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从平安史之乱开始》埋下了哪些让你对结局充满猜测的伏笔？

《大唐从平安史之乱开始》中埋下了多个影响结局走向的伏笔，主要围绕政治权力、外部威胁、降将忠诚及制度改革等方面，具体如下：

一、河北叛乱残余势力的潜在威胁

史思明父子虽节节败退，但河北根基未彻底清除，其残余势力可能成为复叛隐患。史思明曾通过铸钱抬高粮价搜刮河北钱粮[357]，试图以经济手段动摇唐朝统治；史朝义逃亡后，范阳叛军将领朱泚、李怀仙等仍率部突围，虽最终溃散，但河北旧部（如田承嗣旧部）对唐朝的忠诚度存疑，马燧在贝州需斩杀“有二心将领”才能稳定军心[302]，暗示降将群体可能再度倒戈。

二、回纥与仆固怀恩的复杂关系

回纥登里可汗曾领兵五万至漠南[357]，其动向直接威胁朔方边境。仆固怀恩作为回纥可汗的丈人，虽获李倓信任留守朔方[338]，但身份敏感，曾担忧“万一大唐与回纥交恶，以其身份镇守北疆会遭攻讦”[338]。后续回纥与史朝义暗中联络，仆固怀恩的立场可能因内外压力发生动摇，成为边境不稳定因素。

三、吐蕃持续寇边与西域危机

吐蕃趁陇右兵力空虚多次入侵[136][314]，郭子仪需优先镇守关中而无暇支援西域[416]，北庭、安西都护府孤悬塞外。南诏虽遣使归唐[419]，但吐蕃仍控制西域要道，且秋季常“席卷而来”[416]，陇右、关中安全始终面临威胁，可能成为唐朝后期最大外部隐患。

四、朝廷内部权力斗争的延续

宦官与党争未止：李辅国曾勾结鱼朝恩构陷大臣[262]，虽遭打压，但宦官势力仍暗中活动（如骆奉先被派往西域[300]）；皇室内部矛盾复杂，李隆基与李亨对权力的博弈[244]、李倓与太子李俶的储位之争[258]，可能随局势稳定再度激化。此外，李亨晚年对李倓的猜忌[268]，为后续皇权交接埋下隐患。

五、降将群体的忠诚度隐忧

安史之乱中归降的叛将（如田承嗣、李怀仙）虽暂时臣服，但多为形势所迫。田承嗣曾建议李倓“寻外援牵制史思明”[204]，却暗中观望局势；李怀仙作为史思明旧部，降唐后仍与史朝义残余势力有联系[397]，其是否真心归附存疑。此类降将若再度叛乱，可能引发河北二次动荡。

六、制度改革的阻力与不确定性

李倓推动的改革（如设立新有司监察官员[352]、江南节度使分权为采访使[357]）面临官僚集团抵制。以新有司为例，内廷曾计划以宦官统领，后韩云卿等清流官员主动入局以改变其性质[352]，改革能否突破既得利益集团阻挠，直接影响唐朝能否“破后而立”[270]。

七、关键人物的命运走向

• 李白、杜甫等文人：李白因旧案遭大理寺调查[277]，杜甫卷入皇帝女巫事件[238]，文人集团的立场可能影响舆论导向；
• 郭子仪、李光弼等将领：郭子仪需兼顾朔方、陇右防御[416]，李光弼在河北独当一面[398]，其健康与忠诚度可能影响军事布局；
• 骆奉先等宦官：骆奉先从西域归来后哭诉艰辛[423]，其带回的西域情报（如郭昕赴西域[423]）或成为后续剧情关键。

这些伏笔交织了军事、政治、外交等多重矛盾，暗示唐朝虽平定安史之乱，却需面对内忧外患的持续挑战，结局可能走向中兴与动荡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