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女船工

　　一九五零年，菱渡镇成立了初级合作社。

　　消息是开春的时候传下来的。镇上开了大会，区里来的干部站在渡口边的空地上讲了一下午，说合作社好，人多力量大，牲口农具合起来用，粮食统一分配。农民们把田地和耕牛入了社，水上人家也被编入了运输队。水生成为了运输队的一员，也是全社唯一的女船工。

　　开会那天水生站在人群最后面，听干部念了半天文件，很多词她听不懂。什么“集体化”，什么“社会主义改造”，什么“生产组织形式变革”，那些字眼飘进她耳朵里又飘出去，一个都没留下。但她听懂了一件事：以后撑船不是自己单干了，是给社里干活。社里统一派活，统一算工分，年底按工分分粮分钱。这也没什么不好。她以前单干，有活就挣，没活就闲着，饥一顿饱一顿。入了社至少有个保底。而且社里说了，船还是她自己的，橹还是她自己的，她只是和社里其他人一起干活。她听完就回去了，该撑船还是撑船。

　　运输队一共有十二条船，十一条船的船工都是男人。最大的六十出头，最小的也有三十多了，全是菱渡本地人，祖上几辈子都在水上讨生活。水生出工那天，男人们当面没说啥，背后的话可不少。有人说一个女人撑什么船，力气小胆子小，遇到风浪就哭鼻子；有人说运输队又不是绣花坊，弄个女人进来算什么；有人挤眉弄眼地笑，说到时候拖累大家的工分，看谁愿意跟她搭伙。这些话水生都听到了。有人在渡口说，有人在船上说，有人故意让她听见，有人以为她听不见。她全听到了，但她没说话。她从来不和人争辩。争赢了又怎样，争输了又怎样，水还是那么流，船还是那么跑。她只是每天最早一个到渡口，最晚一个收工。

　　社里派活的是一个姓刘的老头，刘会计，瘦瘦小小的，戴着一副断了一条腿用棉线绑着的眼镜。他每次分活的时候，总把最远最重最不好跑的路线分给水生。不是他坏，是别人不愿意跑。那些路绕远，河道窄，夏天蚊子多，冬天风大，男人们都找各种借口推掉。水生不挑。分什么就干什么。远路多跑几个时辰就是了，重货多扛两趟就是了。

　　那年秋天雨水特别多。进了九月，天就像漏了一样，苕溪河涨了好几次水。河水又急又浑，翻着黄色的浪花，上游冲下来的树枝杂草在河面上打着旋往下漂。有一天下半晌，天阴得像锅底，闷雷在天边滚了一下午。快傍晚的时候，一个男人跌跌撞撞地跑到渡口。那男人水生认得，是隔壁公社的，姓陈，种田的，他老婆快生了。

　　“哪个肯送一趟？”陈姓男人站在码头上，弯着腰喘气，裤腿上全是泥，脚上的草鞋跑掉了一只，另一只也快散架了。“我家婆娘难产，接生婆说是横位，要马上送镇上卫生院。晚了大人孩子都保不住——哪个肯送一趟？”

　　码头上站着好几个男船工。他们看着河面，没人吭声。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河水比平时急了一倍不止，浪头拍在码头的石阶上溅起白沫，发出哗哗的响声。这种天气行船，十个有九个要出事。有一个年纪大的船工蹲在石阶上抽烟，抬头看了看天，摇着头说，这水太大了，去了怕是回不来。

　　陈姓男人急得直跺脚，声音都带上了哭腔，说求你们了，我给你们磕头。他真的跪下去了，膝盖砸在石板路上，砰的一声，额头往地上磕，磕得石板都震了一下。几个男船工往后退了一步，表情为难，嘴里说着不是不帮你，实在是水太大，谁去都是送死。

　　水生从人群后面走出来。

　　她没有说话。她只是走到自己的船边，弯腰解开了缆绳。麻绳浸了雨水，又湿又滑，解了好几下才解开。

　　“水生！”有人喊她。是运输队的老张，五十多岁的船工，平时对她还算客气，至少不当面说难听话。“你不要命了？这水太大了，一个女人逞什么能！”

　　水生回过头看了他一眼。就一眼。那一眼没有什么情绪，不是愤怒，不是赌气，不是要证明什么。只是看了他一眼。然后她把船推进了河心。老张站在码头上张着嘴，想喊什么又没喊出来。

　　雨突然就大了。像是天上有人端着一盆水往下泼。雨水灌进船舱，她用瓢往外舀水。瓢是半个葫芦做的，舀一下，再舀一下，她的手臂很快就酸了。一道闪电劈在不远处的河面上，整个河道亮如白昼，雷声几乎是同时炸开的，震得船板都在抖。孕妇在船舱里呻吟，声音一阵高一阵低。那声音透过雨声传进水生的耳朵里，像一把钝刀子慢慢地割。她咬着牙摇橹。橹在水里翻腾，浪头一个接一个打过来，把船打得东倒西歪。橹有好几次差点脱手，被浪打偏了方向，她用整个身体压住橹柄才稳住。雨水顺着她的头发往下淌，灌进领口里，全身早就湿透了，衣服贴在身上又冷又重。

