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父亲倒下

　　电话是夜里十一点多打来的。

　　陈望安刚躺下，手机在枕头边上震起来。那部手机是他送快递半年后买的，诺基亚最便宜的一款直板机，黑白的屏幕，只能打电话发短信。他买它是为了方便收件人联系，也为了家里有事能随时找到他。

　　屏幕上跳出来的是一个陌生号码，区号是他们县城的。他心里咯噔了一下。半夜来电，从来没什么好事。

　　“喂？”

　　“望安，是妈。”他娘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来，哑得不像样子，像是哭了很久，又像是嗓子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你爹……你爹倒下了。”

　　陈望安坐起来，后背一下子绷直了：“怎么倒了？什么病？”

　　“今天傍晚，他在地里浇麦子，忽然就歪倒了。隔壁你王叔看见了，喊人把他抬回来的。”他娘说着说着声音就开始发抖，“现在在县医院，医生说是脑溢血，要马上做手术。望安，你回来吧，妈一个人……妈害怕。”

　　最后那三个字像一把刀子，隔着几百公里的电话线扎过来，扎得陈望安胸口一阵刺痛。他娘是个要强的人，一辈子没说过几次软话。当年他外公去世，他娘跪在灵前哭了一整夜，第二天照样下地干活，没跟任何人诉过苦。能让她说出“妈害怕”这三个字，他爹的情况得有多严重？

　　“妈你别急，我马上回去。”

　　挂掉电话，他胡乱往蛇皮袋里塞了两件衣服，把抽屉里攒的现金全揣上——两千三百块，是上个月的工钱加这个月的提成，还没来得及去银行存。他一边穿鞋一边给快递网点的宋老板打电话请假，宋老板睡得迷迷糊糊的，听他说完，只说了句“家里的事要紧，你安心回去，这边我找人顶你的班”。

　　后半夜没有班车，陈望安跑到马路边拦了一辆跑夜活的出租车。司机一听要去下面县里，开口就要五百块。陈望安没还价，拉开车门坐进去，说了句“越快越好”。

　　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夜很黑，路两边的田野和村庄都隐没在浓重的夜色里，偶尔闪过一两盏孤独的路灯，橙黄色的光一晃就过去了，像是黑夜里睁了一下眼又闭上。陈望安坐在后排，盯着窗外什么都看不见的黑暗，脑子里乱七八糟的。

　　他想起他爹最后一次来省城看他的情景。那是几个月前，他爹跟着村里进省城拉化肥的卡车来的，在出租屋门口等了他三个多小时。他送完快递回来，看见他爹蹲在墙根底下抽烟，身旁放着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两床新棉被、一罐腌萝卜干、一袋子自家地里刨出来的红薯。他爹说快入冬了，省城比村里冷，多盖一床被子暖和些。红薯是他娘一棵一棵挑的，挑的都是没虫眼、没疤瘌的，说是在炉子上烤着吃，比街上卖的烤红薯香。

　　他请他爹进屋坐，他爹看了看那个巴掌大的隔间，摆了摆手说“不进去了，你屋里小，进去两个人转不开”。父子俩就在城中村的巷子里站了一会儿，他爹问了几句工作上的事，他都一一答了。问到吃得好不好，他说好。问到累不累，他说不累。问到有没有攒下钱，他说攒了一点。

　　他爹点了点头，说那行，天快黑了，我得赶车回去了。走之前忽然想起什么似的，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双新布鞋。

　　“你娘纳的底子，说你在城里天天跑路，费鞋。胶鞋不透气，捂脚，回了家穿这个。”

　　陈望安接过布鞋，鞋底上的针脚密密麻麻的，每一针都纳得结结实实。他能想象他娘坐在灯下一针一线纳鞋底的样子，戴着老花镜，佝偻着背，手上全是顶针硌出来的印子。

　　他爹转身上了卡车，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想说什么又没说，最后只是摆了摆手。

　　那是陈望安最后一次见到他爹站着的样子。

　　凌晨四点多，出租车到了县医院门口。陈望安付了钱跳下车，一股冷风灌进领口，他打了个哆嗦。县医院的门诊大楼黑着灯，只有急诊和住院部的窗户亮着光，惨白的日光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在黑暗里格外刺眼。

