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室那股霉味一钻到肺里，嗓子眼儿里立马就泛起一股铁锈似的腥甜。
那是旧纸片子、潮乎乎的湿气，再混着三十年沉下来的血渍味儿。我蹲在1986号铁柜子跟前，手指蹭过牛皮纸袋上褪了色的红字——“青禾连环·壹”。纸片子脆得跟冻硬的蝉翅膀似的，一碰就碎。
窗外是2019年深秋的雨，市局档案室的日光灯嗡嗡响，在地上投下青白的光斑，跟停尸间铺的塑料布一个样。
肺里头钻心的疼，不是那种尖锐的刺痛，反倒像揣了团湿棉花，在胸口慢慢胀，堵着嗓子眼，把最后点能喘气的缝儿都快挤没了。三天前CT机打出来的片子还锁在我抽屉里，晚期，癌细胞转移了，医生说我顶多还能活三个月。他说这话的时候，把“顶多”俩字咬得特别轻，跟这样就能让死这事听着软和点似的。
“老陈，这案子你都翻三十回了，有啥意思？”
局长的保温杯墩在铁皮柜上，枸杞在开水里滚来滚去，跟一群淹了水的红虫子。他身后墙上挂着“2019年度先进集体”的锦旗，红绸面被穿堂风刮得轻轻晃。
我没抬头，从纸袋里抽岀那张发白发黄的现场照片。1986年的青禾县，还到处是潮乎乎的水洼子，跟片沼泽地似的。照片里是齐腰深的芦苇荡，泥地里用粉笔画着个人形，边儿都被雨水冲糊了。十五岁的姑娘仰躺着，裙子被水泡得胀鼓鼓的，像朵烂透了的白玉兰。
“第一起，1986年9月18号。”我手指点在照片角上，那儿有个模糊的人影，穿的是当年最流行的蓝色工装裤，“我签的证词，说他那时候在钓鱼，没作案时间。”
局长手里的枸杞水，一下子就不动了。
“是我亲手把他放了的。”我撸起左袖子，露出手腕内侧那道疤——不是刀划的，是1986年那个秋天，我把自己铐在暖气片上反省，勒出来的印子，“那时候我二十四，刚从警校毕业，一腔热血上头，觉得天底下就没坏人。”
窗外突然炸响一声闷雷，雨下大了，砸在档案室的铁皮屋顶上，跟无数只手在使劲拍门似的。
“我的诊断书，你看过了吧？”我问他。
局长没吭声，从抽屉最里头摸出张盖着红章的纸——是我的体检报告。他几下撕了，碎纸片扔垃圾桶里，“省厅要成立复查组，你当顾问。但备注写死了：不能接触嫌疑人，不能参与审讯，就只能……看卷宗。”
“说白了，就是软禁。”我笑了，一笑就引发一阵猛咳，血沫子溅在1986年的现场照片上，像朵突然开了的红梅。我慌忙用袖子去擦，结果越擦越脏。
“黎春现在在青山监狱，”我喘匀了气，从怀里摸出另一张纸——Y-STR比对报告，“模范囚犯，天天读《圣经》，年年拿减刑。当年我亲手给他写的不在场证明，现在DNA一查，全是屁话。局长，我欠尹诚二十六年，欠那十个女人十条命，我这肺里的湿棉花，每喘一口气都在提醒我——我他妈就是个帮凶。”
“你疯了？”局长压着声音说，“你这身体，顶多还有三个月……”
“所以我等不起了。”我站起来，日光灯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先进集体”的锦旗上，跟道裂口子，“我要在癌细胞把我吞了之前，亲手给他戴上那副手铐。不顶着顾问的名头，就以一个……就以陈建国，一个普通人的名头。”
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了眼垃圾桶里的碎纸片。诊断书能撕，但肺里的肿瘤，撕不掉。我摸了摸口袋里的药瓶，止痛药就剩三粒了。
“对了，”我扶着门框，雨声里混着我粗重的呼吸，“当年第九起案子有个幸存者，叫小满。她爬进派出所的时候，抓着我的裤腿说，凶手穿工装裤，是个左撇子。我那时候不信，因为黎春是右撇子，天天穿白衬衫，干净得跟个会计似的。”
局长脸色一下子变了，“她不是早就失踪了吗？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
“我要找到她，”我走进走廊的黑夜里，声音被风扯得碎碎的，“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然后我要把黎春从那个‘模范囚犯’的神坛上拽下来，拽进泥里，拽到那些受害者的血水里，让他知道——有些罪，过了追诉期也不算完，只会在你脑子里，长颗毒瘤，一辈子疼。”
走廊尽头，小张抱着文件夹跑过来，年轻的脸在应急灯那绿幽幽的光里，嫩得很。“陈队，去青山监狱的车，备好了。”
我看着这跟了我三年的年轻人，眼睛亮堂堂的，制服穿得板正，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太像我二十四岁那时候了。
“小张，”我伸手给他理了理领花，指尖碰到他颈动脉，跳得有劲，“要是我这次干了啥出格的事，别拦我。就当……就当看一个老废物，最后拼一次。”
他愣了，“陈队，您这是……”
“我得了肺癌，晚期。”我从口袋里倒出那三粒止痛药，干咽下去，喉咙跟吞了砂纸似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偷来的。”
小张的瞳孔猛地一缩，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只是慢慢挺直了腰板，右手下意识地去摸腰上的配枪。这个小动作，让我心头一热——这孩子，是心疼我呢。
雨幕里，警车像头累垮了的野兽，趴在哪儿一动不动。我钻进后座，看着窗外模糊的霓虹灯。1986年的青禾县可没这东西，只有昏黄的煤油灯，还有飘得到处都是的稻花香。那个姑娘的眼睛，在我脑子里晃，黑白分明的，没有恨，只有一脸的困惑。
“等着我，”我对着车窗上自己的影子说，那影子脸蜡黄，眼窝陷进去，跟刚从棺材里爬出来的鬼似的，“这次，我带你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