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朝有两种长短。

　　一种写在年表上，起于哪一年，终于哪一年。另一种留在后来人的生活里，看它做过的事，究竟走出了多远。

　　按第一种算法，隋朝只有三十八年。

　　前面是数百年的南北分裂，后面是光芒更盛的唐朝。隋朝夹在中间，短得像一段过道。许多人讲中国历史，从北朝走进唐朝，脚步稍快一些，便会把它留在身后。

　　可换一把尺子，事情就不一样了。

　　统一南北，营建东都，开凿运河，清查户口，积粮备荒，又一次次把军队送往远方。大事一件追着一件，全挤在三十八年里。这个王朝虽然短，做过的事却多得近乎拥挤。

　　隋朝最危险的时候，或许不是它终于失败的时候，而是它不断成功的时候。

　　一个刚刚结束分裂的王朝，为什么没有在成功之后慢下来，反而越走越快？为什么每办成一件大事，下一件便可以铺得更大、催得更急？一个越来越善于把命令送往远方的朝廷，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不见远方送回来的坏消息？

　　这本书想追问的，正是成功为什么没让它停下，反而成了继续加速的理由。

　　这个王朝的许多事，都从纸上开始。

　　户籍把一个人的姓名、年龄和家人写进册子；地图用一条线标出河道；奏报把粮船、城池和役夫化成一行行数字。纸张很轻，朝廷却要靠它收税、征兵、运粮，也要靠它让千里之外的人照着办事。

　　可纸上的河，一笔就能画完，地上的河却要一锹一锹挖出来。土不会自己离开河床，堤岸也不会自己守住。总得有人放下家里的活，去挖土、运土；河修成以后，还得有人年年守堤。

　　写进奏报，是河通了，粮船快了。落到一家人的日子里，却可能是谁离开了，去了多久，还能不能回来。

　　同一件事，写在纸上有一种分量，落在人身上，又有另一种分量。

　　书名里的“帝国实验”，说的不是杨坚和杨广凭空造出一套制度，更不是他们有意把天下当成试验场。隋朝接过前代留下的办法，也接过分裂年代积下的经验；真正不同的是，几百年分裂以后，这些办法要在一个重新统一的天下里一起运转。

　　有些办法确实管用。正因为管用，朝廷手里能做的事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手可以伸得更远。可一个国家能够办成更多事，并不等于天下也能无休止地承受更多事。能力怎样变成信心，信心又怎样越过了承受的边界，正是隋朝最值得细看的地方。

　　这本书不会只盯着皇帝。杨坚和杨广会站在故事中央，他们身边还有皇后、将军、官员、士兵、役夫，以及许多没有留下姓名的人。我们会看一道命令是谁写下的，谁拒绝了，谁照办了；也会跟着它走出宫门，看它经过官署、道路和河流，最后落到谁的肩上。

　　史书给皇帝和大臣留下的话多，给普通士兵和役夫留下的话少。材料够，我们就走近一些；材料不够，便停在史书允许的地方。我们会尽量让能够确认的行动自己说话，不替古人编对白，也不硬猜他们没有说出的心思。官职和地名真正挡住故事时，就顺手说清；不挡路，便不让读者背一场没有必要的考试。影响判断的出处和争议放在章末【史书记载】，愿意时再看，不妨碍先把故事读下去。

　　要看懂这个王朝怎样走到终点，得先回到它的开始。

　　所以，我们先回长安。

　　公元580年，杨坚已经接到任命，本该离开长安。偏偏就在出发前，他得了足疾。

　　一只生病的脚，把他留在了长安。

　　也把他留在了天下权力最大的一扇门旁。

　　就在这几天里，北周宫中那个仍然掌权的皇帝失去了声音。

　　一边是说不出话的皇帝，一边是没有走成的权臣。

序

本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