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的夏天,热得像老天爷把一口烧红的铁锅扣在了华北平原上。
知了在榆树上叫得撕心裂肺,一声接一声,像无数把小锯子在锯同一根木头。空气里的水分被太阳榨得干干净净,呼吸进去的不是空气,是火。泥土裂开了口子,那些口子从田埂这一头一直延伸到那一头,像一张张干渴的、无声地喊叫的嘴。村口的小河瘦成了一条线,河床上的石头露出来,白花花的,像一排排干枯的牙齿。
刘家洼村东头的癞痢刘三,喝了半斤地瓜烧,踩着一地碎月光,晃进了村西头周家那个痴呆闺女的棚屋。
地瓜烧是镇上供销社打来的,一块二一斤,用塑料壶装着,壶嘴已经脏得发黑,但刘三不在乎。他仰起脖子灌了半斤,那股火辣辣的劲儿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烧得他浑身发热,脑子发涨,眼前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毛玻璃似的光晕。他走路的姿势像一只瘸了腿的狗,左腿拖着右腿,每一步都在泥地上划出一道浅浅的沟痕。他眯着眼睛,努力辨认着方向——左边是王寡妇家的柴火垛,垛上的玉米秆子在月光下像一堆白骨;右边是老槐树,树干上的疤痕像一只只闭着的眼睛;前面那条窄得只能容一个人通过的小巷子,走到底,就是周家的后院。
周家后院没有门。或者说,门就是墙上那个被雨水冲出来的豁口,用几根枣树枝条胡乱编了个栅栏,挡得住猪狗,挡不住人。枣树枝条上的刺还扎手,但刘三不在乎,他手上的茧子比枣刺还硬。
刘三从栅栏的缝隙里钻进去,脚踩在一堆烂泥里,发出噗嗤一声响。他停下来,竖起耳朵听了听——周家堂屋的灯早就灭了,周老头的鼾声隔着两道墙传过来,像一台老旧的柴油机,突突突的,断断续续。东边牛棚里,老黄牛打了个响鼻,一股热气从牛鼻子里喷出来,在月光下像一团白色的雾。然后一切都安静了。
没有人发现他。
他继续往前走。棚屋就在牛棚的隔壁,说是棚屋,其实就是一个用玉米秸秆搭起来的窝棚,四面透风,顶上盖着几块石棉瓦,瓦片碎了一半,露出黑漆漆的窟窿。月光从窟窿里漏进去,在地上投下一块惨白的光斑,像一滩水,像一面破碎的镜子,像一口打开了盖子的井。
周家闺女叫周大妮,从小脑子就不好使,三岁了还不会走路,七岁了还叫不清爹娘。村里人都说她“胎里带的毛病”,周家老两口养了她二十年,养得心灰意冷,索性在院子外面搭了个棚子,让她一个人住。棚子四面透风,冬天灌雪,夏天漏雨,地上铺一层麦秸,就是她的床。
那晚刘三进去的时候,周大妮正抱着膝盖缩在墙角,嘴里含混不清地哼哼着。
刘三出来的时候,裤腿上沾着麦秸和泥巴。
他没有回头。
他穿过栅栏,穿过小巷,经过老槐树,经过王寡妇家的柴火垛,回到自己家。他媳妇已经睡死了,鼾声如雷,嘴巴大张着,像一条搁浅的鱼。他爬上床,把被子拉到下巴,闭上眼睛,不到一分钟就睡着了。
这个夜晚在刘家洼的历史上轻得像一片羽毛,没有人在意,没有人记得。但如果有人把它记下来,用最细的笔尖,在最薄的纸上,那也不过是几个字:
一九八三年,夏。
种子就这样落下了。
它落在了一个不该落下的地方——一个痴呆女人的子宫里,那个子宫像一块盐碱地,贫瘠、荒芜、寸草不生。但生命就是这么顽强,或者说这么无耻,它在最不可能的地方扎下了根,开始贪婪地汲取每一丝养分。它在黑暗中生长,在沉默中膨胀,在没有人注意到的角落里,一天一天地变成了一个生命。
没有人知道那颗种子是什么时候发芽的。周大妮不会说,她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怀孕,什么叫孩子。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的时候,她只是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沉重,像有什么东西在把她往下拉。她走路的时候需要扶着墙,弯腰的时候会喘不上气,睡觉的时候找不到一个舒服的姿势。她不知道那里面有一个生命在生长,在蠕动,在用一根看不见的脐带吸着她的血、吃着她的肉、啃着她的骨头。
她只知道,她的肚子疼。
不是那种尖锐的、让人忍不住喊叫的疼,而是一种钝钝的、闷闷的、持续不断的疼,像有什么东西在她的身体里慢慢膨胀,挤压着她的五脏六腑,把她的肚子撑得像一面鼓。那种疼不会消失,不会减轻,只会一天比一天更重,一天比一天更难以忍受。
