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东升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食堂吃什么。
“以后大家都分组工作吧。韩存利、田晓荷、王顺一组，马途、柳青、杨嘉佳一组，叶凡，你和......”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在剩下的人身上扫了一个来回，“姜德志和刘伊一组。”
就这么一句话，我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不是说反对和姜德志一组。姜德志这个人吧，你说他好，他也好，你说他不好，他也不算不好。好的是他从来不给你添麻烦，不好的是他挺拧。他认定的事情，就像焊死在铁轨上的道钉，你就是把火车开过去碾一遍，它也纹丝不动。
至于刘伊，说实话，在此之前我对她唯一的印象就是——好像有这么一个人。所以当时周东升嘴里蹦出“刘伊”两个字的时候，我的大脑飞快地转了一圈，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办公室里的透明人。
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毛病——对什么事都不太上心。
也正因为这个毛病，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我对“后悔”这两个字有了刻骨铭心的理解。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当时的我，只是点点头，说了声“行”，然后就该干嘛干嘛去了。
事情发生在一周以后。
那天我们组接了一个任务，去金色大酒店拍摄酒店服务行业大赛的视频。说是大赛，其实就是几个服务员聚在一起，比比谁铺的床单平，谁叠的被子快。这种活儿在我们这一行叫做“擦边活儿”——不是说不重要，而是说没什么技术含量。你铺床单铺得再平，能平过我后期给你拉直的？实在不行就来个“摆拍”。当然，这种话不能说出去，说出去就显得不专业了。我们这一行有个规矩，不管活儿大小，到了现场就得端起摄像机，做出“我正在创作”的样子。架势要比活儿大，态度要比事儿多。
那天早上阳光挺好，四月份的天气，不冷不热，街上的人走路的节奏都慢半拍。我骑着共享单车，一路上琢磨着到了现场怎么拍。大赛九点半开始，我八点就从家出发了，不是因为积极性高，而是因为金色大酒店对面有个图书大厦，我想趁着大赛没开始的空档，进去翻翻莫言有没有出新书。莫言这人写东西有意思，他写的那些事，你看着像是瞎编的，可仔细一想，又觉得比真的还真。这大概就是文学的魅力？我说不好，但我就是喜欢。
我把车停在金色大酒店对面的便道上，忽然看见马路对面有个人影。
那个人影不太对劲。
怎么个不对劲法呢？你要是见过黄鼠狼过马路就明白了。那东西过马路的时候，不是走的，是窜的——一窜一窜的，脑袋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整个身体都是绷紧的，好像随时准备撒丫子逃跑。眼前这个人影就是这样：她站在马路这边，往左看看，往右看看，然后飞快地窜出几步，又停下来，再往两边看看，再窜几步。那样子不像是在过马路，倒像是在穿越雷区。
我盯着看了几秒钟，脑子里忽然冒出个念头：这只黄鼠狼怎么穿了一件枣红色的外套？
紧接着又冒出第二个念头：这只黄鼠狼怎么还有头发？
然后第三个念头紧跟着就来了：这只黄鼠狼怎么还背着一个摄像机包？
第三个念头闪过的同时，我终于认出了这个“黄鼠狼”——不是黄鼠狼，是刘伊。周东升安排给我的搭档。
我站在远处，看着她慌慌张张地窜过马路，慌慌张张地往酒店大门方向跑去。心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不是“她怎么来了”，而是“她怎么来这么早”。大赛九点半才开始，现在才八点十分。我早到是为了逛图书大厦，她早到是为了什么？难不成是她记错了时间？或者是周东升跟她说了什么我没听到的话？再或者——
我的大脑飞快地转了几圈，得出了一个结论：不知道。
但也正因为不知道，我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双鱼座的人就这样，你越不告诉他，他越想知道；你要是直接说了，他反而不感兴趣了。我看了看马路对面的图书大厦，又看了看刘伊消失在酒店门口的方向，犹豫了三秒钟，最后还是决定放弃莫言的新书，先把这只“黄鼠狼”搞明白了再说。
我锁了车，穿过马路，进了金色大酒店的大堂。