　　他跑到住院部三楼，在楼梯口就看见了他娘。她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缩成小小的一团，身上披着一件他爹的旧棉袄。头发乱糟糟的，眼睛红肿着，一下子老了十岁。旁边坐着他姐陈望娣，是嫁到邻村的，接到消息后连夜骑电动车赶过来的，眼圈也是红的。

　　“娘。”陈望安走过去蹲在她面前。

　　他娘抬头看见他，愣了一秒，然后眼泪就下来了。她用袖子胡乱擦了一把脸，抓住他的胳膊，抓得死紧死紧的，指甲都掐进肉里了。

　　“你爹还在手术室里，进去好几个小时了。”她的嘴唇哆嗦着，“医生说是脑子里头出了血，要开颅。开颅啊望安，把脑袋打开，那得多吓人……”

　　“娘，没事的，县医院的大夫有经验，做这种手术是常事。”陈望安嘴上安慰着他娘，可他自己也不知道这话有多少分量。来的路上他一直在查手机——他那部诺基亚上不了网，他是在出租车上借司机的手机看的——脑溢血开颅手术，风险很大，就算手术成功，术后恢复也是个未知数。有人好了之后跟正常人一样，有人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还有人再也没醒过来。

　　走廊里很安静，日光灯管发出细微的嗡嗡声。偶尔有护士端着药盘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橡胶鞋底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轻轻的吱嘎声。墙上贴着的健康宣传画边角都卷起来了，画上的笑脸跟这个沉重的夜晚格格不入。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混着走廊尽头厕所里飘出来的淡淡的尿骚味。

　　陈望安在他娘身边坐下来，握住她的手。那只手冰凉冰凉的，骨节突出，粗糙得像老树皮。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握过他娘的手了，记忆里还是小时候过马路时那只紧紧攥着他的温暖的大手，现在这只手又干又瘦，关节都变了形，是常年泡凉水洗衣服留下的风湿。

　　“娘，我爹他怎么突然就倒了？之前不是说身体挺好的吗？”陈望安问。

　　他娘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你爹那个人你还不知道？有啥事都自己扛着，从不跟人说。其实他头疼的毛病有小半年了，有时候疼得厉害，就吃几片去痛片顶一顶，从来没去医院看过。我说了多少回，让他去镇上卫生所瞧瞧，他就是不去。他说去一趟医院得花好几十块，不值得，忍忍就过去了。”

　　“前几天他说头晕，我让他歇两天别下地了，他不听。说麦子正浇水呢，耽误不得。昨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脸色就不好看，我说你别去了，他说就剩最后一块地了，浇完就歇着。谁知道……”她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眼泪又涌了出来。

　　陈望安没有说话。他太了解他爹了。陈德厚这个人，一辈子把“扛”字挂在嘴边。地里的活扛着，家里的担子扛着，身体不舒服也扛着。不管多重的活压在身上，他从来不喊累。不管心里有多少苦，他也从来不说，只是蹲在门槛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以为自己是铁打的，可他忘了，铁打的东西也有生锈断裂的那一天。

　　手术室的灯一直亮着。走廊尽头的窗户外面，天开始蒙蒙亮了。县城的清晨灰蒙蒙的，远处有鸡叫的声音隐约传来，跟这座城市半土半洋的调子混在一起，有点不伦不类。街上开始有动静了，早点摊的老板拉开了卷帘门，炸油条的油锅嗞嗞地响起来，香气顺着风飘进医院的窗户里。

　　陈望安让他姐去买点早饭，他姐应了一声去了，回来时手里拎着几个包子和三杯豆浆。没有人有胃口，包子放在长椅上渐渐凉了，豆浆也只喝了半杯。

　　上午八点多，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一个穿着蓝色手术服的中年大夫走出来，口罩拉到下巴上，脸上带着熬夜后的疲惫。他扫了一眼走廊里站起来的三个人，目光落在陈望安身上。

　　“陈德厚的家属？”

　　“我是他儿子。”陈望安上前一步，“大夫，我爹怎么样了？”

　　“手术做完了，血块取出来了，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大夫说得很慢，像是在斟酌每一个字，“但是他出血的位置不太好，靠近运动神经区。血块虽然取出来了，对神经的损伤已经造成了。具体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要看后续的康复情况。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会有偏瘫的后遗症。”

