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在傍晚六点四十分打来的。
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会儿我刚把最后一份简历投出去，电脑右下角弹出一条天气预警——暴雨蓝色预警。窗外天阴得像锅底，远郊的方向时不时传来闷雷声。
手机上显示的是一串陌生的号码，区号0735，归属地郴州。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那是我老家的区号。可我已经十年没接到过从那打来的电话了。
接起来之后，电话那头先是滋啦滋啦的电流噪声，像是信号极差的山里才能打出来的那种。我连着“喂”了好几声，几乎要挂断的时候，一个声音从噪声底下钻了出来。
“哥——”
我整个人僵在椅子上。
是陈溪。
她的声音发着抖，像是躲在什么地方压着嗓子说话，气息又急又碎，像是随时会被人发现似的。
“哥，你能回来吗？”
“小溪？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攥紧手机，身体已经先于脑子站了起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那两秒里，我听见了一些不该出现在一通电话里的声音。很轻，很细，像是有很多人在很遥远的地方同时窃窃私语，又像是风吹过一条很深的巷子时发出的呜咽。
“哥，我不该回来的……”
她的声音突然带上了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情绪。那是恐惧，纯粹的、被碾压过的恐惧。
“我不该回来，我不该——”
电话断了。
我立刻回拨。第一遍，忙音。第二遍，忙音。第三遍，那个号码变成了空号。
我在客厅里站了大概十秒钟。窗外的雨终于砸了下来，噼里啪啦打在玻璃上，整栋楼都在风雨里发出低沉的嗡鸣。
我拿起车钥匙，一头扎进了雨里。
从省城到老家，全程四百多公里。
其中前三百公里是高速，剩下的一百公里是省道加盘山路。我的导航最后一次正常工作，是在下了高速之后第三十七公里处的一个加油站。加完油重新上路之后，导航的声音开始变得断断续续，屏幕上显示的道路越来越细，最后变成一条没有名字的白线，在一片不规则的绿色里扭动。
“您已偏离路线，正在重新规划。”
这句话导航说了七遍。第七遍之后，它彻底闭嘴了。
路越走越窄，两边的山越来越高。山上的树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树冠在夜色里连成一片，像是有人把一整块黑布罩在了头顶。我的车灯照在前方，光柱里飞舞着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飞虫，密密麻麻，像下着一场无声的灰雪。
空气里的味道在变。
一开始是柏油路面被雨打湿的气味，夹杂着淡淡的柴油味。渐渐地，我闻到了泥土的味道——那种被水泡透了的、腐殖质含量极高的山泥，又腥又甜。再后来，隐约有一股檀香味混了进来，一阵一阵的，像是有人在路边的林子里烧香。
我看了一眼时间。
晚上十一点二十四分。
从下午六点多出发，到现在将近五个小时。以我对这条路的记忆，这个时间应该早就到了才对。可我面前的挡风玻璃外，只有一条没有尽头的盘山路和两边黑压压的树林。
就在这时候，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
我单手握着方向盘，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屏幕亮着，但没有新的消息通知。我看了一眼状态栏，信号那里显示着一个“×”。
那它震什么？
我把手机放回副驾的座位上，正要收回视线，余光扫到了后视镜。
后视镜里，后排座椅正对着我的那个位置上，蜷缩着一个模糊的影子。
我一脚刹车踩到底。
轮胎在湿滑的路面上发出一声尖锐的嘶鸣，整辆车在盘山路上横过来滑了三四米才停住。安全带的锁扣死死勒进我的胸口，把我整个人拽回座椅上。
我喘着粗气，扭头看向后排。
空的。
什么都没有。
后排座椅上堆着我的工装外套和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和出发时一模一样。
雨刷在前挡风玻璃上往复刮着，橡胶和玻璃摩擦发出单调的吱嘎声。我盯着空荡荡的后排看了很久，直到确认那里确实什么都没有，才慢慢松开了踩死刹车的脚。
车重新发动，我往嘴里塞了一根烟，打火机打了三次才打着。
尼古丁的刺激让我的手指停止了轻微的颤抖。我把车窗摇下一条缝，潮湿的山风灌进来，混着那股檀香的味道，吹得烟头的火星明明灭灭。
我对自己说，那是开了五个小时夜路的疲劳反应。视觉残留。压力太大。
这个解释合情合理。
只是有一个小问题。
我的车是一辆二手的五菱宏光，买的时候前任车主说过，这车出过事故，后排安全带卡扣坏了，一直没修。所以后排根本坐不了人，也从来没坐过人。
那刚才后视镜里那个蜷缩着的姿势，为什么会那么自然？