金色大酒店这个大堂不小，地上铺的是大理石，亮得能照见人影。前台站着一个漂亮姑娘，大堂吧那儿坐着几个喝茶的老头，一切都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是刘伊不见了。
我站在大堂中央，往左看看，没人；往右看看，也没人。正琢磨着她是不是进了电梯，忽然看见前台的漂亮姑娘朝着大堂吧的方向指了指，然后我就看见刘伊从一个角落里冒了出来。
她的样子依然很慌张。你可以想象一个人丢了钱包，或者丢了手机，甚至丢了孩子，在大街上四处张望的表情——就是那个表情。她跟前台的姑娘比划着什么，又跟一个大堂经理比划着什么，脸上的表情一会儿着急，一会儿困惑，一会儿又变成感激。她比划的动作很大，胳膊抡得跟风车似的，好像在表演一出哑剧。
我站在远处看着这一幕，心里的疑惑越来越重。这人到底在干嘛？她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可要是丢了东西，应该去失物招领处，跟人比划什么？再说了，她进来不到五分钟，能丢什么？丢了自己？
她那表情和举动，倒更像是很多年前我在海边看到的丢了孩子的妇女。
后来我看见她朝卫生间的方向走了过去。当时我想，哦，可能是找厕所。可转念一想，不对啊，找厕所至于慌成那样吗？金色大酒店这种地方，卫生间标志就挂在那儿，你眼睛不瞎就能看见。再一转念，也可能是憋急了，人的脑子一旦被一个念头占满，眼睛里就看不见别的东西了。就好像你急着找钥匙，钥匙明明攥在手里，可你就是看不见，满屋子翻来翻去。
我觉得这个解释比较合理，就没再想下去，站在原地等她出来。
大概过了三四分钟，刘伊从卫生间出来了。她看起来比刚才镇定了些，但也就是从“丢了孩子”变成了“孩子找回来了、但还有点后怕”那个程度。她快步走到电梯前，按了按钮，等了一会儿，然后进了电梯。我站在大堂中央，可以清楚地看到电梯上方的数字显示——三楼。
三楼，正是大赛会场。
我心里算了一下时间：八点二十，离大赛开始还有一小时零十分钟。
一个多小时，她上去干什么？布置会场？那是酒店的事。调试设备？也没有设备可调啊，就一个投影仪，还不是我们负责的。提前踩点？踩点也不需要一个钟头吧？
我站在电梯口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按下了向上的按钮。
那部不锈钢电梯门关上的时候，我看见自己的脸映在门上，被拉长、扭曲了，像个不认识的人。我当时不知道的是，那个扭曲的样子，恰恰就是接下来一段时间里我内心状态的真实写照——被拉长了，扭曲了，连自己都不认识了。
电梯到了三楼，我走出来，站在走廊里，没有往前。
会场大门开着，我能看见里面的情况。电子屏黑着，裁判台上的人名牌还没摆上，给选手比赛用的那两张双人床光秃秃的，席梦思垫子立在墙角，床单被褥摞在旁边的小推车上。整个会场空荡荡的，只有刘伊一个人站在场地中央，举着她的Pocket 3，对着那一堆东西拍来拍去。
对着一堆东西拍来拍去。
我盯着她看了足足两分钟，她一直在拍。拍床垫，拍小推车，拍裁判台，拍黑着的电子屏。她拍得很认真，身体微微前倾，步子挪得很慢，好像在拍什么了不起的东西。那样子不像是在拍酒店服务大赛，倒像是在拍一部纪录片，一部关于“空房间的早晨”的文艺片。
我心里的疑惑已经不是疑惑了，而是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上面还长了个感叹号。她在拍什么？这里什么也没有啊？电子屏没亮有什么好拍的？人名牌没摆有什么好拍的？光秃秃的床垫子有什么好拍的？就算你拍出花来，那也就是个光秃秃的床垫子啊！
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认知。是不是我太不认真了？是不是刘伊有什么我不知道的高级拍摄理念？是不是我的水平还没达到能理解她创作意图的高度？人家说，一流的人拍意境，二流的人拍画面，三流的人拍东西。难道我这么个三流的人，根本看不懂人家一流的意境？
这个想法让我有点惭愧，同时也更加好奇。我决定继续看下去，看看这“一流意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被发现了。
“欸！叶老师！您来了啊！”
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大嗓门，带着一股子这地方特有的热乎劲儿。我转头一看，是个高个子男人朝我走来，穿一身深蓝色西装，打着领带，头发梳得锃亮，脸上笑得跟朵花似的。我认识这个人，但一时想不起名字。干我们这行的，采访过的人太多了，跟流水线上的零件似的，用完了就忘，能想起来才想起来。好在在这个圈子里，“老师”这个词是万能的——不管你记不记得对方的名字，叫一声“老师”总没错，既表示尊重，又能掩饰健忘。