　　橹柄磨掉了她手掌上的一层皮。不是新磨的水泡，是直接把老茧连皮带肉地掀掉了。借着闪电的光她看见自己掌心里一片红，嫩肉露出来，雨水打在上面钻心地疼。每摇一下橹，橹柄就在那片嫩肉上磨一下。她没有停，只是咬着牙换了一个握橹的姿势，把受伤的掌心避开橹柄，用手腕和小臂的力量继续摇。疼了就换个角度，再疼再换，换到后来整个手掌都麻木了，反而感觉不到疼了。

　　三个时辰。她在暴雨里摇了三个时辰的橹，雨水和汗水混在一起，全身每一块肌肉都在发酸发抖。把船划到镇上时天已经黑透了。卫生院的灯还亮着，窗户里透出昏黄的光。她把船靠了岸，帮着把人抬进去。接诊的医生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掀开孕妇的衣服只看了一眼就变了脸色，说再晚半个时辰孩子就憋死了。然后就推着孕妇进了产房。产房的门砰地关上了，门上的白布帘子晃了晃。

　　水生坐在卫生院门口的石阶上。屋顶的屋檐往下淌水，水帘子一样挂在她面前，哗啦啦的。她低头看自己的手掌，两个掌心的嫩肉都露出来了，被雨水泡得发白，边缘翻着暗红色的血丝，雨水浇在上面一抽一抽地疼。她把两手伸出去，让雨水冲洗伤口。血丝在水里散开，一丝一丝的，淡了，没了。石阶冰凉冰凉的，雨水从脚边流过，带着血丝的雨水顺着石阶淌下去，淌进了排水沟里。

　　过了不知道多久，产房的门开了。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脸上带着笑。母子平安。是个男孩，七斤二两。水生点了点头，从石阶上站起来，膝盖有点软，扶着墙站了一会儿才站稳。她走到产房门口往里看了一眼。产妇躺在床上，脸色苍白，闭着眼睛，胸口一起一伏。旁边的小床上放着一个蜡烛包，露出一个小小的红红的脸，皱巴巴的，眼睛还没睁开，嘴巴在吧嗒吧嗒地动。

　　水生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第二天早晨，她从船舱里醒来。雨已经停了，太阳出来了，河面上蒸起一层水汽，白蒙蒙的。她从船舱里爬出来，浑身酸痛，胳膊抬起来都费劲。她检查了一下船，船板被雨泡了一夜，缝隙里还渗着水。她找了块破布准备擦船板，一低头，看见船舱角落里放着三颗鸡蛋。鸡蛋是煮熟的，壳是红的——染了红颜色的喜蛋。不知是什么时候放的。是那产妇的男人，昨天夜里趁她在卫生院门口坐着的时候，悄悄放在船舱里的。她拿起一颗鸡蛋，放在手心里。鸡蛋还是温的。不是煮的温，是被人捂在怀里带过来的那种温。

　　水生站在船头，把鸡蛋握在手心里握了很久。河面上有薄雾在飘，太阳刚升起来，把雾气染成了淡淡的金色。她回头看卫生院的方向，那个小楼在晨光里安安静静地立着。然后她把鸡蛋小心地放进船舱的瓦罐里，盖上盖子。她没吃，想留着给阿土。阿土在县城念书，学堂的伙食不好，一个月才能吃上一回鸡蛋。三颗鸡蛋，够他补充一个星期的营养了。

　　那天之后，运输队里没有人再说她撑不了船。那些在背后嚼舌根的人，那些当面挤眉弄眼的人，一个一个都闭上了嘴。他们看见水生的橹，会自动让开一条水道。水生还是不说话。还是每天最早一个到渡口，最晚一个收工。还是分什么活就干什么活，不挑不拣不抱怨。还是冬天顶着寒风夏天顶着烈日，一个人撑着船在苕溪河上跑。

　　老张有一天在渡口碰到她，支吾了半天，递过来一壶热茶。茶是用搪瓷缸子装的，缸子外面用布包着，怕烫手。水生接过来喝了一口。茶是姜茶，放了红糖，又辣又甜。

　　“你那手掌，”老张指了指她的手，“好了没。”

　　水生摊开手掌给他看。那片嫩肉上已经结了一层新痂，硬硬的，黄褐色的，和旁边那些老茧的颜色差不多了。再过一阵子，新痂掉了，又是一层新茧，比原来那层更厚更硬。老张看了一眼，把嘴里的烟袋拿下来，在石阶上磕了磕烟灰，没再说什么。

　　水生把姜茶喝完，搪瓷缸还给老张，说了句“谢了”。然后解开缆绳把橹插进水里。吱呀一声，船离了岸，在晨光里沿着苕溪河慢慢滑远了。橹声不急不缓，和从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