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十二月的一个傍晚，伊万·彼得罗维奇坐上了去城里的火车。车厢里很挤，他站在过道里，一只手扶着座椅靠背，另一只手提着那只老旧的公文包。公文包里装着一罐果酱，是家里最后一罐了，用一块干净的布包着。他本不想带，女儿上次来信说城里什么都有，不用捎东西。但他还是带了。每年冬天他都带，成了一项不好更改的习惯。
火车开得很慢，走走停停，在每个小站都要耽搁好久。窗外的雪下得不大，细细碎碎的，像盐。伊万·彼得罗维奇看着窗外那些裹在雪里的村庄和田野，看着屋顶上冒出的炊烟，心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滋味。他今年六十三了，退休后时间多了，但时间多了反而让人发慌。以前教书的时候，每天早晨七点出门，晚上六点回家，日子过得像一列按时刻表运行的火车，虽然累，但有方向。现在他像一节被甩下来的车厢，孤零零地停在岔道上，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女儿安娜已经结婚三年了。女婿叫谢尔盖，在城里一家工厂做工程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伊万·彼得罗维奇对他没什么意见，也没什么亲近的感觉。每次来，谢尔盖都客客气气地和他握手，问一路上怎么样，然后就坐到沙发另一头去看报纸了。两个人能坐在同一个房间里整整一下午，说不到十句话。以前他不太在意这个，觉得男人之间本就如此。但最近几次，他开始在意了。他发现谢尔盖看报纸的时候，自己就不知道该做什么。手放在膝盖上，坐久了腿会麻。站起来走两步，又不知道走去哪里。于是他就去厨房帮安娜剥蒜，或者削土豆。
火车终于到站了。伊万·彼得罗维奇下了车，跟着人群往外走。站台上风很大，夹着雪粒打在脸上，生疼的。他把大衣领子竖起来，缩着脖子，快步走向出口。安娜说好了会在出口等他，他远远地就看见了她，穿着那件蓝色的羽绒服，在人群里朝他招手。
安娜瘦了。这是他的第一个念头。他走过去，她接过他的公文包，说：“爸，路上累了吧？”他说不累，然后仔细看了看女儿的脸。脸色还可以，但眼睛底下有一点青，像是没睡好。他问：“谢尔盖呢？”安娜说：“加班，他最近忙，今晚也得晚点回来。”
他们坐电车回安娜家，一路上安娜说着一些家常话，邻居老太太摔了腿，楼下的杂货店换了老板，阳台上的花冻死了两盆。伊万·彼得罗维奇听着，偶尔嗯一声。他看着窗外那些陌生的街道，每年来看一次，每次都觉得陌生。这座城市对他来说始终是一张没翻开的地图，他来只是为了看女儿，看完就走。
安娜住在五楼，没有电梯。伊万·彼得罗维奇爬上去的时候有些喘，扶着栏杆歇了两回。安娜在他身后说：“爸，早让你去我那住，你偏不来，我们那边有电梯的。”他说：“住惯了，不想挪。”这话是真的，也是假的。他住惯了那间老屋是事实，但不想挪的原因不止这个。他不愿意去女儿的城市住，不愿意成为一个被安排好的老人，每天早上坐在窗边看外面的人上班，中午等着有人回来做饭，下午再等晚上。他见过那样的老人，他们的眼神像蒙了一层灰。
进了门，屋子里暖烘烘的。安娜给他倒了茶，脱了他的大衣挂好，又去厨房热饭。他坐在沙发上，打量着这间不大的屋子。墙上挂着一张安娜和谢尔盖的结婚照，谢尔盖穿着西装，安娜穿着白裙子，两个人都笑着。那笑容他现在看着，觉得有些陌生。那场婚礼他记得很清楚，在城里的一个饭店办的，来了很多他叫不上名字的人。他那天喝了几杯酒，说了不少话，具体说了什么他忘了，只记得最后安娜送他上火车的时候，她哭了，他觉得那眼泪里有一些他不太懂的东西。
安娜从厨房端出饭菜来，一盘炖肉，一盘凉拌黄瓜，还有一碗热汤。她坐下来，给他盛了饭，给自己也盛了一小碗。“爸，吃吧。”她说。他夹了一块肉放进嘴里，炖得很烂，入味了。“好吃，”他说，“你做的？”安娜点点头。他又夹了一块，嚼着嚼着，忽然想起了她小时候。那时候安娜五六岁，第一次帮他切菜，切了一根黄瓜，切得歪歪扭扭的，有一片厚得像块小木板。他笑着拿起来给她看，她看了看，嘟着嘴说：“我就是切不好。”然后他把那片厚黄瓜也吃了，说：“好吃，厚有厚的好吃。”她这才笑了。
他想把这个想起来的故事说给安娜听。他张了张嘴，但安娜正低头喝汤，额发垂下来遮住了半边脸。他看着她低垂的睫毛和微微翕动的嘴唇，忽然觉得这个场景已经和他记忆里的那个小女孩隔了太远。说出来又怎样呢？她大概也只会笑一笑，说一句“还有这事儿”。那些过去的时光，好像只有他一个人还沉在里面，安娜早已经浮上来了。