周老太太是在一个下雨的午后发现的。
那天下午,雨下得特别大,豆大的雨点砸在石棉瓦上,噼里啪啦的,像有人在天上放鞭炮。雨水从屋顶的破洞里漏进来,在地上汇成一条条小溪,流过堂屋的地面,流到院子里,流到院墙外面的巷子里。周老太太去后院收衣服,经过周大妮的棚屋时,习惯性地往里看了一眼——她不是关心女儿,只是确认她还在,没有跑出去丢人现眼。
就是那一眼,让她手里的衣服盆子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周大妮站在棚屋中间,光着上身,一只手撑着墙,另一只手放在肚子上。她的肚子鼓得老高,圆滚滚的,像塞了一个大西瓜。皮肤被撑得发亮,青色的血管清晰可见,像一张网覆盖在肚皮上。她的肚脐眼翻了出来,像一个小小的、突起的嘴巴。她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树,摇摇欲坠。
周老太太愣住了,愣了好几秒钟,然后发出一声尖叫,那尖叫尖锐得刺穿雨幕,传遍了半个村子。
“造孽啊——!”
她冲进棚屋,抓住周大妮的肩膀,用力摇晃,嘴里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她的指甲掐进了周大妮的肉里,留下了一道道红色的印痕。周大妮被她摇得东倒西歪,嘴里发出含混的啊啊声,眼睛里全是恐惧和茫然。她不明白母亲为什么打她,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她只知道疼,肩膀疼,肚子疼,浑身都疼。她的眼泪流了下来,但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本能的、动物性的恐惧。
周老头听到叫声跑过来,站在棚屋门口,看到女儿的大肚子,脸一下子白了。他的嘴唇哆嗦了几下,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来。他蹲下来,把烟锅子从腰带上解下来,塞了一撮烟丝,点着,猛吸了几口,呛得咳嗽起来,咳得弯下了腰,眼泪鼻涕一起流。他的咳嗽声在雨幕中回荡,像一个破旧的风箱在呼哧呼哧地响。
“谁的?”他终于挤出两个字,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擦过铁皮。
周老太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一边哭一边骂:“我哪知道!这个死妮子,她连自己裤子都不会提,她哪知道是谁!造孽啊,造孽啊,我们老周家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啊……”
她哭得浑身发抖,哭得站不住了,蹲在地上,把脸埋在膝盖里。她的哭声和雨声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雨,哪是泪。
周老头又吸了一口烟,沉默了很久。雨越下越大,棚屋开始漏水,雨水从石棉瓦的破洞里滴下来,滴在周大妮的头上、脸上、肩膀上。她缩在墙角,抱着膝盖,把大肚子藏在腿后面,像一只受了惊的动物,用最原始的方式保护自己。雨水顺着她的头发往下流,流过她的脸,流过她的脖子,流过她的大肚子,滴在地上,和泥土混在一起,变成了泥浆。
周老头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站起来,说了一句话:“生下来吧,是条命。”
他的声音不大,但在雨声中显得格外清晰。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深水里,咚的一声,然后沉了下去,再也没有了声音。
周老太太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想说什么,但嘴唇哆嗦了几下,什么也没说出来。她站起来,擦了擦眼泪,转身走进了雨里。她的背影在雨幕中越来越模糊,像一幅被水泡过的水墨画,慢慢地洇开,慢慢地消失。
雨还在下,没有停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