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汉》中公孙珣的成长或转变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公孙珣的成长与转变主要体现在目标野心、人才策略、军事权谋、政治理念、性格行事及对汉室态度等多个维度，具体如下：

一、目标与野心的扩大：从“求存”到“争霸天下”

早期公孙珣因母亲预言乱世，以“搏命求存”为目标，认为“若如此情状还不能拼死一搏，将来怎么能换的身居高位”[5]。在中山无极目睹基层困苦后，感慨“天下崩坏”，萌生“立功求存”的想法[54]。
随着经历积累，他的野心逐渐膨胀：杀宦官王甫、影响袁逢后，“心里多了不少莫名其妙的自信心与躁动感”[136]；讨董后明确“汉室不可复兴，而他公孙珣不可不存大志”[305]，最终从“做耿弇式辅佐者”[125]转变为接受禅让、登基为帝[541]。

二、人才策略的成熟：从“按图索骥”到“广纳豪杰”

早期公孙珣依托历史认知“按图索骥”，如主动结交韩当，因其“江表虎臣”身份[4]，韩当也因他“无视出身看重自己”而追随[15]。
后期逐渐形成系统的人才观：任河内太守时，经司马直推荐，收录司马朗、常林等“河内豪杰”，甚至田间堆肥的常林因见其军纪严明而应辟[273][274]；在长社火攻后，通过钟繇招揽枣祗、戏志才等寒门人才[249]，显示从“单点挖掘”到“批量吸纳、兼容并蓄”的转变。

三、军事与权谋能力的提升：从“冒险搏命”到“战略统筹”

早期军事行动以“险中求胜”为主，如卢龙塞“假传军令”主动出击[5]；后期展现战略全局观：平黄巾时，被朝廷委以“总督河内、并州、洛中骑兵出东郡割裂黄巾南北”[229]；讨董时，调和董卓与皇甫嵩矛盾，斩樊稠立威以统一兵权[310]；河北决战中，分兵包抄魏郡困死袁绍，最终“鼎革天下，重树新制”[434]，军事指挥与政治权谋高度结合。

四、政治理念与施政的深化：从“经验借鉴”到“制度构建”

早期受母亲“前卫思想”影响，对社会问题有碎片化反思，如见乐户处境思考“社会型事物不受控制不能归咎一方”[147]。
后期形成系统施政策略：在辽东推行“屯田”稳定流民[151]；河内以“井田制为名行官屯”[275]；称帝前“分设九州，任命州牧统辖军政”，确立幕府权威[434]，并构建“三省、六部、四台”官制[477]，从“应对危机”转向“制度建设”。

五、性格与行事风格的转变：从“冲动”到“沉稳果断”

早期公孙珣曾因伪书盗印被卢植质问，以“记恨卢植辱母”辩解，后感悟“勿以善小而不为”，对卢植“执礼更恭”[44]，显示从冲动到反思的成长。
后期行事愈发果断：诛杀阎柔时“不顾刘虞反对”，掌控幽州军政[335]；处置魏越时，虽念其功绩，仍以“贪心怨怼”为由将其处死，以正军纪[426]，政治手腕趋于强硬。

六、对汉室态度的变化：从“依附”到“取而代之”

早期公孙珣试图依托汉室体系发展，如拜刘宽为师、入尚书台任职[108]，甚至自比“耿弇，给各路‘光武帝’打工”[125]。
后期逐渐脱离汉室：讨董后在长安“处决部分大臣，起草《求贤令》”[385]；面对劝进时，先称“燕公”，承诺“天下不定不再进位”[476]，最终受禅登基，彻底终结汉室统治[541]。

综上，公孙珣的成长贯穿于乱世进程，从被动应对危机到主动塑造时局，最终完成从“边郡子弟”到“开国皇帝”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