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上岸

　　一九五一年冬天，水上人家开始被动员上岸定居。

　　消息是工作队带到船上的。那天天阴着，像是要下雪，北风贴着河面吹过来，把芦苇荡里的芦苇吹得沙沙响。水生刚收了一趟货回来，正在渡口洗船板，看见工作组的干部划着一条小船从河道那头过来，挨家挨户地停在每一条船边上，和船民们说话。干部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穿着灰布棉袄，围着一条灰围巾，说话带着北方口音，声音很大，隔着半条河都能听见。他说，岸上有房子，有田地，有学校，有卫生所。水上漂着太苦了，冬天冷夏天热，遇到刮风下雨连觉都睡不安稳。孩子没法念书，老人没法看病。上岸吧，上岸是好事。共产党给咱们分了房子分了地，就是让咱们过好日子的。

　　他说得很恳切。脸上的表情是真诚的，不是那种敷衍公事的表情。他在每一条船边都停下来，把同样的话说一遍，嗓子都说哑了，哑了就喝一口河水，继续说。有人在旁边犹豫，他就掰着手指头给他们算账——岸上的房子不要钱，是政府分的；岸上的田地按人头分，一个人一亩二分；孩子上了岸就能上学，识字念书，将来能当干部。他说得头头是道，船民们听得频频点头。

　　大部分船民动心了。他们在水上活了几辈子，但也吃了几辈子的苦。冬天河上结冰，船冻在河心动不了，冰碴子把船板刮得咯吱咯吱响，人缩在船舱里裹着破被子取暖，脚趾头冻得像冰块。夏天蚊虫多得能把人抬起来，船篷里闷得像蒸笼，孩子热得睡不着觉哭一夜。一年四季都有孩子掉进水里淹死的事——撑船的人家没有不会水的，但越是不会水的越容易出事。有一年夏天，隔壁船上老赵家的小儿子掉进河里，捞上来的时候脸都紫了，孩子娘在河边哭了一整夜，嗓子哭哑了，眼睛哭肿了，第二天还得撑着船去送货。水生记得那件事。那孩子的尸体就放在船头，用一张草席盖着。她路过的时候看到了草席下面露出的一只小脚，脚底板还是粉红的。她也记得那些被水泡烂的尸体，那些顺着河道漂下来的死人，那些在河上熬了一辈子最后死在船上的人。她知道水上日子苦。可她从来没有想过上岸。

　　工作组给水生分了一间小屋，在菱渡镇东头，紧挨着河岸。屋子不大，泥墙草顶，窗户是用竹竿撑开的，从窗口能直接看到河。门前有三级石阶一直通到水边，石阶上长满了青苔，滑溜溜的。水生可以把船拴在石阶下面的木桩上。她拿到钥匙的那天，天上下着小雨。不是正经的雨，是那种江南冬天特有的毛毛雨，细得跟雾似的，飘在脸上凉丝丝的。她撑着船到了新屋的门口，从船上跳上石阶，把钥匙插进锁孔里。锁是新的，铜锁，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一圈，咔哒一声开了。

　　她推开门。

　　屋子里空荡荡的。一张木板床靠在墙边，床上什么都没有，只有光秃秃的床板，上面落了一层灰。一个泥砌的灶台，灶台上有一个铁锅，锅底是新的，还没用过。一个水缸放在灶台旁边，空的，缸壁上结了一层白霜。地上是泥地，还没有干透，踩上去软绵绵的，能踩出脚印。墙是泥糊的，用手一摸会掉渣，凑近了能闻到一股土腥味。窗户很小，只有脸盆那么大，糊着一层薄纸，透进来的光昏黄黄的。墙角挂着一张宣传画，画上是一个农民和一个工人并肩站着，下面写着一行字——她不认得字，但她认得画上那两个人，一个戴着草帽拿着镰刀，一个戴着工帽拿着锤子。

　　她在屋子里站了很久，雨水从她头发上滴下来，滴在泥地上，洇出一个个深色的小圆点。她看着门前的河，河水还是那条河，橹还是那柄橹。可是当她的脚踩在坚实的泥地上时，她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心慌。这种感觉很奇怪。在水上，船到哪里，家就在哪里。船是活的，会随着水波轻轻地晃，人坐在船上，身体跟着船一起一伏，那种摇晃是从娘胎里就熟悉的。母亲怀着她的时候在船上摇橹，她是在摇晃中出生长大的。后来她接过母亲的橹，又是摇晃着撑了这些年的船。摇晃对她来说就是安稳。而岸上的地是死的，一动不动地躺在脚底下，踩上去没有任何回应。她在屋子里走了几步，每一步都觉得脚底板发麻，像是踩在什么不该踩的东西上。

　　她走到床边坐下。床板硬邦邦的，硌得骨头疼。船上没有床，船舱里铺着稻草和旧棉被，睡上去软软的，船身轻轻晃着，像是有人用手托着你的背。她试着在床上躺了一下，瞪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只蜘蛛在结网，白色的丝从房梁上垂下来，蜘蛛沿着丝往上爬，爬到一半又掉下来，再爬，再掉。她看了很久，然后坐起来。她决定今晚不睡在这里。

