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回 你在，我就不怕

　　周明远在上海的第三天，南京那边打来了电话。他在吃早饭，手机放在桌上，响了。他看了一眼屏幕，没有接。王美兰也看了一眼，没有说话。豆豆在喝粥，呼噜呼噜的，声音很大。我坐在对面，看着周明远。他的手指在桌上敲着，一下，两下，三下。手机响了五声，停了。过了一会儿，又响了。他拿起来，走到阳台上，接了起来。

　　他的声音很低，我听不太清。但能听到几个词——“方案”“客户”“周五”“回去”。他的声音在那些词之间停顿着，停得很久，久到电话那头的人以为他挂了。他没有挂，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想说“我回不去”，但他说不出口。他想说“我老婆在沙窝，我儿子在上海，我不能一直待在南京”，但他也说不出口。他说不出口，因为他说了也没用。客户不会因为他在上海就不催方案，公司不会因为他在沙窝就不让他出差，命运不会因为他想留下就让他留下。他只能走，只能去，只能回。来回之间，他没有自己。

　　他挂了电话，走进来，坐下来，继续吃早饭。他的粥已经凉了，他喝了一口，皱了皱眉，放下了。他没有说话，王美兰也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豆豆在喝粥，呼噜呼噜的，他不在乎粥凉不凉，他只知道他饿了。饿了就吃，吃饱了就玩，玩累了就睡。他活在当下，不需要想以后。以后太远了，他想不到。他想得到的，是妈妈在不在，爸爸在不在，奶奶在不在。他在，他们也在。他不想以后。

　　“明远。”我叫他。

　　“嗯。”

　　“南京那边催你回去？”

　　“嗯。周五有个汇报，客户要听方案。”

　　“你不是说待一个星期？”

　　他看着我，看了两秒钟。他的眼睛里有东西，那种东西我说不清楚，像是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看着下面，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跳下去。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跳，但他知道悬崖在那里。他在悬崖边上站了很久了，从南京站到上海，从上海站到沙窝。他不知道该怎么走，走哪边都是悬崖。

　　“我周五回去，周日再回来。”他说。

　　“那你回来干什么？”

　　他愣了一下。“看你，看豆豆。”

　　“你看了。走吧。”

　　他没有说话。王美兰也没有说话。她端着碗，低着头，喝粥。她的碗空了，她还在喝，喝的是空气。她不知道自己在喝什么，她只知道她的嘴不能停。停了，就要说话。说了，就会吵架。吵了，儿子就走了。不吵，儿子也走。她拦不住。她不拦了。

　　那天上午，我在西屋的床上坐着，手里拿着手机。丁以恒发来一条消息：大姐的手没事了。今天继续翻缸。我回：好。他又发：小周说视频的播放量还在涨，已经三万多了。很多人在问怎么买。我说：电商店铺的事我回来弄。他说：好。

　　我看着那个“好”字，看了很久。他的“好”还是那样，短，硬，像一块石头。但他的石头砸在地上，能砸出一个坑。我的“好”砸在地上，连个印都没有。不一样的。我想起丁以恒蹲在加工坊里整理纸箱的样子——把标签朝外，码得整整齐齐。他做每一件事都认真，不管是在深圳做外贸，还是在沙窝做腌菜。他从不当它是“小事”。他不会说“这只是腌菜”，他说“陆厚德的腌菜值得被人看到”。他不会说“我只是帮忙”，他说“因为值得”。他说的“值得”，不是生意，不是钱，是父亲的名字，是大姐的辛苦，是三妹的眼泪。他觉得那些东西值得。在深圳，他觉得订单值得，钱值得，赢值得。来了沙窝，他变了。他不再追那些他追到了也不快乐的东西了。他在追别的。他不知道他在追什么，但他开始追了。他蹲在加工坊里，用手捏着腌菜尝咸淡。他站在展位前，把标签朝外，一袋一袋地摆整齐。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脸上没有表情，但他的眼睛里有一点光。那种光不是赢的光，是在的光。

　　那天下午，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陌生号码，省城的。我接起来。

　　“陆雁回？我是省电视台的记者，之前采访过你们展销会的。还记得吗？”