“啊，王老师！”我说。
“叶老师，您还认识我啊！”他笑得更灿烂了。
“那当然那当然，王老师您这形象，见过一次就忘不了。”我嘴上这么说着，脑子里还在拼命回忆这人到底叫什么。但转念一想，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先把场面圆过去。
“我是来比赛的！”他的语气里带着兴奋，像个参加运动会的小学生。
“比赛？啊对，铺床单大赛！”我想起来了，这人好像是哪个酒店的服务员领班，几年前采访过。
“对对对，水晶酒店的，王翘楚，您忘了？那年您去我们酒店拍宣传片，我还配合您来着。”
“对对对，王翘楚王老师！你看我这记性！”我说，“正好正好，一会儿比赛完了你别走，我给你录一段采访，咱们也展现一下酒店业翘楚的风采。”
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头想的是：翘楚？你叫翘楚，那另一个叫什么？叫杰出？
王翘楚的出现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个是暴露了我的位置——他一嗓子喊出来，刘伊就听见了。她转过头来看见我，脸上的表情从紧张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那个表情我见过——那年我女儿上幼儿园，每天早上在门口赖赖唧唧不肯进去，直到看见她熟悉的李萌老师，脸上的表情才会恢复正常。刘伊此时的表情，跟幼儿园门口那个赖赖唧唧的小孩儿一模一样。
我当时就想：怎么着？我是救星？我一出现你就不慌张了？合着我这张脸还带镇静功能？
第二个后果是让我错过了“解密”的机会。王翘楚拉着我聊了好几分钟，等我想起来再去观察刘伊的时候，她已经不拍了，端着Pocket 3站在会场边上，姿态从容，气定神闲，跟刚才那个满屋子比划的黄鼠狼简直不是一个人。
我隐约觉得，我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但具体是什么，我说不上来。
大赛九点半开始，十点半结束，一共一个小时。
这一个小时里，我也没怎么拍。不是偷懒，是实在没什么可拍的。这种活动的套路我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领导讲话，拍，要拍出威严感；选手准备，拍，要拍出紧张感；甩床单的动作，拍，要拍出利落感；叠被子的过程，拍，要拍出熟练感；最后颁奖，拍，要拍出喜悦感。拍完这些，再补几个空镜、几个特写、几个大全景，齐活。
我拍了大概十几个镜头，每个都在心里算好了时长和用途。干我们这行的有个说法，叫“拍的时候不想着剪，剪的时候就会想死”。意思是你拍的时候脑子里就得有画面，知道这个镜头将来用在哪儿、用多长时间。不然的话，拍一大堆素材回来，剪的时候一看，要么不够用，要么不能用，那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后悔了。
大赛结束后，我收拾设备准备走。心里惦记着对面的图书大厦，莫言的新书还在那儿等着我呢。我这个人有个毛病，一旦惦记上什么事，就坐不住，浑身不自在。这会儿我满脑子都是莫言的新书，恨不得三步并作两步冲出酒店。
“叶凡！”
刘伊在后面喊我。
我转过身，看见她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黑色方形物体——那是从Pocket 3里抠出来的存储卡。她把卡递过来，什么话也没说，但那个动作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素材给你，你剪。
我接过卡，在手里掂了掂，心想：行吧，反正你拍的那些“一流意境”我也不懂。
我把卡装进口袋，说了声“好”，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天下午我去了图书大厦，买了莫言的新书，回家翻了翻，觉得写得确实好。但具体好在哪儿，我说不上来。有时候你觉得一个东西好，它就是好，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解释。就像后来我觉得刘伊拍的那些东西不好，同样不需要理由和解释——因为你一看就知道，就是不好。
晚饭后，我打开电脑，开始准备剪片子。
按照惯例，我先把自己的素材导进去，二十八分钟，不到一个G。这种体量让我心里很踏实，说明我拍的都是干货，没有废话。导完之后，我想起口袋里还有刘伊那张卡，就拿过来插上，点了导入。
然后我就傻眼了。