　　“偏瘫？”陈望娣在旁边一下子捂住了嘴，“就是……就是半身不遂？”

　　“左半边身体的功能可能会受影响。但不是绝对的，有些人通过积极康复可以恢复大部分功能，也有些人恢复得不太好。”大夫看着陈望安，“现在病人还在麻醉观察期，等醒了以后会转到普通病房。你们可以去办住院手续了。”

　　大夫走了。走廊里剩下三个人，谁都没有说话。墙上的时钟嘀嗒嘀嗒地响着，每一下都像是往人心上砸石头。陈望娣捂着脸哭了起来，他娘反倒没有哭，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眼睛盯着手术室那扇紧闭的门，像是没听懂大夫刚才说的话。

　　陈望安去办了住院手续。住院押金先交五千块，他把身上的两千三全交进去，还差两千七。他给他姐打了电话，他姐从婆家那边借了两千块钱送过来，又跟二姑家借了七百。好不容易把押金凑齐了，又被告知手术费是另外算的，后续康复治疗也需要花钱，具体多少要看住多久的院。

　　回到病房的时候，他爹已经被推进来了。陈德厚躺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手上挂着吊瓶，各种颜色的药水一滴一滴地从输液管里往下滴。他的头发被剃掉了一大块，头上缠着厚厚的白纱布，纱布下面隐隐能看见渗出来的血迹。脸上的皱纹在白色的病床单映衬下显得格外深，像是刀刻出来的一样。嘴唇干裂发白，胡茬子乱糟糟地冒出来，整个人看上去又老又虚弱。

　　陈望安几乎不敢认了。这是他的父亲吗？是那个赤着上身在地里割麦子、一口气能干一个上午的陈德厚吗？是那个背着一麻袋玉米走三里地不歇脚的陈德厚吗？是那个站在村口把五十块钱塞到他手里、转身就走头也不回的陈德厚吗？

　　他爹还没有完全清醒，偶尔睁开眼，眼神迷离涣散的，也不知道认不认得人。他娘的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但始终没有掉下来。她站在床边，用棉签蘸了温水，一点一点地润着他爹干裂的嘴唇，动作轻得像是怕弄疼了他。

　　“嫂子，你先回去歇歇吧，这里有我和望安。”陈望娣去拉他娘的胳膊。

　　他娘摇了摇头，固执地守在床边。陈望娣也没再劝，搬了把椅子放在床边让她坐着。

　　快到中午的时候，陈德厚醒了过来。他慢慢睁开眼睛，眼珠子缓慢地转了转，先看了看天花板，又看了看床边的输液架，最后把目光落在了他娘的脸上。

　　“我这是……在医院？”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刮过铁皮。

　　“你在地里浇麦子的时候倒了，是脑溢血，做了手术。”他娘握住他的手，声音控制得很平稳，“手术很成功，大夫说养一阵子就好了。”

　　陈德厚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消化这个消息。然后他试着动了动左手，手指头微微颤了一下，但胳膊抬不起来。他又试着动了动左腿，同样没有反应。他的眼神一下子暗了下去，暗得像是有人把屋里的灯调灭了一盏。

　　“左边……动不了了。”他说。不是问句，是陈述句，平静得让人害怕。

　　“大夫说了，能恢复的，只要好好做康复就行。”他娘赶紧说。

　　陈德厚没有回应这句话。他闭上眼睛，像是又睡着了。但陈望安看见他爹那只还能动的右手紧紧地攥着床单，指关节都攥白了。他知道他爹没睡着，他只是在闭着眼睛消化一个事实——他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再也不能下地了，再也不能割麦子、搓麻绳、背玉米了。他为之骄傲了一辈子的那副铁打的身板，在六十岁这一年，突然就不听使唤了。

　　病房里安静下来。邻床的病人是一个做阑尾炎手术的老头，正被家属扶着在走廊里慢慢走，说是要多活动活动防粘连。走廊里偶尔有护士推着推车经过，轮子在地面上咕噜咕噜地响。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白色的床单上，亮得有些晃眼。

　　陈望安看着他爹紧闭的眼睛，看着他攥紧床单的右手，看着他额头纱布上渗出来的淡淡的血迹，忽然觉得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连根拔起来了。

　　他意识到，从这一刻开始，他不再是那个可以躲在父亲身后的儿子了。这个家，从今以后，需要他来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