　　我记得。那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手里拿着笔记本，胸口别着笔。

　　“记得。”

　　“我们想在省台做一期农产品专题，介绍各地的特色农产品。沙窝的腌菜我们觉得很有代表性，想去沙窝拍一期外景。您看方便吗？”

　　我握着手机，愣了一下。省电视台要来拍沙窝。父亲的名字要上电视了。不是小周的视频，不是网上的链接，是省电视台。是电视机。是每个家庭都有的那台黑盒子。父亲每天晚上看电视，看新闻，看天气预报，看那些他看不懂的电视剧。他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他的名字会出现在那个黑盒子里。他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感觉，但他会知道——他知道了。

　　“方便。”我说，“你们什么时候来？”

　　“下周四。到时候联系您。”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手里握着手机。窗外的天还是灰的，但我觉得亮了。不是天亮了，是心里亮了。父亲的名字要上电视了。他等了一辈子，等到了。他的腌菜从沙窝走到省城，从省城走到电视上。会走到更多地方。走到更多人面前，更多人嘴里，更多人心里。他不会死。他做的腌菜不会死。他的名字不会死。

　　那天晚上，大姐在加工坊里接到了我的电话。她的声音有点哑，是翻缸说太多话了。

　　“大姐，省电视台要来拍沙窝。”

　　“拍什么？”

　　“拍腌菜。拍你。拍爸。”

　　她沉默了。

　　“大姐？”

　　“听到了。”她说，“什么时候来？”

　　“下周四。”

　　“好。”

　　她挂了。她的“好”还是那样，短，硬，像一块石头。但她的石头砸在地上，也会砸出一个坑。她是陆雁春，沙窝饭店的陆雁春，加工坊的陆雁春，做腌菜的陆雁春。她不怕镜头了。她不怕了，不是不怕，是知道怕也没用。怕了，电视台就不来了吗？怕了，父亲的名字就不上电视了吗？怕了，日子就不过了吗？都不。所以她不怕了。

　　丁以恒从老粮站来了。他站在加工坊门口，看着大姐。她的背影在灯光下很瘦，肩膀很窄，腰很细。她蹲在大缸前面，把手伸进缸里，捞出一把金黄色的腌菜。她的动作很慢，不急不躁。她的手指在腌菜上按了一下，又按了一下。

　　“大姐。”他叫她。

　　她转过身，看到他。“丁老板。”

　　“省电视台要来？”

　　“嗯。下周四。”

　　“你怕不怕？”

　　大姐看着他。他的眼睛在灯光下很深，像两口井。井水是静的，看不到底。但那两口井的水面上有一点光——不是反射的光，是从井底往上冒的光。很弱，很淡，像一盏快要灭了的灯，但它还在亮。

　　“不怕。”她说，“你在，我就不怕。”

　　丁以恒没有说话。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右手。那道疤在手心里，粉红色的，在灯光下很淡。他的拇指在疤上按了一下，又按了一下。

　　那天深夜，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拿起手机，给丁以恒发了一条消息：丁先生，省电视台的事，你跟大姐说了？他回：说了。我说：她怎么说？他说：她说不怕。我又说：她说不怕？他说：她说，你在，我就不怕。

　　我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她说“你在，我就不怕”。她说的不是“你在加工坊”，不是“你在沙窝”，不是“你在帮我”。她说的“你在”，就是“你在”。你在，我就不怕。她不怕电视台，不怕镜头，不怕那些她不认识的人走进她的加工坊。他在，她就不怕。他不需要做什么，不需要说什么，不需要帮她挡在前面。他在，就够了。

　　省电视台要来沙窝的消息，在镇上没传开。不是没人知道，是知道的人都不说。王婶知道，李大爷知道，老吴知道，烧饼摊的老赵也知道。他们知道了，但不议论。沙窝人有个习惯——别人家的好事，心里知道就行了，嘴上不嚼。嚼了，就是嫉妒。他们不嫉妒。他们把高兴放在心里，不说。

　　但刘建设知道了。他是从棋牌室牌友嘴里听到的。牌友说：“你老婆家的腌菜要上电视了，省电视台要来拍。”刘建设坐在麻将桌前，叼着烟，眯着眼睛，手里的麻将牌停了一下。他没说话，把牌打出去了。牌友看他的脸色不对，没有再提。