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五十，百分之百——当我看到那个数字的时候，我以为自己眼花了。退出来，重新看了一下文件属性，又看了一遍。
六十四个G。
六十四。一个G的六十四倍。
我深吸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来，心想：这人是怎么拍的？一个小时的比赛，拍了六十四个G的素材？这是拍铺床单大赛还是拍伦敦奥运会？就算是拍奥运会，一个项目也用不了这么多素材吧？
我把素材全部导入，然后坐在电脑前，一帧一帧地看。
十分钟后，我把椅子往后一推，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啥也不想说。
我看到的画面是这样的——
第一个镜头，大全景，很稳，构图也不错。但问题是，这个大全景拍的是裁判台，而裁判台上一个人也没有，连人名牌都没摆。这个镜头拍了整整四分钟。四分钟，我跟你说，看一个没有人的裁判台看四分钟，比坐牢还难受。
第二个镜头，中景，拍的是选手准备区。画面里有几个服务员在聊天，但刘伊拍的是她们的后背。不是侧脸，不是正面，是后背。从头到尾，一张脸都没露。你要不说这是比赛素材，我还以为这是哪个理发店学徒在练剪头发。
第三个镜头，特写，拍的是床垫。对，就是那个光秃秃的床垫子。镜头从床垫这头推到那头，又从那头拉回来，来回三四遍，好像这个床垫子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地方。我跟你说，这就是个普通的席梦思，上面连花纹都没有，你就算把镜头怼到它脸上，它也还是个普通的席梦思。
第四个镜头，又是大全景，这回拍的是电子屏。电子屏黑着，什么也没放。但刘伊对着这块黑屏拍了将近三分钟，可能她觉得这块黑屏会在某一秒突然亮起来？但它没有。它就是一块黑屏，跟你的良心一样黑。
第五个镜头，中景，拍的是一个选手正在做准备活动。这回倒是正面了，但问题是，这个选手压根儿就没参加比赛。后来我问了一下，这人是个工作人员，来帮忙摆桌子的。
第六个镜头，近景，拍的是王翘楚。对，终于拍到人了，终于拍到正面了，终于拍到认识的人了。但问题是，王翘楚当时正在跟别人说话，根本没在比赛。而真正比赛的时候，刘伊在拍什么？她在拍那个工作人员的后背。
最要命的是，这些镜头里，有百分之六十的画面都出现了同一个人——手持Pocket 3正在拍摄的我。天！我是在给大赛剪小片，还是在给自己剪纪录片？大脑一时恍惚了。
看着看着，我脑子里不由自主地蹦出各种成语——“张冠李戴”“牛头不对马嘴”“挂羊头卖狗肉”……甚至还蹦出一个不太雅的，叫“脱裤子放屁”。但转念一想，用这话来形容刘伊的素材其实不够准确，因为脱裤子放屁至少还有个屁，而刘伊拍的这些，连个屁都没有。
当然，有一个词用得最准确，两个字就够了——“废片”。
全是废片。
我心里有个声音在说：算了，无所谓，反正我的素材是正常的，用我的剪就行了，她的那些就当不存在。
然后我的手指就按上了键盘，打开剪辑软件，准备开工。
我调出自己的素材，掐头去尾，配音乐，加字幕，顺顺畅畅地往下剪。剪到第三个镜头的时候，我甚至哼起了歌。哼的是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会冒出这首，可能因为那天确实像是下了雪——不对，是下了废片，六十四G的废片，漫天飞舞。
我看着自己的素材，越剪越顺手，越剪越得意。我想，这事儿也就这样了，刘伊拍的那些东西，就当没发生过。反正她也没说非要用她的，我用自己的，天经地义。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证明，当时的我太乐观了。
如果现在的我能突破三维空间的限制，回到那个晚上，回到那个正哼着刀郎的歌、得意洋洋地剪片子的人身边，我一定会趴在他耳朵边上，用最大的声音喊一句——
“N年前的叶凡，你太乐观了！这个未来外号叫‘凤雏’的女人，会颠覆你对‘奇葩’这个词的所有理解。你现在的经历，连个开头都算不上。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呢！”
当然，当时那个叶凡听不懂这话。
但这就是我这辈子学到的最大的道理：生活这东西，从来不跟你商量，也从来不跟你客气。你以为你已经够倒霉了，但它会告诉你——你的想象力，实在太有限了。
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那就是下一章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