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幼儿园的小孩脑子里在想什么?
应该不太有人会在意这个问题吧，一个幼儿园的小孩脑子里能想什么呢。但是如果别人问你，也许你就会想一想，我幼儿园时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
那是真正的90年代，不是加了旧滤镜在电影城里拍出来的场景。街道只有不到十米宽，路上也没有条条白色行道线，小摊小贩在路边随意摆，最流行的瓷砖是红蓝相间的小瓷方块，市场的大喇叭放着广播，马路上偶尔开过一辆黑亮的帕萨特——我就是生在这样一个小镇上，长清。
其实严格来说我一岁之前都是在老家里住的，一个叫西兴隆村，挨着黄河的地方，据母亲说那时她经常带着我在黄河边淌水乘凉，但我的记忆里没有那部分，毕竟太小了，所以在我这就忽略掉了。
因此我记忆开始的部分，大概是从幼儿园开始的。那时候我在想什么呢，一个胆小，好奇，好动又有些坏的自私小孩，在讲这些之前，必须讲一点我记忆之前的东西。
25岁的父亲和23岁的母亲只有五千块钱，找亲戚东拼西凑了三四十万后，在当时镇上最繁华的地界买了一套九十几平的房子，有了一个小家和我。原以为生活就此稳定，把买房的钱慢慢还上就可以过上幸福安稳的日子。但是奈何我不同意，不到一岁就爱感冒发烧，还得了心肌炎，本就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那个年代对很多疾病没有系统的治疗手段，也没有特效药，最重要的是没有钱。
母亲初中毕业水平，高中连考都没有机会去考，家里五个兄弟姐妹，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姥爷是一名人民教师，我的名字就是姥爷取的，可能当初他就知道我会饱经磨难，要有毅力一点吧，姥姥没有文化，那时的教师也没有多少工资，所以是普通的贫困家庭，重男轻女的思想加条件困难导致五个兄弟姐妹只能供大舅读高中，于是在母亲初中毕业后，工厂招工，便直接去了，中途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父亲，后来又变成了下岗职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父亲也是初中毕业，情况和母亲差不多，爷爷同样是教师，父亲是家里老二，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后来父亲自学电路原理和电气系统，也算是有了发不了财也饿不着的一手技术，直到现在也不愁工作。
那时大姨和舅舅看到黑瘦的我，体弱多病，再看看我们的家庭条件，除了房子一无所有，纷纷劝母亲放弃给我治疗，再要一个。母亲是个性格坚强的人，虽然这后来多半是因为我才变得越来越坚强，但她当时就拒绝了，她从没想过放弃我，父亲也一样。
于是便开始了求医之路，从市里的儿童医院住了半年，几乎花光了所有的钱，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没办法，还是要跟亲戚借，爷爷和奶奶卖掉了老家的房子，自己去租房子住，给父亲钱来救我的命。妈妈没什么本领，想到了刚结婚时跟父亲去BJ旅游时跟小贩学的做煎饼果子，于是买了一辆三轮车，装上钢板玻璃架，变成了城里一个沿街叫卖煎饼果子的小商贩，而且这一变就是近十年。
而父亲则在小舅开的酒水商店里面帮忙打工，只能把爷爷奶奶请到家里来照顾我，因为买房也已经借了小舅家很多钱，父亲也不好开口要工资。所以我治病住院的花费，几乎全靠母亲每天早出晚归风吹日晒卖煎饼果子得来，这一周要赚出下一周的住院费医药费，不然我就只能等死。那时，她还不到三十岁。当然我能一直接受治疗也十分感谢所有的亲戚长辈对我们家的帮助。直到后来，父亲应聘到了一家电气公司工作以后经常出差，家里条件才较好一点。
当然这些都是这些年来听父亲母亲的转述得知的，具体细节非亲身经历很难感同身受。就这样我慢慢长大，身体状况也好了一些，不再需要住院，但还是要经常输液治疗，就在家楼下的小诊所里，有时不方便也会请诊所的护士到家里来给我打上针，毕竟我是老回头客，诊所的人全都认识我，而且诊所的医生就是在我家楼下一层住的邻居。
因为心肌炎的原因，从小不能剧烈活动，因此所有和小朋友们一起的活动都没有我，在我的印象里，哪怕哥哥姐姐弟弟来家里找我玩，我也只能看着他们玩，他们走，硬等着输完液，拔掉针。那输液管就像一条锁链，把我的自由控制的完完全全，只能在以输液瓶为顶点的高，输液管长度为斜边长的圆锥底面圆形半径范围内活动，即使松开也不能跑不能跳。那时自己一个人最擅长的游戏就是给各种玩具打针，甚至给沙发打针。
直到在家西边不远处上了幼儿园。
幼儿园的名字已经不记得了，虽然现在想想很近但那时觉得幼儿园就是离家很远的地方，因为有一次放学下大雨，学校的老师骑着踏板摩托车捎我回家，也许是路不好走慢了点，就让我感觉走了好久好久才到了家楼下，其实也就几百米的距离。虽然不记得名字，但记得幼儿园的大门就是用那种红蓝透亮的方瓷块砌成的，说是大门其实也就两三米宽，大门正里面是一座假山，后面一堵高墙，墙上画着红太阳和白云，门口正对的就是小巷子的丁字路口，路边都是小商小贩。
所以幼儿园的我到底在想什么呢，想终于没有妈妈一直盯着我，想可以自由的撒欢、干坏事，跑啊跳，自由自在，想什么时候可以再也不用打针，想爸爸什么时候出差回来，想着放学后再拉住奶奶接我的小三轮车，再让她在楼下的商店给我买个什么小零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