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烛映窗新人语，一席家常定百年。
人散尽了，唢呐声远了，连狗都不叫了。陈家院子里那几桌借来的桌椅还没收，桌面上残留着的酒痕和菜汤在月光下结成一层薄薄的冰花，亮晶晶的，像有人拿碎玻璃在桌面上画了几道歪歪扭扭的线。满地的鞭炮屑被风一撮一撮地吹到墙角，红的、粉的、金的，堆在一起，远看像一小堆烧完了的炭火。井台上摞着一摞借来的粗瓷碗，碗底还挂着一层没洗干净的油花，在月下泛着暗暗的光。
堂屋里只剩了一盏煤油灯。灯芯拨得比平时小，火苗矮矮的，不跳，稳稳地燃着，像一个跑了一天的人终于坐下来了，把气喘匀了。灯旁边的那对红蜡烛只剩了半截，从早上点到深夜，烛泪沿着烛身淌下来，在蜡台上堆了一小坨凝固的红蜡，摸上去硬硬的，还有一点余温。
秀莲把红棉袄脱了，搭在椅子背上。棉袄鼓鼓的，还带着她身上的热乎气，搭在椅子上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拢成了一个人的轮廓，肩膀、腰身、袖管，像她本人坐在那把椅子上歇着。她里面穿了一件碎花的棉布衫，领口露出一截白衬衣的边，衬衣洗了很多遍，边角有点起毛，可白得干干净净的，在煤油灯底下看着比缎子还柔和。她站在新打的衣柜前面，把自己的几件衣裳从包袱里掏出来，一件一件叠好，放进柜子里。动作很慢，不像平时干活那样干脆利落，不是手慢了，是她在细心地把每一件衣裳都叠得方方正正的，袖口对齐袖口，领口对齐领口，放进柜子的时候还用手在衣裳上面轻轻地按了一下，像在盖一个不说话的戳。
根生坐在炕沿上。中山装搭在椅子背上，白衬衣的袖子卷到手腕上面，露出一截酱色的手臂。他低着头，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手指头互相抠着，在抠指甲缝里的泥，不是真有泥，是手不干活就不自在。他听着身后秀莲叠衣裳的声音，衣料摩擦的窸窸窣窣声，柜门轻轻合上的吱呀声，脚步在泥地上走动的沙沙声。这些声音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这间屋子里只有他自己，关门就是一个人；现在多了一个人，关门是两个人。一个人的屋子和两个人的屋子，连声音都不一样。
“你坐那儿干啥，跟根木头似的。“秀莲把最后一件衣裳放进柜子里，关上柜门，走到炕边在他旁边坐下来。两个人的体重压在炕沿上，土炕发出一声闷闷的吱嘎声。她侧过头看了他一眼，他还是低着头在抠手指头。她伸出手，在他手背上拍了一下，声音脆脆的，“别抠了，指甲缝里的土越抠越深，留着明天洗。“
根生把手放下来了。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手心朝下，安安静静地放着。他抬起头，看了一眼煤油灯，火光在他眼睛里跳了一下，又跳了一下，像两颗被风吹动的小星星。
“秀莲，“他开口了。叫她的名字。这是他第一次叫她的名字，不是周媒婆嘴里那个“邻村李家的李秀莲“，不是分卷表上那个“秀莲“，是他自己的声音，从他自己的嘴里叫出来的。叫完了，他停了一下，像在用舌头品尝这两个字在自己嘴里的味道。然后他说了一句很长的话，长到秀莲的眉毛往上挑了一下，长到煤油灯的灯芯在这句话中间结了一个灯花，灯花极轻地炸了一声，噼啪，像给他们的话打了一个标点。
“我想跟你说个事。咱家的地，八亩，在村东头，沙土两亩壤土四亩黏土两亩，哪块地适合种啥我全知道。咱家的粮食，去年打了两年的口粮，今年的麦子种下去了，来年收了麦子，留够吃的，剩下的卖钱。我会木匠活，白天种地，晚上能给人家打家具、修农具，一年能多攒几百块钱。咱家的日子，我会好好过，“
