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的春天，向来是娇贵的。风不像冬天那样刺骨，却也带上几分懒怠的劲儿，刮过城墙，卷起地上的碎屑与尘土，慢悠悠地飘在胡同上空。太阳好不容易从云层里探出头，把淡淡的金光洒在灰色的砖瓦上，给沉寂的老城加了一丝生气。刚捂热了砖瓦，转眼间就被冷风吹散，叫人摸不透这天气的脾气。
胡同深处，靠着墙的地方，有一片大院。说是大院，不过是几间低矮的平房，挤着七八户人家，院子里堆满了杂物，煤炭炉子破纸箱，旧竹椅，乱七八糟地摆着，只留下一条窄窄的过道勉强能过人。院子中央长着一棵老枯树，枝干粗壮。
王福生就住在这大院里最靠墙的一间小屋。小屋小得可怜，一铺土炕就占了大半地方，炕边摆着一张掉了漆的木桌，两把缺了腿的椅子，剩下的空间连转身都得小心翼翼。屋里没有窗户，只有一扇破旧的木门，白天好歹有一丝光亮，但到了晚上屋子里黑得不见五指。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闻久了，也就习惯了。
王福生今年二十大几，是个地道的车夫。个头不高，身子骨却结实得很，肩膀宽阔，胳膊上的腱子肉鼓鼓的，一看就是常年卖力气的模样。他长着一张圆脸，皮肤常年风吹日晒的黝黑，那双眼睛不大却充满野心。
他打小就生活在北平，爹娘都是最底层的贫苦人，爹是拉车的，娘是做裁缝的，日子过得紧巴。在他十岁那年，爹拉车在雨里跑了一天，淋了雨又受了风寒，没钱抓药，没撑过半个月，就撒手人寰了。日子更难了，娘没日没夜地干活，终究熬垮了身子，在他十九岁那年也随他爹去了。
没了爹娘，福生就成了孤儿。他没读过书，不认字，别的营生不会，只能学着爹的样子拉着车在北平大街小巷里跑。这一跑，就是十五年。
十五年里，北平变了不少，城头的旗子换了又换，军阀来了又走，可福生的日子一点没变。依然是每天天不亮就起身，啃上两口凉窝窝头，喝一碗凉水，拉着车出门，一直跑到深夜，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屋里。
他拉车向来老实本分。不抢道，不加价，客人说去哪就老老实实拉到哪，路上不多说一句闲话，跑得飞快却异常稳当。
同行们都说他傻，这年头，耍点小聪明，多要点钱日子才能过得开。可福生不这么想，他觉得做人就要凭良心，自己卖力气挣钱，一分一毫都挣得干干净净，不能亏了良心。
他一直有一个念想，就是攒钱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这个念想从他第一天拉车开始就狠狠扎在了心里。十五年里，他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攒着，衣服破了就缝缝接着穿，哪怕是生病了也硬扛，不敢耽误一天拉车的机会。
眼看着攒下的钱越来越多，福生心里就憋着一股劲，拉车更有精神。他常常在夜里盘算着，再拉上一年？不，再拉上半年就能买一辆新车了。
新车该是什么样的？要枣红色的还是墨绿色的? 车把要光滑的还是粗糙的？每每想到这些，福生黝黑的脸上就会露出一丝憨厚的笑容，眼里闪着光，那是对生活的盼头，是支撑他在苦海里唯一的希望。
这天，天刚蒙蒙亮，鸡还没叫，福生就起了床。屋里黑，他摸索着系好了腰带。他推开木门，院子里静悄悄的，其他住户还没起身，只有老槐树上的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空气里带着清晨的凉意，让人精神一振。
福生走到院子的角落，牵出自己租来的车。这车是从街口刘四爷的车行租来的，旧得厉害，车身上的漆掉了一大半，木头都发了朽，车座磨得发亮，硬邦邦的，坐久了硌得慌，拉起来总要费点力气。
可就是这样一个破车，每天也得交两个铜板的车钱，不管你拉没拉活，车钱都一分不少，少一个刘四爷就翻脸骂人，甚至把车收回去叫你没活干。
福生拍拍车上的灰，又用袖子擦擦车座，迈开步子走出大院。胡同里还很安静，偶尔有早起的小贩挑着担子吆喝着豆腐脑，声音慢悠悠地在胡同里回荡。福生拉着车，顺着胡同往外走，每一步都踩得结实。
出了胡同就是德胜门大街。街上渐渐热闹了起来，行人变多了，有做工的，有赶路的。各种声音混合在一起，吆喝声，说话声，构成了北平一道独特的烟火气息。
福生把车停在路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来往的行人。这是他每天的常态，在街头等着，盼着，盼着多挣几个铜板就能离自己的新车更近一步。太阳慢慢升起来，洒在他黢黑的脸上，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滴在破旧的衣衫上。但他依旧站在那里，眼神坚定，心中只有一个朴素的念想——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