　　刘建设从棋牌室出来，骑上摩托车，到了饭店门口。他把车停在路边，没有熄火，发动机突突突地响着。他站在那里，看着那块牌子——“沙窝农产品加工专业合作社”，白底红字，下面一行小字——“陆厚德腌菜·腊肉·萝卜干·酥梨炖老鹅”。他的目光在那行小字上停了一下，然后走进棚子。

　　母亲坐在门口的塑料椅子上，手里端着搪瓷缸子。她看到刘建设，没有动，没有站起来，没有说“你来干什么”。她只是看了他一眼，然后把目光移开了。

　　“妈。”刘建设叫她。母亲没有应。“妈，雁春呢？”“不在。”母亲说。“她的电动车在门口。”“她走路出去的。车放这儿。”

　　刘建设知道母亲在说谎。他笑了，那个笑容很难看，嘴角歪着，露出一排不太整齐的牙。他转身走到厨房门口，推开门。大姐不在厨房。他又走到后院，推开加工坊的门。大姐蹲在大缸前面，手里拿着一根腌菜，正在尝咸淡。她看到他，没有站起来，没有躲，没有怕。

　　“雁春。”他叫她。

　　大姐把手里的腌菜放回缸里，站起来，转过身，看着他。她的手上还有水渍，在围裙上擦了擦。

　　“你来干什么？”

　　“来看看你。”刘建设说，“听说省电视台要来拍你。我替你高兴。”

　　“高兴完了？走吧。”

　　“雁春，你别这样。”刘建设往前走了一步，“我是你丈夫。你上电视了，我高兴。你不能连高兴都不让我高兴吧？”

　　大姐看着他，没有说话。她的目光很平，平得像一面镜子。

　　“雁春，你上电视了，咱家的腌菜出名了。你不得给我点钱？我是你丈夫，你的钱就是我的钱。”

　　“刘建设，我不会给你一分钱。”大姐说，“你死了这条心。”

　　刘建设的脸变了。他的笑容收了，眼睛里的光变了。那光是冷的，像冬天河面上的冰。“陆雁春，你别给脸不要脸。你上电视了，发财了，你跟我说没钱？你要是不给，我去电视台门口闹。让记者看看，你是什么人。”

　　大姐看着他，看了几秒钟。“你去闹。记者来了，我正好告诉他们，我丈夫是个赌鬼。欠了一屁股债，还来要钱。让全省的人都看看，你是什么人。”

　　刘建设的脸白了。他站在那里，嘴唇在抖，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怕的。他看了大姐几秒钟，然后转身走了。他走到加工坊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陆雁春，你别后悔。”他走了。摩托车发动起来，轰隆隆的声音在整条街上炸开。排气管冒出一股浓烟，在空气中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问号。

　　大姐站在那里，看着那辆摩托车消失在街口。她的手里还攥着那根腌菜，腌菜的水顺着她的手指往下滴，一滴一滴的，落在地上。

　　那天下午，我还在上海。周明远周五回了南京，周日又回来了。他说周日回来，他真的回来了。高铁晚点了半个小时，他到上海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了。我去接他，他出站的时候拖着行李箱，背着电脑包，头发被风吹乱了。他看到我，走过来。

　　“等很久了？”

　　“没有。刚到。”

　　车上，他坐在副驾驶，我开车。他看着窗外，看着那些高楼，那些灯，那些车。他看了很久，没有说话。

　　“明远。”我叫他。

　　“嗯。”

　　“南京那边的事，什么时候能了？”

　　“不知道。”他说，“项目做完了，还有下一个。做完了，还有下一个。没完没了。”

　　我握着方向盘，没有说话。他说“没完没了”，声音很平。平得像一块石头。但石头不会说“没完没了”。只有人会。他在说他的工作，也在说我们的生活。没完没了。他在南京，我在上海。他在跑，我在等。他跑了，我等了。等累了，就不等了。不等了，他就回来了。回来了，又走了。走了，又回来了。没完没了。

