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尤罗克。
这不是一个名字，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名字。在我们自己的语言里，它的意思是“下游的人”。克拉马斯河从群山间奔涌而来，经过我们的村庄，流向那片永远翻涌着白浪的大海。我们就住在河的下游，住在全世界最高、最古老的红杉林里。
我阿爸说，每一棵红杉里都住着一个祖先。当你把耳朵贴在树干上，能听见他们在唱歌。
我相信阿爸的话。因为那些树真的在唱歌。
清晨，雾气从太平洋上漫过来，像一件巨大的鹿皮斗篷，把整片森林裹进怀里。红杉的树干从雾气中拔地而起，笔直地刺向天空，你仰起头也看不到顶，好像它们一直长到了星星住的地方。阳光从树冠的缝隙里漏下来，变成一道一道金色的光柱，照在厚厚的蕨草上。这时候，整个林子都会响起一种声音——不是风声，是那种低沉的、绵长的呼吸声。我们族里的长老说，那是红杉在跟大地说话。
我五岁那年，阿爸第一次带我去看“老祖母”。
老祖母是一棵红杉，大到二十个我都合抱不住。她的树皮皴裂得像是大地干涸的河床，可摸上去是温热的。阿爸把我举起来，让我的手掌贴住她的树干。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到了一种震动，从掌心一直传到心里，像是有谁在轻轻敲一面鼓。
“她在记住你。”阿爸说，“从现在起，你就是她的孩子了。”
后来每一年，我都会独自去看老祖母。我给她讲河里新来的鲑鱼，讲我阿妈新编的篮子用了多少种颜色的蕨草，讲我妹妹长出了第一颗牙。老祖母从不回答，但每次我说完，头顶的树冠都会沙沙作响，我知道她在笑。
我们的村庄叫韦茨普斯。沿着河岸，散落着四十多座木板房。房子的墙是红杉木做的，屋顶铺着厚厚的蕨草，冬天暖和得像被大地抱着。男人们用红杉的树干凿独木舟，能坐十几个人，去海里捕比人还长的鲟鱼。女人们用红杉的树根编织帽子，编得密密的，能挡住一整年的雨。我们什么都不缺。河里有鱼，林里有鹿，秋天满山的橡子落下来，我们捡回来磨成粉，能吃到第二年春天。
阿妈常说，红杉林给了我们一切。木头、食物、药物，还有家。
我最喜欢的是秋天的“鲑鱼节”。那时候，整条克拉马斯河都会被洄游的鲑鱼染成银红色。全族的人聚在河边，长老们点燃篝火，跳起从祖先那里传下来的舞蹈。鼓声像大地的心跳，一阵一阵，红杉的叶子也跟着轻轻颤动，好像整片森林都在跟我们一同起舞。
阿爸跳舞的时候，脸上的花纹在火光中一闪一闪。他画的是红杉的纹路，每个尤罗克男人脸上都有，那是我们和森林之间的印记。
我以为日子会永远这样过下去。就像克拉马斯河永远流向大海，就像雾永远会在清晨来，就像老祖母永远站在林子里，等我来讲那些说不完的话。
但那一天来了。
我七岁那年的秋天，雾没有来。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从没听过的声音——尖锐的、刺耳的，像是金属在撕咬木头。那声音从东边的山谷里传来，一整天都没有停。村里的长老们站在河边，面朝东方，脸上的皱纹比任何时候都深。没有人说话，连小孩子都不哭了。
那天夜里，我阿爸没有回家。
第二天清晨，我跟着几个大孩子偷偷跑出了村子。我们顺着声音的方向穿过林子，跑了一个上午，直到看见一片我们从没见过的空地。
那是地狱的样子。
几十棵红杉倒在地上，像被雷电劈断的巨人尸体。树干上还渗着汁液，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像血，又像泪。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呛人的味道，不是林子里熟悉的松香，而是一种冰冷的、让人想吐的腥气。空地中央站着一些人，我从没见过那样的人。他们的脸白得像鲑鱼的肚皮，身上穿着奇怪的衣服，手里拿着会发出巨响和火光的东西。
后来我才知道，那种东西叫“枪”。
那些人中有一个特别高大的，所有人都听他的命令。他的胡子是铁灰色的，说话的声音像冬天的雷。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我记住了他手下的人喊他的名字。
他们叫他谢尔曼将军。
几个月后，谢尔曼将军和他的人来到了我们的村庄。