他停了一下，咽了一口唾沫。喉结上下动了一下，像一颗在喉咙里卡了很久的石子，终于被他咽下去了一小半。
“以后咱家的孩子，“他说到“孩子“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轻了一下，不是小了，是沉了，像一把锄头从浅土挖到了深土，“，不管生儿生女，都要供他读书。“
读书。这两个字被他咬得很重。他自己没读过书，七岁放牛，用木炭在地上学了个“天“字，那就是他这辈子全部的课堂。他认得“天“，认得“地“，认得“人“，认得“田“，认得土地承包证上那个歪歪扭扭的红章，认得的不超过十个字。他知道不认字是什么滋味，知道站在供销社柜台前面看着纸上的字一个都不认识是什么感觉，知道把土地证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只认得一个红章是什么光景。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也这样。
“能读多高读多高。“他的声音里没有煽情，没有誓言式的慷慨激昂，只有一种从骨头里往外冒的坚定，像他推刨子的时候，一刀下去就是一刀，不往回看。“小学完了上初中，初中完了上高中，高中完了上大学。砸锅卖铁也供。我不怕吃苦，我吃再多苦都行。只要孩子能读书，能走出这片黄土地，不用再像我一样，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看人的脸色，一辈子，“
他停住了。他本来想说“一辈子被人瞧不起“，可他没有说出口。不是不想说，是觉得今晚不该说这个，今晚是两个人头一回坐在一起说将来的事，不应该把那些糟心事也搬进来。他把话咽回去了。可他咽回去的这几个字，秀莲听见了，不是用耳朵，是用眼睛。她看着他的侧脸，煤油灯的光打在他脸上，把颧骨的轮廓照得清清楚楚，硬硬的，像一块被风吹了一辈子的石头，棱角还在，只是被磨圆了一点。
她伸过手，把手放在他的手背上。她的手不软，跟自己的一样，有茧子，指节有点粗，指甲剪得很短，可她的手是暖的。不是煤油灯那种若有若无的暖，是太阳底下干了一天活之后从手心往外冒的那种暖，踏踏实实的热。
“你说了这么多，“她的声音也变了，不是平时那种脆生生的利落，是收了一点，柔了一点，像一把镰刀收进了鞘里，刀刃还在，可不想切割什么了。“，我就问你一句。你打算让我干啥？“
根生转过头，看着她。煤油灯的光把她的脸照得很清楚，眉毛、眼睛、鼻子、嘴唇，一笔一画，清清楚楚。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
“跟我一起，守着咱家的地，守着这个家。“
秀莲听了，抿了一下嘴唇。她的嘴从来不是抿着的，她说话嘴快，笑起来嘴角往两边咧，可今天她抿了一下。然后松开，笑了。这个笑不是那种嘴角往两边咧的敞亮的大笑，是浅浅的，从嘴角一点点往上漾，漾到眼角，眼角跟着弯了一下，弯成一道细细的纹。这道笑纹今晚之前不存在，今晚之后也不会消，那是两个人坐在一起说完一辈子话之后，自然而然长在脸上的东西。
“好。“她就说了一个字。可这一个字比什么都重，不是“嗯“那种闷闷的应答，是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像一把锁被钥匙拧到底了，啪嗒一声，锁上了。
窗外的月亮从老槐树的秃枝中间挪过去了，从东边挪到了正当中，又从正当中往西边偏了一点。月光透过新糊的窗户纸照进来，纸上的光不是白的，是一种温温的黄，像煤油灯的光被月光调和了一下，变得比灯柔和了，又比月暖和了。光落在地上，落在他们的脚边，两个人的影子铺在炕前的泥地上，一个高一点一个矮一点，并排坐着，静悄悄的。