　　到了家，豆豆已经睡了。周明远去洗澡了。我坐在沙发上，拿起手机。丁以恒发来一条消息：省电视台下周四来。大姐把加工坊收拾了一遍。缸擦干净了，地面扫干净了，工具归位了。她准备了好几天了，不让任何人帮忙。她自己擦缸，自己扫地，自己归位。她的手划了一道口子，她用创可贴贴上了，没告诉你。

　　我看着那行字，心里动了一下。她没告诉我，她不想让我担心。她怕我在上海不安心，怕我急着回去，怕我耽误上海的事。她总是这样，什么事都自己扛。扛得住就扛，扛不住也扛。扛到不能再扛，也不说。

　　我给他回了一条：严重吗？他回：不严重。我说：让她注意点。他回了一个字：好。

　　第二天早上，周明远在吃早饭。他的粥还是温的，他喝了一口，又喝了一口。豆豆在旁边画画，画的是梨树，很大很大的梨树，树上挂着梨，树下站着外公。外公没有脸，但他在笑。嘴巴弯弯的，眼睛弯弯的，他在笑。

　　“爸爸，你看我画的。”豆豆把画举到周明远面前。周明远看了一眼，点了点头。“好看。”他说。他说“好看”，语气很平，不是敷衍，是他真的觉得好看。但他的“好看”和豆豆的“好看”不一样。豆豆的“好看”是“我画得好不好”，周明远的“好看”是“嗯，还行”。不一样的。豆豆把画贴在冰箱上，退后两步看了看，贴歪了，又揭下来重新贴。他的小手在冰箱门上按了按，按得很用力，像是在确认它不会掉下来。

　　那天上午，我接到了猎头公司的电话。不是陈丽，是另一个猎头。声音很年轻，语速很快。

　　“陆雁回吗？我是猎头公司的。有个职位不知道您感不感兴趣。一家外资消费品公司，中国市场部总监，base上海。薪资比您现在高百分之四十。”

　　“谢谢，我不考虑。”

　　“方便问一下原因吗？”

　　“我家里有事，走不开。”

　　她挂了。

　　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坐在沙发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地板上，灰灰的。沙窝的阳光是金黄色的，照在梨园上，照在沙河上，照在那些大缸上。上海的不是。

　　下午，我接到了三妹的电话。她的声音很大，大到从听筒里炸出来。“二姐！二姐！省电视台的人来了！扛着大摄像机，好几个人！”

　　“大姐呢？”

　　“大姐在加工坊。她在码腌菜。她不看镜头，不跟他们说话。她就码她的腌菜。”

　　“丁以恒呢？”

　　“他在加工坊门口站着。”

　　“他干什么？”

　　“他站着。”

　　他站着。他不需要做什么。他站在那里，她就知道他在。他在，她就不怕。她不怕摄像机，不怕记者，不怕那些她不认识的人走进她的加工坊。他在，她就不怕。

　　三妹把手机递给了大姐。大姐的声音很稳，不抖。“雁回，电视台的人来了。”她说。“大姐，你紧张吗？”“不紧张。”她说，“码腌菜有什么好紧张的？码了二十多年了。”她说的对。码腌菜有什么好紧张的？她码了二十多年了，手不会抖，心不会慌。她不需要脚本，不需要导演，不需要任何人告诉她该怎么码。她的手知道。她的手比她的脑子快。

　　那天晚上，周明远接了一个电话。他在阳台上接的，声音很低。我听不清他说什么，但我能听到他的声音在那些词之间停顿着。他挂了电话，走进来。

　　“雁回。”

　　“嗯。”

　　“南京那边催我回去。周三有个会。”

　　“你不是说待一个星期？”

　　“没办法。客户那边临时改时间。”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他的眼睛里有东西，那种东西我说不清楚，像是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看着下面，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跳下去。他不想跳，但他不能不走。他不走，客户就丢了。客户丢了，项目就没了。项目没了，工作就没了。工作没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不是怕没钱，他是怕没自己。工作是他在上海活着的证明。没有工作，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他是周明远，某公司的周明远，某项目的周明远。不是陆雁回的丈夫，不是豆豆的爸爸，不是王美兰的儿子。他是工作的。他只有工作。工作不要他，他就没地方去了。

　　（第三十六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