹歪歪扭扭像刚学写字的小孩。打开来，里面是一张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三行字：

　　“李玉峰小朋友你好。我儿子过年回来了。谢谢你的信。他说你写得比他好。我让他给我念了三遍。我识字了，今年学了五个字，就是你的名字。谢谢你谢谢。”

　　我把信折好，夹进了那本《梅花易数》里，挨着“地基别大。记得咸菜”那八个字。

　　窗外雪化了，滴滴答答地淌水。我妈在厨房里卤新一锅蛋，八角和桂皮的香味飘过来，暖烘烘地裹住了整个屋子。

　　我坐在书桌前，把信又看了一遍。

　　那五个字写得确实不怎么样，“峰”字的山字旁歪到右边去了，但一笔一划都认得出来。

　　我把书合上，搁在书架最顺手的位置。

　　春天真的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