吃完饭，安娜收拾桌子。他要去帮忙，她说不用不用，硬把他按回沙发上，给他开了电视。他坐在沙发上，拿着遥控器翻着频道，一个台在播天气预报，一个台在播老电影，一个台是广告。他停在天气预报上，看着那个穿西装的女人指着一张云图说着气压和风向。他已经很久不看报纸了，但每天都会看天气预报，知道了明天的天气，一天才能安生地过。
安娜洗了碗出来，在他旁边坐下，织一件毛衣。毛线是深灰色的，织了一半，针脚细细密密的。他看着她织，想起安娜的母亲也喜欢织东西。那时候他们刚结婚不久，她给他织了一件毛衣，深蓝色的，针脚有些松，袖子也一只长一只短。他穿着那件毛衣去学校上课，学生们笑了他一个冬天。但他每天都穿，穿到袖子磨破了，又让她补了补，继续穿。那件毛衣后来去哪里了？他不记得了。安娜的母亲走了有十一年了，走的时候安娜才十四岁。他一个人把女儿带大，带得手忙脚乱。做饭做得不好，就和女儿吃食堂。裤子破了缝不好，就送到裁缝店。安娜从来不说抱怨的话，但她十四岁就开始自己做饭了。他下班回来，看见厨房里站着那个瘦瘦的小姑娘，踩着凳子去够灶台上的锅，心里就像被什么揪了一下。
“安娜，”他开口。
“嗯？”
“你小时候……”
他顿住了。安娜抬起头看他，手里的毛衣针停了。他看着她的眼睛，那眼睛是棕色的，像她母亲。他本来想说“你小时候踩着凳子做饭的样子”，但又觉得说出来也没什么意思，那些事她大概都记得，不需要他再提醒。
“你小时候爱吃果酱，”他改了口，“我带了。”
安娜笑了一下，那个笑很轻，嘴角弯了弯，像风吹过水面。“爸，你别每年都带了，城里真的什么都买得到。”
“买的哪有自己家做的好。”他说。
安娜没再说什么，低下头继续织毛衣。他看着她的手指，灵活的，熟练的，针在指间来回穿梭，毛线一点一点变长。他忽然发现她左手无名指上没戴戒指。他记得她结婚的时候戴着的，一枚细细的金戒指。他想了想，还是没有问。也许是不习惯戴，也许是不小心弄丢了，也许……他不愿意往那个方向想。
门响了，谢尔盖回来了。他脱了外套挂在门边，走过来和伊万·彼得罗维奇握了握手：“爸，来了。”伊万·彼得罗维奇说：“嗯，来了。”两个人像完成了一项固定的程序，然后谢尔盖去厨房倒了杯水，在沙发另一头坐下了。他也没有看电视，也没有看报纸，就那么坐着，看着茶几上的什么东西。伊万·彼得罗维奇注意到他的目光落在那罐果酱上，用布包着，还没有打开。
“安娜，”谢尔盖忽然说，“明天我得去一趟伏尔加格勒。”
“出差？”安娜问。
“嗯，厂里的事，三天左右。”
安娜没有接话。她手里的毛衣针停了一下，又继续动起来。伊万·彼得罗维奇看了女儿一眼，她的脸没什么表情，但嘴角抿得紧了一些。他忽然意识到，这对年轻夫妻之间有一种他看不见的东西，一种沉默，像一层薄薄的冰，没有破，但底下有水流着，是暖是冷他看不出来。
那天晚上他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安娜给他铺了干净的床单，拿了一床厚被子，说夜里冷，多盖一点。他躺下来，听着隔壁卧室里偶尔传来的说话声，很轻，听不清在说什么。他想起了安娜的母亲。她走之前那一阵子，他们之间也常常这样，躺在床上，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像在维持一根快要断掉的线。后来线断了，他想接，但接不上了。他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肩膀。沙发有点短，他的脚伸出去半截，凉飕飕的。
第二天早晨他醒来的时候，安娜已经在厨房了。他闻到了煎饼的香味，坐起来叠好被子，去卫生间洗漱。镜子里的自己头发又白了一些，眼角的皱纹深了，嘴角往下耷拉着。他对着镜子咧了咧嘴，又收了回去。他从来不是个爱笑的人，安娜的母亲以前说他是颗“闷葫芦”，说完了又笑，笑声像一串铃铛。他想念那个笑声。想得很厉害的时候，他就去院子里走一走，看着那些树，一棵一棵地数过去。
早饭吃煎饼，配那罐果酱。安娜把果酱打开了，深红色的，亮晶晶的。她舀了一勺抹在自己的煎饼上，咬了一口，点了点头：“还是那个味道。”谢尔盖也抹了一点，吃了一口，说了句“嗯”。伊万·彼得罗维奇看着他俩，心里那根弦松了松。果酱是他们家传下来的做法，安娜的姥姥教的，用自家院子里那棵老樱桃树的果子熬的。那棵树几年前枯死了，他和安娜站在院子里看着工人把它砍掉，拉走。安娜当时没说什么，回去以后在厨房里站了很久。
