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蒙冤

　　一个变形金刚，让我背了三十多年的“小偷”罪名

　　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夕，中国经济还不富裕。为了筹集举办资金，除了政府专项支持，全国人民都积极捐款，还创新了一种筹资方式——发行体育彩票。印有熊猫“盼盼”的即开型彩票，面值1元，类似现在的刮刮乐。

　　4月底最后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学校通知第二天全体师生到校参加彩票摸奖活动。当时每周上学五天半，可听到要摸奖的消息，大家都很兴奋。我跟同学俞利约好下午去他家玩，殊不知这次相约，带给了我一生都没洗刷的冤屈。

　　俞利是个大块头，坐在班里最后一排，皮肤黢黑。因为姓俞皮肤又黑，同学们都叫他“黑鱼”。别看他是男生又五大三粗，跳皮筋却是高手中的高手，一般女生都跳不过他。看他上下翻飞的样子，很难想象是一个壮硕男生所为。

　　他的学习成绩很差，基本是倒数前三。他妈妈开家长会从来都不坐前排。可他父亲却是一名优秀的铁路工作者，我亲眼看过俞利拿出来炫耀的火车头奖章，有好几个。他爸爸常年早出晚归，很少在家，基本上都是他妈妈照顾他。他爸爸有时因为他学习差讲他两句，也被他妈妈坚决地顶回去：“自己天天上班不着家，小孩学习差还骂他，你还是不是他爸爸？”每次他爸爸只能生闷气，因为工作忙也确实没时间管俞利。

　　一进俞利家，我就看到他在床上玩着一款变形金刚玩具。那时候《变形金刚》正风靡整个中国，男孩子都爱看，对能够简单变形的玩具更是爱不释手。可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大部分小孩想拥有一个变形金刚，只能是个渴望。

　　虽然这款变形金刚不大，但足够吸引我。我拿过来玩了起来。玩着玩着，突然想到一件事，马上问俞利：“早上周老师说杜江丢了一个变形金刚，让有可能捡到的同学还给杜江。如果发现是偷拿的，一经发现，绝不姑息。你这个和老师说的款式有点像，不会是你拿的吧？”

　　“放屁！这是我奶奶买给我的，爱玩不玩。”俞利大声怒斥我，很是生气。

　　“对不起，对不起，我只是想到了这回事，问一下。你说的我肯定相信。那你能不能把变形金刚借我玩两天？”我讨好地问。

　　“行，但是你不能借给别人玩，只能自己在家玩。”俞利点点头。

　　“放心，我一定一个人自己在家玩。”得到答复后我也没心思在他家玩了，拿着变形金刚就回了家。

　　周末在家除了做作业、吃饭、睡觉，就是把玩着这款变形金刚，爱不释手。当然，我都是悄悄背着父母玩，怕他们说我玩物丧志，不好好学习，让我还回去。

　　到了周日下午快去学校参加摸奖的时候，院里另一个女生叫严美丽的来我家喊我一起去学校。

　　刚进我房间就看到我在玩变形金刚，我想藏起来都来不及。严美丽一见到变形金刚就说这是杜江的，她玩过的。我说这是俞利他奶奶买给他的，我找他借来玩的，不信你问俞利去。

　　严美丽不太相信，但是也想玩一下。我没同意，我说俞利特意打了招呼不让我给别人玩，不行等我周一还给他后你再找他借。严美丽听完什么话都没说，气呼呼地转身走人去了学校。

　　下午的摸奖活动很是热闹，大部分同学都没抽到奖，也包括我，但这掩盖不了我的喜悦。对于大家议论的即将到来的亚运会，当时的我并没有那么深的体会，只想着活动快点结束，赶快回家再玩一会，因为第二天就要把变形金刚还给俞利了。

　　第二天早上第一节课后，我找到俞利说：“中午放学前还给你我再玩一会行不行？昨天严美丽去我家看到我都没给她玩。她说这是杜江的，我讲这是你奶奶买的。她不太相信，不知道会不会和老师说。”

　　“怕什么，你玩你的。”俞利很是自信。

　　刚好有同学喊我去楼下操场玩，我就先下去了。没玩五分钟，就有同学喊我去办公室一趟，说周老师找我。

　　一进办公室，我就看到俞利站在那里。周老师坐在椅子上望着我，一脸严肃：“不请你来你是不会来的吧？俞利什么都讲了。你这小家伙怎么一点也不老实呢？我在班上反复重申拿了同学的变形金刚一定要还。俞利都晓得主动到办公室交待事情，你是一点事都没有，心理素质这么好啊？”

　　“周老师，不是我拿的。是俞利借给我玩的，他奶奶带他买的。”我委屈地强调。

　　“还嘴？还不老实？俞利讲那个变形金刚现在就在你书包里。现在滚到班里把变形金刚拿出来。”周老师气得一下子站起来，推搡着我朝班里走去。

　　随着周老师进来，班里一片安静。我就在这一片默默地注视下，一边抽泣，一边从书包里掏出了那个变形金刚。

　　教室里“嗡”的一声，同学们都在低声窃窃私语，仿佛都在议论着我这个“小偷”。

　　我坐在座位上，脸上挂着泪水不停地抽泣，胸口起伏，震惊、羞耻、愤怒、恐惧、混乱都有。记不清讲台上周老师说了什么，只知道让喊家长。

　　事后才知道，俞利在我下楼去操场玩耍的时候，因为害怕严美丽真去老师那里举报，就主动去办公室“自首”了。只不过他交待的内容是：我和他一起偷拿了变形金刚，商量好各玩几天，准备玩过之后再悄悄还给杜江。

　　因为周老师对我先天感官印象就比较差，加上她也问过了严美丽确实在我家看到过这款变形金刚，而变形金刚也确实是从我的书包里拿出来的，所以我任何解释都变得苍白无力，甚至让周老师感到憎恶。

　　父亲去了一趟学校。回来后，他没有和我说这件事的任何方面，也没有责罚我。也许他的内心还是愿意相信我的。

　　只是到了周末，父亲带我去了市中心的商店，买了一个比同学大几倍的变形金刚给我。

　　当时的喜悦仍有，但没有那么强烈了。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心里都很难受，说不出来的难受。

　　很多年后，我依然记得那个画面：我站在讲台上，从书包里掏出那个变形金刚，全班同学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

　　没有人问我真相。没有人在意我说了什么。

　　一个老师的“先入为主”，一个朋友的“自保式撒谎”，一个同学的“无意指认”，就轻易地给一个孩子定了罪。

　　我不知道俞利后来有没有愧疚过。我们渐渐疏远了，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可那个“小偷”的标签，在我心里贴了很多年。

　　父亲什么都没说，只是买了一个更大的变形金刚给我。

　　他大概是想告诉我：我相信你。

　　可有些委屈，不是用一个玩具就能抹平的。

　　现在我也是成年人了，回头看这件事，我早已不恨任何人。周老师也许只是太想“破案”，俞利也许只是太害怕，严美丽也许只是无心。

　　但我学会了：不要轻易给人贴标签，尤其在孩子面前。

　　因为孩子会记得。记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