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砚，字万钧，官拜巡天廷尉，掌黑白双旗，督察天下诡案。
世人皆道我风光无限。手持天子节钺，能断阴阳、辨人妖。白旗出，宵小伏诛；黑旗动，群妖辟易。可谁又知道，这双旗在手，重逾千钧，压得人喘不过气。
我朝自太祖开基以来，传十世而衰。先帝驾崩那日，我跪在奉天殿外，看见左相王崇古的皂靴踩过玉阶上未干的血迹，右相赵明诚的朝珠在晨光里晃成一片虚影。那年我二十五岁，刚刚接掌廷尉府。跪在冰冷的石板上，我第一次觉得这长安城的冬天冷得透骨。
朝堂越来越不像朝堂了。王相说东南有妖，赵相必驳斥是刁民作乱；赵相奏西北邪祟横行，王相便痛斥地方官妖言惑众。左右丞相斗了二十年，天下百姓就苦了二十年。妖案成了他们互相攻讦的刀，而我，就是那把被递来递去的刀鞘。刀鞘不会说话，只会一点点被磨薄，磨透，直到有一天被捅穿。
更可笑的是，这世上本无妖。
我查过三百七十二桩妖案，其中三百六十九桩是人祸。易子相食的饥民被说成狐妖食人，聚众抗税的农户被称作蛇精作乱，就连生来畸形的婴孩，都能被族长活埋后上报成“妖胎降世”。白旗军的刀，砍下的大多是走投无路的头颅。那些头颅落地时，眼睛还睁着，嘴还张着，像是要喊出最后一句冤枉。
可若我据实上报呢？说某地并非妖患而是饥荒，朝廷便要拨粮赈灾，户部拿不出银子，左相就要治地方官欺瞒之罪；说某案乃流寇所为而非山魈作祟，兵部便须派兵围剿，右相又该参奏武将拥兵自重。到最后，还是一死。左也是死，右也是死，横竖都是死。
于是我开始学会在奏报里斟酌字句。写“妖”字时手腕要稳，墨不能太浓，浓了显得刻意；也不能太淡，淡了显得心虚。这个字能换回三百石赈粮，能保住一个知县的前程，能让白旗军不必再屠杀那些拿锄头当武器的百姓。一个字，换几百条人命，这笔账，我算得比谁都清楚。
只是偶尔午夜梦回，我会看见那些被写成妖的人站在我床前，浑身是血，一言不发。他们不说话，比说话更让人发疯。
我至今记得第一个被我写进妖册的人。他是河间府的一个粮商，开仓放粮救活了半个县的灾民，却被左相一党诬陷“以妖术蛊惑人心，收买流民”。我明知道那状纸上每一个字都是假的，可我还是在结案陈词里写了“查有妖异，已伏诛”。那支笔落下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手里握的不是笔，是一把刀。
后来我悄悄去过他坟前。墓碑上连名字都没有，他儿子在坟头种了棵槐树，那年槐花开得极盛，白得刺眼。我站在树下，风吹过时花瓣落了我满头满肩，像一场无声的葬礼。
再后来，瓦当山出了个叛军头子叫韩山童，朝廷说他“有妖物相助”。我带着黑旗军上山那天，看见的却是漫山遍野的流民。老人抱着枯瘦的孩子，女人用最后一点奶水喂着别人的婴儿。他们望着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索命的无常。
“刘廷尉，”韩山童被黑旗军按着跪在我面前，居然还在笑，“你且看看，这山上哪一个是妖？”
我回答不出来。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死了，吐不出半个字。
从那天起，我的佩刀就再也没有真正出过鞘。
现在，新帝登基，左右丞相斗得愈发凶了。我的案头堆着三十七份待查的妖案卷宗，每一份背后都站着无数将死之人。黑旗军将士等着我一声令下，白旗军女将曹雪晴每日擦着她的银枪，似乎总想从这乌烟瘴气的世道里捅出个清明来。
而我，刘砚，巡天廷尉，督察天下诡案，却已经分不清——到底什么才是妖。
如果这世上真有妖，那也一定是先有了吃人的世道，才有了吃人的妖。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是把一些人写成了妖。
而今天，又有一份新的妖案送到了我的案头。我的指尖抚过卷宗封皮上的“妖”字烙印，那凹凸的纹路像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伤疤。每摸一次，都像有人在往那伤口上撒一把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