像是一个已经在那里坐了很久很久的人，久到已经习惯了黑暗。
我终于看到村口的老槐树时，差五分钟到凌晨一点。
车灯照亮了那棵树。
老槐树还在，比我记忆里更粗了。十年前的树干直径大概一个成年人合抱，现在怕是两个人都环不住了。树冠遮天蔽日，即便在夜里也能看到它铺开的庞大阴影。树下用青石板砌了一圈矮墙，矮墙上插着几根燃尽的香烛，被雨浇得湿透。
但真正让我注意到的是树枝上挂着的东西。
白色的布条。
一根一根，密密麻麻，从老槐树最粗的几根枝杈上垂下来。每一根都有两三米长，被雨水打湿之后变得半透明，在风里缓慢地飘动着。车灯照上去，那些白布条像是一条条垂下来的手臂，在黑暗里无声地招摇。
我的烟烧到了过滤嘴，烫了一下手指。
我把烟头扔出车窗，盯着那些白幡看了几秒钟。
白幡。丧事用白幡。这个规矩我知道。但通常情况下，幡是挂在灵堂前或者出殡队伍前面，没有挂在村口老槐树上的道理。
除非，是整个村子都在办丧事。
我把车熄了火，推开车门。
雨已经小了很多，但山里的雾气很重，脚一踩下去，半截小腿就没进了白蒙蒙的雾里。雾气贴着地面缓慢地翻滚，像是一层煮开了的米汤。
我站在村口的水泥路上，往村里看。
路灯亮着，不多，隔三四十米一盏，发出昏黄的光。在光和光之间的黑暗里，我看清了路边那些房子的门。
每一扇门上，都贴着白色的对联。
白纸黑字，和过年时贴的红纸对联是同样的形制，只是颜色从喜庆的红变成了丧葬的白。有些对联被雨打湿了，墨迹洇开，黑色的字像眼泪一样往下淌，在白色的纸上拖出长长的痕迹。
我走近了一户人家，借着路灯的光看清了那副对联上的字。
上联写的是：魂归故里终有路。
下联是：雾锁阴山再无门。
横批四个字：叶落归根。
叶落归根。
我盯着这四个字，脑子里有什么东西被翻搅了一下。这四个字用在丧事上原本没什么问题，但贴在这里，这张门，这栋房子，这条我小时候每天上学都会跑过的路——
这不是办丧事的写法。
这是办大事的写法。
整村白事，这副排场，不是死了某一个人。这更像是……在迎接什么东西回来。
“陈屿？”
一个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我猛地转过身。
路灯和路灯之间的一段黑暗里，站着一个穿雨衣的人。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能看到雨衣的帽檐下露出的半截下巴。他手里提着一盏马灯，那种最老式的煤油灯，玻璃罩子被烟熏得发黄，里面的火苗摇摇晃晃，映出他下半张脸上的表情。
“真是你啊？”那个人往前迈了一步，灯光终于打到了他脸上，“你咋回来了？”
我认出了他。
阿贵。刘贵。我家老宅隔壁刘婶的儿子，小时候跟在我屁股后面满村跑的那群小孩里，他是最胖的那个。
但眼前这个人不胖。不仅不胖，简直是瘦脱了相。雨衣挂在他身上空荡荡的，像是挂在衣架上。他的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深地凹下去，脸上的皮肤松松垮垮地耷拉着，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二十岁不止。
“阿贵？”我下意识地叫了一声。
“哎，是我。”他应了一声，声音干巴巴的，像是很久没喝过水，“你咋回来了？你不是在省城上班呢吗？”
“我妹给我打电话了，”我说，“陈溪，她让我回来的。”
阿贵脸上所有的表情，在这一瞬间全部消失了。
不是变了。是消失了。
就像有人按了一个开关，把他脸上的所有肌肉全部归位到零，没有疑惑，没有惊讶，没有任何正常人听到这句话之后该有的反应。他只是直直地看着我，马灯的火苗在他瞳孔里跳动，像是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点上的一根蜡烛。
“你说什么？”
他的声音和刚才不太一样了。语气还是那个语气，但底下的什么东西变了，像是水面下有什么东西翻了上来。
“陈溪给我打电话了，”我重复了一遍，这次说得更慢，“她说她不该回来，让我回来找她。阿贵，我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阿贵看着我。
他看了我很长时间。长到路灯亮着的那几盏突然闪了一下，长到老槐树上的白幡在风里发出一阵哗啦啦的声响，长到远处的山上传来了不知是什么动物的叫声。
然后他的嘴角动了一下。
那个动作太过细微，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它。它可能是一个笑容的开端，也可能是某种抽搐。但有一点我很确定——那个弧度不是往上走的。
“陈屿，”阿贵说，声音轻轻的，“你妹的丧事不是都办完了吗？”
我听见了这句话的每一个字。
每一个字都很清楚。但我的大脑拒绝把它们组合成句子。我站在原地，感觉自己像一台过热死机的电脑，所有的程序都在运行，但没有一个能够正常执行。
“你说什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问。
阿贵没有回答我。他只是把马灯举高了一点，像是想看清楚我脸上的表情。黄色的灯光照在我脸上，把他的影子投射到身后的白墙上，拉得又细又长。