秀莲又开口了。这回不是回答他，是她在跟他说。她的声音比平时说话慢了一倍，像冬天的雪从天上往下飘，不是急的，是从容的，每一片雪花都知道自己要落在哪里。“我娘一个人把我拉扯大，我从小就会干活，种地、洗衣、做饭、缝衣裳，没有一样我不会的。你在地里忙的时候，家里的事你一点不用操心。你晚上做木匠活，我给你掌灯，灯芯结花了，我给你拨；渴了，我给你倒水；饿了，我给你留热在灶台上的饭。你给人家打家具攒钱，我在地里种菜养鸡，攒下来的鸡蛋去集上卖，一分一分地攒，攒久了也是钱。跟着你，日子肯定能过好。“
她一口气说完了。说完之后，似乎发现自己今天说了这么多话，脸有一点红，不明显，在煤油灯底下看不出来，可她自己觉得脸上有点烫。她把手从根生的手背上抽回来，放在自己膝盖上，两只手交叠着，安静了一小会儿。
根生没有说话。可他也没有像平时那样低着头抠手指头。他一直看着秀莲，从她说第一句话到说最后一句话，他的眼睛没有移开过。不是盯着看，是一种“听“，他不是一个会用嘴说话的人，可他会用耳朵听。他听的不是那些字，“种地““洗衣““做饭““掌灯“，他听的是那些字背后的人。这个人，跟他说了一样的话，好好种地，好好干活，好好过日子。一辈子不用多说一句话，看一眼就懂了。
他伸出手，从炕上那床红被褥下面摸出来一样东西，是他给秀莲打的那个小嫁妆箱子。小箱子只有一本书那么大，不大，可做得很讲究，椿木的板材，铜角包边，箱盖内侧刻了一朵小小的五瓣花。他把箱子递到秀莲面前，箱盖打开，里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
“这个，“他说，“以后咱家的钱，放这里头。一张一张地攒。攒够了，供孩子读书。“
秀莲接过小箱子，放在手心里看了一会儿。煤油灯的光透过箱盖的缝隙漏进去，在箱底的木板纹路上涂了一层淡金色的光。她看见了箱盖内侧那朵小花，五个花瓣，每一个花瓣都是完整的一刀刻成的，不是印的，不是画的。她的手指头在那朵花上轻轻摸了一下，刻痕很细，指尖能感觉到那一道浅浅的凹槽。她知道这朵花是什么意思，不是玫瑰花，不是牡丹花，是一朵跟她手帕上绣的那朵蓝花一模一样的小花。他一句话都没说，可他什么都说了。
她把小箱子合上，放在炕头底下，就是根生以前放铁皮饼干盒子的那个位置。放好了，她在上面按了一下，按得稳稳的。然后转过身，面对着根生，认真地说了一句，
“将来咱家的孩子，一定让他读书。说到做到。“
根生点了点头。就点了一下。煤油灯的火苗又结了一个灯花，噼啪，灭了，又亮了。灯芯歪了一点，火苗跟着歪了一点，然后自己正过来，直直地往上燃。
后半夜，两个人把被褥铺好了，红被褥是新的，大红缎面龙凤呈祥，铺在土炕上展开来，满炕的红光把整个屋子的颜色都暖了。油灯吹灭了，屋子里暗下来，可月光还亮着，透过新糊的窗户纸洒在地上，像一层薄薄的霜。院子里最后那片没被风刮走的红喜字，还在门板上贴着，一角翘起，一角压着，风从门缝过的时候，喜字纸沙沙响了两声，不是被风吹动的响声，是一张纸在门上贴着，拿自己薄薄的身子替这家人挡了一夜的风。
天快亮的时候，陈家村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雪不大，细细碎碎的，落在冻硬的泥地上，落在麦秸垛上，落在院子里没收的那几张借来的桌子上，红桌布没收，雪落上去，红底子上铺了一层薄薄的白。而堂屋里那截燃尽的红蜡烛，余温还在，烛芯上的最后一丝青烟，在清晨的微光里慢慢地、慢慢地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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