上午安娜去上班了，下午三点才回来。谢尔盖也出门了，说去火车站买票。屋子里剩下伊万·彼得罗维奇一个人。他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外面的街道，车来车往，人们裹着大衣匆匆地走。他想起自己住的那条街，到了冬天就安静下来，偶尔有一辆马车经过，马蹄声在雪地里闷闷的。他喜欢那种安静。但此刻站在女儿的窗前，看着这座热闹的城市，他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一间家具搬走了大半的房子。
他看见了窗台上那盆冻死的花。枯黄的叶子垂下来，干巴巴的。他伸手碰了碰，一片叶子碎成了末，落在他手心里。他想起安娜母亲也养花，养了一阳台的。后来她病了，花也慢慢都死了，有几盆他试着浇水救过，但救不回来。他现在屋子里还有一盆仙人掌，是唯一活下来的东西，他养了十几年，已经长得很大了，坐在窗台上像一只沉默的绿刺猬。
下午安娜回来了，带了一袋橘子。他们在客厅里坐着吃橘子，橘皮的气味弥漫开来，清新的，带着一点冬天的凉。安娜剥了一瓣递给他，他接了放进嘴里，酸得眯了眯眼。安娜笑起来，那笑声让他的心猛地缩了一下——太像她母亲了，那个笑，嘴角的弧度，眯起来的眼睛，一模一样的。
“笑什么。”他说，嘴里还含着那瓣酸橘子。
“想起以前，冬天姥姥也给我们分橘子吃，”安娜说，“你每次都被酸得皱眉头。”
他愣了愣。原来她也记得。原来那些他以为只存于自己记忆里的片段，她也有。他忽然想说很多话，想说那年冬天，想说姥姥的橘子，想说你母亲也这样笑，想说很多很多年来他一直藏着没说的那些东西。但他只是把橘子咽下去，又剥了一瓣，这次是甜的。
“城里冷么？”他问。
“还好，暖气烧得足。”
“你要是冷就多穿点，你那件羽绒服我看有点薄。”
安娜嗯了一声，低下头继续剥橘子。他又想说什么，但谢尔盖回来了，手里拎着一个小行李箱。他把行李箱放在门口，说票买好了，明天一早走。然后三个人又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开着电视，谁也没怎么看。窗外又开始下雪了，细密的，无声的，把整座城市一层一层地裹起来。
那天晚上伊万·彼得罗维奇没有睡好。他躺在沙发上听着外面的风声，听着暖气片里水流的声音，听着隔壁的卧室里偶尔传出的动静。后半夜的时候他听见有脚步声，很轻，去了厨房，过了好一会儿才回来。他闭着眼睛装作睡着，心里却醒着。他想起自己以前和安娜的母亲吵架，吵完了他就背过身去睡，她半夜起来去厨房烧水，他也不动，就那么躺着，听着她的脚步声来来回回。那些夜晚他本来可以起来说句话的，可以走过去，可以碰碰她的肩膀。他什么都没做。后来她走了，他再想做也来不及了。
第二天早上安娜送他去车站。雪停了，地上积了一层薄薄的，踩上去咯吱咯吱的。他们并肩走着，安娜挽着他的胳膊，他感觉到她手心的温度透过大衣袖子传过来。他走得很慢，她也走得很慢，两个人都不急着赶那趟车。
到了站台上，他接过公文包，里面那罐果酱已经打开了，安娜留了半罐在厨房里。他看了看女儿的脸，仔细地、长久地看，像要把这张脸每一寸都记住了带回去。
“爸，”安娜说，“你下回……”
“下回还来。”他说。
安娜笑了一下。那个笑里面有什么东西，他说不上来。他上了火车，站在车门边从窗户里看她。她还在站台上站着，穿着那件蓝色羽绒服，围巾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半张脸。火车动了，她挥了挥手。他也挥了挥手，隔着玻璃，他的手掌贴在冰凉的玻璃上，她的手掌贴在外面。火车快了，她渐渐远了，他看着她变成一个小小的蓝点，消失在那些灰色的人群里。
他坐回座位上，靠着窗户，闭了一会儿眼睛。公文包放在膝盖上，里面空荡荡的，只剩下一块包果酱的布。他把那块布拿出来，叠好，放进口袋里。窗外的雪又开始飘了，他睁开眼睛，看着那些雪片落在玻璃上，化了，流下来，一滴一滴的，像眼泪。
火车走了一程又一程。他想，春天的时候应该再来一趟，让安娜带他去看看她说的那个新公园。或者夏天来，夏天他来的时候可以多住几天，帮她把阳台上的花重新种上。他想着这些，想着那些还没有到来的日子，觉得心里一点点暖和起来。窗外那些裹在雪里的田野和村庄一程一程地向后退去，他忽然发现它们其实并不陌生，他从哪里来，就要回到哪里去，中间这段路他已经走了很多遍，以后大概还会走很多遍。只要路的尽头有人等着，只要他到了还能看见那个穿蓝色羽绒服的身影，他就会一直来。那罐果酱明年秋天还要做，他会早早地把樱桃摘好，洗了，熬了，装进罐子里，用布包好，然后等他坐上这趟慢悠悠的火车，把它送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