“三年前就办完了，”他说，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讲一件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全村人都去了。还是村长老头亲自抬的棺。”
三年前。
三年前陈溪刚考上大学，我送她去报到，在校门口拍了一张合影。照片里她扎着马尾，穿着一件我给她买的白色卫衣，对着镜头笑得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
三年前她没有出事。三年前她好好的。
三天前她还在给我打电话。
“你在跟我开玩笑？”我往前走了一步。
阿贵往后退了一步。
他的动作很轻，像是被风吹了一下。但我看到了他后退时雨衣下面露出的一截手腕——他手腕上戴着一根红绳。
那根红绳是新鲜的，鲜红色，在昏黄的马灯光里红得刺眼。红绳上穿着一颗很小的珠子，材质看不出是什么，在光里泛着一种不太对劲的油润光泽，像是某种骨质的东西。
我不认识这根红绳。
但我认识这东西。我们村的孩子，尤其是陈家这一脉的孩子，小时候都戴过。外婆在世的时候说过，这绳子不能摘，摘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我十四岁离开村子的那天，外婆亲手把它从我手腕上剪了下来，扔进了灶膛里。
她没说为什么。她只说，以后不用戴了。
“阿贵，我问你最后一件事。”我盯着他的眼睛，“我家的老宅，现在住着谁？”
阿贵沉默了一会儿。雨又开始下大了，雨滴打在路面上，打在他雨衣的帽檐上，打在老槐树的叶子上，发出密密麻麻的声响。
“没住人，”他说，“你走之后，你外婆走后，那房子就一直空着。直到三天前，村里人把它重新收拾了出来。”
“收拾出来干什么？”
“设灵堂。”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从村口跑到老宅的。
那段时间的记忆是断裂的。等我重新意识到自己在哪里的时候，我已经站在了老宅的大门前。
老宅是那种八十年代建的两层砖瓦房，一楼正中间是堂屋，左右两边是厢房，后面是厨房和杂物间。房子的外墙原本刷着白石灰，十年的风吹雨打让它变成了斑驳的灰色，有的地方露出了底下的红砖。二楼的木窗紧闭着，窗棂上结着蛛网。
但大门是新的。
新刷的黑漆，新帖的白纸对联。
对联上写的是：生为人杰归故土，死作山灵守故乡。
横批：魂兮归来。
门前的地上，撒着一层薄薄的纸钱。被雨打湿之后，纸钱牢牢贴在青石板上，像是长在石头上的白色霉菌。
我推开了门。
门没锁。门轴发出一声长长的呻吟，在寂静的夜里传出去很远很远。
堂屋里点着蜡烛。
不是电灯。是蜡烛。几十根白蜡烛，在正堂的供桌上一字排开，火苗齐刷刷地跳动着，把整个堂屋照得忽明忽暗。供桌上摆着瓜果糕点，正中间立着一个香炉，香炉里插着三炷香，青烟笔直地升上去，在房梁处散开，融进空气里。
香炉后面，是一副相框。
相框里镶着一张黑白照片。
烛光摇曳，照片上的人脸明暗不定。但不需要走近，不需要看清——
我知道那是谁。
我自己的妹妹，我还认不出来吗？
相框里的陈溪看着我。不是三天前电话里那个声音颤抖的女孩，也不是三年前那张校门口合影里笑出一口白牙的女孩。她的表情是平静的，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弧度，眼睛直直地看向镜头——
不。
看向我。
那张照片被剪裁过，边缘有些不规整，像是从一张合照里单独剪出来的。我盯着照片里陈溪的眼睛，脊背上突然爬过一阵密密麻麻的寒意。
那双眼睛，我见过的。
就在刚才，就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前。
深夜盘山路的车上，后排座椅，后视镜里那个蜷缩的影子。
我没有看到那个影子的脸。但我看到了它的眼睛——在黑暗里，在后视镜的镜面里，在车灯和路灯都照不到的角落。
它就是那样看着我的。
用和陈溪的遗照一模一样的眼神。
我慢慢地转过头。
供桌前，正对着遗照的位置，摆着一口棺材。
黑漆棺材，漆面崭新，在烛光里反射着幽幽的光。棺盖严丝合缝地盖着，棺身上绑着三根麻绳，每根麻绳的结头处都系着一枚铜钱，铜钱上生满了绿锈。
棺材正下方的地面上，用白灰画着一个圈。
圈里放着一双鞋。
一双崭新的、大红色的、绣着鸳鸯的——
绣花鞋。
咚。
棺材里传来了一声闷响。
咚。
第二声。
像是有人用指节，从里面，轻轻地，敲了两下棺盖。
蜡烛的火苗猛地跳了一下。
供桌上，三炷香的青烟突然断了，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齐齐掐灭。
剩下的烟在空气里扭曲了一下，散了。
堂屋里只剩下一种味道。
不是香烛的味道。不是老房子潮湿发霉的味道。
是泥土的味道。
那种被水泡透了的、腐殖质含量极高的山泥，又腥又甜的味道。
和我进山时在车里闻到的一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