　　她抱着被子回到船上。雨已经停了，天也黑了，河面上飘着薄雾。她把船舱里铺好稻草和棉被，然后躺下来。船身在微波中轻轻摇晃，一下一下，很慢，很轻，像是母亲的手在轻轻拍着她的背。水波拍打船舷的声音从外面传进来，啪嗒啪嗒的，和她这些年来每天晚上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她很快就睡着了。那一夜她睡得很沉，没有做梦。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水生就被一阵敲门声吵醒了。敲门声是从小屋那边传来的，有人站在石阶上喊她的名字。她从船舱里探出头，看见隔壁的大婶站在石阶上，手里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红薯稀饭。

　　“你这丫头！”隔壁大婶看见她从船里钻出来，眼睛瞪得老大，“分了房子不住，还往船上跑！我在门口喊了半天没人应，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你昨晚睡在船上的？”

　　水生从船上跳上石阶，接过红薯稀饭喝了一口，说船上睡得踏实。

　　隔壁大婶姓钱，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丈夫去世得早，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现在孩子们都各自成了家，她一个人住在水生隔壁那间小屋里。钱婶看着水生喝稀饭，嘴里絮絮叨叨地念着：“岸上的房子多好，泥墙草顶，冬天不漏风，夏天不漏雨。船上有什么好的，又冷又潮，你一个女娃子，在水上漂了这么些年，该上岸歇歇了。”她说起房子就像说起自己的孩子，眉飞色舞的，“你看这墙多厚，冬天风吹不进来。你摸摸这灶台，砖砌的，烧饭的时候烟从烟囱里出去，不呛人。你再看看这水缸，能装三担水，半个月不用挑水。”

　　水生端着稀饭碗坐在门槛上，一边喝一边听着。等钱婶说得差不多了，她说：“婶，我知道岸上好。可我睡不惯。”

　　钱婶愣了一下，然后叹了口气。她也是水上人家出身的，小时候在船上长大，嫁了人才上的岸。她看着水生，嘴巴张了张，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她知道那种感觉，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的。那是一种长在骨头里的东西，像那些芦苇，离了水就枯了。

　　钱婶没有再劝，只是拍了拍水生的肩膀，说了句稀饭趁热喝，然后回自己屋里去了。水生喝完稀饭，把碗洗干净放在钱婶门口，然后走到自己的小屋前站了一会儿。屋子孤零零地立在河岸边上，门口的石阶上长满了青苔。河还是那条河，橹还是那柄橹。她把钥匙从口袋里摸出来，掂了掂。铜钥匙小小的，在掌心里凉冰冰的。她把它塞进棉袄里面的口袋里，拉上了口袋的拉链。

　　那天之后，水生白天在岸上的小屋里做饭、补网、算账，天一黑就回到船上。她试图在小屋里睡过几次，每次都睡不着。睁着眼睛躺在木板床上，瞪着天花板，听风从门缝里吹进来的声音。岸上的夜是安静的，安静得让人发慌。没有水声，没有橹声，没有船身轻轻的摇晃。偶尔有一只狗在远处叫几声，叫完了又恢复安静。她试着数羊，试着闭上眼睛逼自己睡，试了不知道多少次，每次都是躺了一两个时辰又爬起来，裹着被子回到船上。一上船，听着水声，身体跟着船轻轻晃着，她很快就睡着了。她觉得自己大概是有毛病。别人都能上岸，为什么她不行。可她没有办法，她的身体不听她的脑子的话。

　　后来她不再和自己较劲了。她认了。她就是离不开船，就像鱼离不开水，鸟离不开天。她不再强迫自己睡在小屋里。每天收了工，在小屋里做好饭吃完，收拾干净，然后回船上睡觉。钱婶看见她每天晚上往船上走，也不再念叨了，只是偶尔会端一碗自己做的腌菜或者几块新蒸的糕过来，放在水生的灶台上，说一句“尝尝婶子的手艺”。水生道了谢，接过来，有时候给钱婶送一条刚打上来的鲫鱼作为回礼。

　　她知道岸上的人觉得她古怪。运输队里有人说，沈水生那丫头有福不享，分了房子不住，非要睡船。也有人笑她是劳模当傻了，不懂得享受生活。她不在乎。她只知道她的根长在水里，像那些芦苇。离了水，芦苇还是芦苇，但活不了。她现在还不想死，所以她还不能离开水。但她也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工作组说得很明白，以后水上人家都要上岸定居，这是大势所趋，是党的好政策。她不能一辈子当钉子户。万一哪天政策变了，规定所有船民必须上岸，她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她想了很久，没有答案。

　　晚上她坐在船头，把橹拿起来横在膝盖上。橹柄上的血纹在月光下几乎看不见了，但她伸手一摸就摸到了。橹还在。橹在，路就在。不管是在水上还是岸上，只要橹还在，她沈水生就还是沈水生。

　　她把橹靠回船舷边上，钻进船舱里躺下。船身轻轻晃着，水波拍打船舷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围过来，把她裹在里面。她闭上眼睛，心想，先这么过着吧。岸上的房子留着，船也留着。白天在岸上，晚上在水上。能过一天是一天。天塌下来，明天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