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阳光有些刺眼，透过半旧的窗帘，在书桌上投下斑驳的光斑。我，王茫然，二十四岁，在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七月早晨，正式脱离了学生身份，正式毕业。
手机屏幕亮着，是某个招聘APP的推送，标题写着“恭喜应届生，你的职场之路即将启程！”我划掉了它，心里没有任何波澜。这种廉价的鼓舞，像过期糖果，甜得发腻，却毫无营养。
我的过去，和千千万万个普通孩子一样，没什么特别的印记。出生在一个不算富裕但也温饱无忧的家庭，父母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他们最大的期望就是我“好好学习，找个好工作”。我按部就班地度过了小学、中学，像一颗被设定好轨道的卫星，围绕着“高考”这个恒星运转。熬夜刷过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书包里永远做不完的卷子，课间十分钟趴在桌子上争分夺秒的补眠……这些记忆构成了我青春的大部分底色。
后来，我考上了一个一般般的大学，读了一个一般般的专业——计算机。大学四年，过得飞快。有过逃课在宿舍睡懒觉的慵懒，也有过在图书馆为了期末考试临时抱佛脚的紧张；有过和室友深夜聊人生聊到天亮的疯狂，也有过对模糊未来隐隐的担忧。但总体来说，是平缓的，像一条没什么波澜的溪流。
而现在，溪流似乎流到了尽头，面前是一片望不到边际的、名为“社会”的海洋。而我，还没有准备好一艘船。
毕业典礼那天的喧嚣和伤感还历历在目，穿着学士服扔向天空的帽子，仿佛也带走了某种确定无疑的身份。同学们四散离去，有的手握名校研究生offer，有的进了名企，有的回家乡考公考编。只有我，像是被留在了那个夏天的十字路口，哪条路都想看看，哪条路都不敢轻易踏上去。
“别急，慢慢找，第一份工作很重要。”妈妈在电话里总是这么说。但我能听出她语气里那份小心翼翼的焦虑。爸爸则更直接一些：“先找个活儿干着，积累经验也行啊。”
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但那种无形的压力，像夏日暴雨前的闷热，无声无息地包裹着我。
我的“现在”，就是这间租来的十平米小屋，大学旁边熟悉的“堕落街”还在，但街上熙熙攘攘的面孔已经换了一茬。书桌上，笔记本电脑是战斗的武器，里面存着几十份石沉大海的简历和几份不尽人意的面试记录。旁边堆着几本从图书馆借来的小说，还有半包没吃完的薯片。
白天，我大部分时间在网上浏览各种招聘信息，机械地复制、粘贴、投递。偶尔会烦躁地关掉网页，刷刷短视频或者打打游戏，但罪恶感很快就会涌上来，提醒我“正事”还没干。晚上，有时会和同样“待业”的死党钟极限一起叫个外卖，吐槽一下奇葩的HR和面试经历，互相打气，然后又陷入各自的沉默。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楼下的街市开始热闹起来，小贩的吆喝声，学生们的笑闹声，充满了鲜活的生活气息。这一切都与我有关，又似乎与我无关。我像一个旁观者，观察着这个我即将真正踏入，却又被暂时阻隔在外的世界。
这种旁观者的状态，持续了三天。或者更久？时间在不上不下的等待里，失去了清晰的刻度。
第四天下午，我接到一个面试通知。一家做企业管理系统的小公司，职位是后端开发工程师。地点在城南的软件园，需要换乘两趟地铁，再骑一段共享单车。
面试过程像一场按部就班的程序执行。自我介绍，技术问题，项目经验……我像一台被输入了标准应答指令的机器，给出中规中矩的答案。技术官的表情看不出喜怒，HR倒是始终保持着职业化的微笑。
“你的情况我们大致了解了，有消息我们会通知你。”标准的结束语。
走出那栋玻璃幕墙闪闪发光的写字楼，下午四点的阳光依然炽烈。我站在车水马龙的路边，看着西装革履、行色匆匆的人群，他们仿佛都有明确的目的地，只有我，像个误入此间的游魂。刚才在冷气充足的会议室里绷紧的神经，此刻松弛下来，只剩下一种深深的疲惫，不是身体上的，而是从心里漫上来的空洞乏力。
我没有立刻回去。沿着软件园外围栽满香樟树的道路漫无目的地走，路过一个个挂着响亮名头的园区，看着那些进出的、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他们脸上带着倦意，也带着一种被某种体系接纳后的安定感。这种安定感，是我此刻最缺失的东西。
手机震动，是钟极限。他发来一条语音，点开就是他标志性的大嗓门：“茫然，咋样？哥们儿刚结束一个，感觉又他娘的是去充人头的！”
我回了条文字：“差不多。感觉身体被掏空。”
他秒回：“晚上老地方？撸串儿，我请客，祭奠我们又一次阵亡的面试。”
“老地方”是大学后门那家叫“老兵烧烤”的大排档，油烟味重，但味道实在，价格也亲民。晚上七点，我和钟极限面对面坐在塑料凳子上，面前的小桌摆满了烤串和两瓶冰啤酒。
钟极限灌了一大口啤酒，长长地打了个嗝：“你说，咱们学那点儿东西，到底够不够格端这碗饭？今天那面试官问我个分布式锁的问题，我答得磕磕巴巴，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拿起一根烤得滋滋冒油的五花肉，说：“够不够格，不都得硬着头皮上吗？总不能真回家啃老。”
“啃老？”钟极限嗤笑一声，“我倒是想，我爸得先打断我的腿。他现在每天给我发公务员招聘链接，比闹钟还准时。”
我们相视苦笑，碰了碰酒瓶。冰凉的液体滑过喉咙，暂时浇灭了心头的些许烦躁。周围嘈杂的人声，隔壁桌学生们的划拳笑闹，混合着烧烤的烟火气，构成了一种真实而粗粝的慰藉。在这里，我们不再是格格不入的旁观者，至少，还有难兄难弟作伴。
“其实……”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我有时候会想，我们这么着急忙慌地要找的，到底是一份工作，还是一个……位置？一个能让自己、让父母都安心的，在社会上的位置。”
钟极限愣了一下，拿起一根鸡翅啃着，含混不清地说：“想那么多干嘛？先找到工作，拿到工资，能自己养活自己，就是最大的位置。其他的，走一步看一步呗。”
他总是这样，看似大大咧咧，却总能说出最直白的道理。也许他是对的，是我把问题想得太复杂，太沉重了。所谓的“意义”，在生存面前，显得有点奢侈。
那晚我们聊到很晚，吐槽，抱怨，也偶尔憧憬一下虚无缥缈的财务自由。酒精和友情像一层薄薄的缓冲垫，暂时缓解了现实坚硬的触感。
回到我那十平米的小屋，已是深夜。酒意微醺，但头脑却异常清醒。我再次坐到书桌前，台灯的光晕笼罩着那一小片天地。电脑旁边，那几本从图书馆借来的小说还静静地躺着。我随手拿起最上面的一本，是加缪的《局外人》。
翻开扉页，第一句话映入眼帘：“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搞不清。”
这种疏离和麻木感，莫名地击中了此刻的我。我是不是也正在成为一个生活的“局外人”？我搞不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只是被动地接受着来自外界的期待和压力。
我合上书，没有再看下去。打开电脑，鬼使神差地，我没有点开招聘网站，而是新建了一个文档。空白的页面像一片雪原，等待着第一行足迹。
我不知道要写什么，只是凭着一种冲动，敲下了几个字：我要写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