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哐当哐当地响着，像老牛拉着破车，一路晃荡。
我靠着车窗，脸贴着冰凉的玻璃。窗外黑魆魆的，偶尔闪过几点灯火，疏疏落落的，像谁随手丢在野地里的萤火虫，一闪，又灭了。我心里想，离那座叫青山的地方，越来越近了。
车厢里的味道杂得很。泡面的咸香，汗水的酸臭，还有不知谁脱了鞋的脚臭味，混在一起，闷闷地堵在鼻子里。我吸了吸鼻子，没动弹。
行囊挤在我脚边，一个鼓鼓囊囊的登山包。我伸手下去，摸了摸。硬壳笔记本的边角硌着手，那是祖父林文渊的诗书手稿，用牛皮纸包了好几层。旁边还有个圆溜溜、凉冰冰的东西鹅卵石，王雅给的。
手碰到这两样东西，心里头就沉了沉。不是行李重，是别的什么东西压着，沉甸甸的，像块石头压在胸口。
我又想起自己是怎么来的。不是指坐这趟火车，是指，怎么活下来的。
一九九八年，夏天，滇东北。
雨下了七天七夜，没停过。江水发了疯，像条被激怒的巨蟒，冲垮了堤，淹了半个县城。我就是在那天晚上，在一片混乱的哭喊声、洪水咆哮声里，被我妈生下来的。接生的是我祖父，一个老乡村教师。没电，点着煤油灯，昏黄的灯光在墙上晃着，水已经漫到了床脚，冰凉冰凉的。
祖父用苞谷酒，蘸了蘸，点在我额头上。
“就叫林雅谨。”祖父的声音在哗啦啦的水声里，很稳，像块石头立在激流中，“雅正，谨慎。咱不图大富大贵，就图个像红土坡上那火绒草，有点土就能活，扎下根，慢慢长。”
这些话，是后来妈一遍遍讲给我听的。讲的时候，眼里总有后怕，也有点别的光，亮晶晶的。我总觉得，自己额头上，好像真有个看不见的印子，是那滴苞谷酒，也是那夜的洪水烙下的。像胎记，抹不掉。
祖父教我认字，就在老家那间墙皮剥落的堂屋里。先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后来是《千家诗》。祖父说，诗书不是让人飘起来的，是让人脚底下更实在的，是根。
可根在哪儿呢？
大学在武汉念的，城市规划。高楼，大桥，霓虹灯，一切都在往上长，往快了跑。我却在王雅的心理学选修课上，被一句话钉在了座位上。王雅说：“我们总在研究人如何适应环境，却很少问，人如何不被环境吞没。”
就这句话，我俩认识了，后来在一起了。王雅理性，规划清晰，留校，评职称，在城里安家。我却总觉得心里有个地方空落落的，像缺了一块拼图，怎么也拼不上。直到看到支教的通知，那片名字都绕口的群山，突然就撞进了眼睛里，像一记闷棍，打得我心口发颤。
王雅不同意。
“林雅谨，那不是你去个一年半载就能改变什么的地方。”王雅看着我，眼神里有不解，也有担忧，像看一个执意要走夜路的孩子，“那是别人的生活，别人的根。你的根呢？在这里，在我们规划好的未来里。”
我们谈了好几次，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那次，王雅没再劝了。她沉默了很久，像一尊雕像，从口袋里摸出一枚鹅卵石，灰白色，被江水磨得光滑，像一滴凝固的泪。
“给。”她塞进我手里，手是凉的，“听说凉山石头多。这个，算我分一半根给你。你的，我的，混在一起，也许就不怕飘着了。”
我攥着那块石头，手心发烫，喉咙发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石头硌着手心，像王雅的心意，沉甸甸的。
火车猛地一晃，钻进了一条隧道。
瞬间，窗外全黑了。车厢顶灯昏黄的光映在玻璃上，照出我自己模糊的脸，像一张褪色的照片。黑暗包裹上来，那声音就又来了——记忆里婴儿细弱的啼哭，混杂着洪水滔天的轰鸣，还有祖父沉稳的念叨：“扎下根，慢慢长……”
黑暗持续了大概一分钟。
当第一缕光重新刺破车窗时，我眯起了眼。天蒙蒙亮了。山的轮廓像巨兽的脊背，一层叠着一层，从模糊的灰蓝色里显现出来。没有高楼，没有霓虹，只有无穷无尽的山，沉默地延展到视野尽头。红土裸露的地方，像大地结的痂，触目惊心。
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我低下头，再次把手伸进行囊，用力握了握那叠手稿，又摸了摸那颗鹅卵石。一叠纸，一块石头。一个来自过去，一个来自……或许也是过去。
火车还在哐当哐当地向前。
我知道，这场奔赴，不是离开，是回去。回到某种类似那个洪水之夜的源头里去。去回答那个问题：人怎么才能不被吞没，怎么才能像火绒草一样，找到自己的那块红土，扎下根去。
我松开手，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白雾在冰凉的车窗上晕开一小片，像一朵小小的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