他们骑着马，马背上挂着明晃晃的铁器。那个灰胡子的将军骑在最高大的马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就像看一群挡路的蚂蚁。他挥了挥手，他手下的人就开始往我们的房子上泼一种黑色的液体，然后点火。
我阿妈抱着我和妹妹往外跑。我回头看见我们的房子在燃烧，红杉木的墙板在火里发出噼啪的响声，像是在哭。那是我阿爸亲手砍来、亲手刨平、亲手搭起来的木头，每一块都浸着他的汗水和歌声。它们在火里扭曲、崩裂，浓烟滚滚地冲上天空，遮住了太阳。
有人在尖叫，有人在哭喊，有人被那些白衣人用枪托砸倒在地。
我被人流裹挟着跑，阿妈的手死死抓着我，指甲嵌进我的胳膊里，疼得我眼泪直掉。但我没有哭出声，因为阿妈也没有哭。
跑到河边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谢尔曼将军站在村子中央，背对着火光。他面前跪着我们村的几个长老，包括最年迈的那个——教我认红杉树种子的塔克爷爷。我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只看见塔克爷爷仰着头，嘴唇在动，好像在念一段祷词。
然后一声枪响。塔克爷爷倒在地上，他的血流进了克拉马斯河。
那条我们从里面捕鲑鱼、在里面洗澡、在里面嬉戏打闹的河，变成了红色的。
我们被驱赶着向东走。走了多少天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红杉越来越矮，越来越稀，最后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从没见过的景象——天是空的，地是秃的。没有树，没有河，没有蕨草，只有无边无际的黄沙和矮矮的、灰扑扑的灌木。风一吹，沙子打在我脸上，生生地疼。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叫保留地。
再后来，那些白衣人告诉我们，我们不叫尤罗克了。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名字，一个不属于我们的名字。
他们说，你们是印第安人。
我不知道“印第安”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我叫尤罗克——“下游的人”。我只知道我是红杉林的孩子，是老祖母用手掌记住的人，是克拉马斯河养大的人。
在保留地的第一个夜晚，我躺在沙地上，睁着眼睛看陌生的天空。这里的星星和红杉林上空的星星不一样，稀稀拉拉的，像是快要熄灭的火堆。我把耳朵贴在地面上，拼命想听见一点什么——哪怕只是一声叹息。
但大地是沉默的。
没有鼓声，没有祖先的歌唱，没有红杉叶子在风中的低语。
我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回到了韦茨普斯。我赤着脚跑过厚厚的蕨草，爬上老祖母粗糙的树干，把脸贴在她温热的树皮上。我告诉她，我们被赶出来了，到了一个全是沙子的地方。塔克爷爷死了，村子烧了，阿爸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她。
可是老祖母没有说话。
她站在那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树冠上的叶子一片一片地落下来，像红色的泪。
那些砍倒她的孩子的铁锯还在响。那个叫谢尔曼的灰胡子将军还在下令。
而我们——我们被叫成了另外一个名字，像一群被赶进圈里的牲口，蹲在这片寸草不生的沙漠里，等着太阳升起来，然后落下去，然后再升起来。
但我攥紧了拳头。
沙子从指缝里漏下去，温热、粗糙。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话，说了一整夜，说到嘴唇干裂、嗓子发不出声音。
我叫尤罗克。
我是下游的人。我是红杉林的孩子。我阿爸还在某一片林子里。我阿妈的血还在克拉马斯河里流。
只要克拉马斯河还没有干涸，只要红杉林里还有一棵树站着——哪怕只剩一棵——我就还是尤罗克。
风从沙漠深处吹过来，卷起沙子，打在脸上。
我听见那风声里，藏着老祖母最后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