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周末她把陈小星送到了婆婆那里，跟陈志远说“公司有点事要处理“，一个人开车去了办公室。整栋写字楼空空荡荡，走廊里回荡着她自己高跟鞋的声响。她反锁了办公室的门，把窗帘拉上一半，然后打开电脑，把那份四十多页的补充协议打印了一份，摊在桌面上。
这次她准备了一支红笔，打算从第一页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过。
前三十页她翻得很快——大部分是常规的贷款征信文件、内部治理条款、股东知情权说明，跟她之前看得差不多。但从第三十一页开始，她的目光慢了下来。第三十七页底部那行被她留意过的、关于对赌条款的补充说明，此刻在白纸黑字间格外刺眼。她把那一段重新读了三遍。
“若公司在第三个完整会计年度结束前，经审计的年度净利润未达到目标值——即初始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十五——则乙方（徐晓婷）所持有的全部股权（百分之四十）自动转为对公司的债权。该债权清偿顺位列后于其他债权，且乙方需以其个人名下全部资产对公司亏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徐晓婷握着红笔的手有点抖。她翻到下一页，第三十九页末尾的股权代持说明还在那里——“在触发上述对赌条款的情况下，乙方的全部表决权自动不可撤销地委托给甲方（樊振波）指定的第三方行使。“
她把这两段话连在一起看了一遍、两遍、三遍。第三遍读完的时候，红笔从指间滑落，在纸面上滚出一道歪歪扭扭的红线，刚好划过“个人名下全部资产“那几个字，像是有人在上面画了一道血痕。
她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飞速地运转着。对赌条款设在第三年，现在是第一年。按原定计划，第三年的利润目标是九百万——她做过详细的营收模型，只要市场不出大问题，这个数字是可实现的。但那是建立在一切正常运转的前提下。而现在，客户在流失，供应链在被切断，工厂动不动就停工。每一件事都像一只无形的手在把营收数字往下摁。
她打开电脑调出了财务部发来的三季度报表——这已经是她能拿到的最近一版数据了。表格上的数字让她的瞳孔缩了一下：前三个季度累计亏损四百二十万，第四季度的订单额比预期少了将近一半。按照这个趋势滚下去，到第三年，利润目标不但达不到，亏损窟窿只会越滚越大。
而如果她在第三年触发了对赌条款，她不仅会失去那百分之四十的股权——两千六百万血本无归——她还要以个人资产去填补公司亏损。她的房子、车、存款、甚至陈志远名下那套老家的祖宅，都可能被卷进去。
徐晓婷把电脑合上，双手捂住脸。指缝间漏出的呼吸声又粗又急，像有什么东西堵在了胸口。她维持这个姿势坐了将近十分钟，直到脸上的潮热慢慢退下去，才把手拿开。她站起来喝了半杯凉透的水，然后重新把那份协议折好放回文件柜，拿了车钥匙。
她要去当面问樊振波。
星期一上午十点，樊振波的办公室门紧闭着。徐晓婷敲了三下，里面传来一声拖长的“进来“。她推门进去时，樊振波正坐在他那张宽大的真皮转椅上抽烟，办公室里烟雾缭绕，窗只开了一条缝。他看到她进来，眼皮都没怎么抬，继续翻着手中的文件。
“樊总，“徐晓婷把那份补充协议的打印件拍在他桌面上，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带着力道，“这份协议里的对赌条款跟主合同不符。主合同的对赌条件是三年利润低于目标值的百分之八十才触发，而且赔偿范围仅限于股权本身，不涉及个人资产。这份补充协议的版本不是我之前审过的那一版。“
樊振波慢慢吸了一口烟，吐出来。烟雾在他面前散开，遮住了他的表情。“徐总你说什么呢，“他语气很松，“合同就是你签的，电子章也是你点的。四十多页的东西你能记得每一句写了什么？“
“我记得。“徐晓婷盯着他，“因为我审过四稿，每一稿改了什么我都记得。“
樊振波终于把烟按灭了。他靠在椅背上看她，那双眼睛里有种让徐晓婷后背发凉的东西——不是愤怒，是猎手看着猎物终于走进包围圈时的松弛和满意。“行啊，“他说，“你说你记得，那你拿出证据来啊。原始邮件截图？法务的审阅记录？你有吗？“
徐晓婷的嘴唇抿成一条线。她确实有原版的文件备份，但她无法证明对方替换过页面。电子章是在被替换后的版本上签的，从技术角度看，那就是她“自愿“签的。
樊振波把那份补充协议拿起来，掸了掸并不存在的灰尘，又放回去。“徐总，做生意嘛，有赚有赔。你入局的时候就应该想好，投资有风险。“他站起来绕到办公桌前面，靠在桌沿上，离她很近，“你要是想退出，按合同办，我收购你的股份也行啊。百分之四十——友情价，三百万，不能再多了。“
三百万。
徐晓婷眼前黑了一瞬。两千六百万变三百万，连零头都不到。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包带的金属扣，扣子硌着掌心的软肉，生疼。
“樊振波，“她喊了他的全名，声音很轻，“你是从一开始就算计好的，对吗？从你找我合作那天起。“
樊振波笑了笑，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他只是说：“徐总，你一个女人家，做生意太实在了。这个社会不是这么玩的。不过没关系，你还有机会——你继续留在公司干，我给你开工资，月薪两万。振华科技还是需要你这样的能人的。而且，我也舍不得你走。“樊振波又往近凑了凑。
徐晓婷下意识地后退两步，看着他那张显的得意的脸，忽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她转身走出了他的办公室，脚步很快，皮鞋敲在地砖上的声音又急又脆。走廊上有几个员工探出头来看她，她目不斜视地走过去，直到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才把门关上。她靠在门板后面，大口大口地喘气，后背的衣服被冷汗浸透了。
那天下午她请了半天假，去见了老同学介绍的一位律师。律师姓林，四十出头，在本地做商事纠纷很有名。徐晓婷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把合同和补充协议的复印件推了过去。林律师翻了一个多小时，眉头越皱越紧。
“徐总，“他放下文件，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你这个案子，从法律角度讲，核心在于能不能证明对方存在欺诈行为——也就是那份补充协议是被替换过的。你有原始版本的存档，这是你的优势。但劣势也很明显：第一，电子签章的有效性很难推翻；第二，对方在整个合作过程中的“骚扰“行为在法律上难以构成合同欺诈的直接证据；第三……“
他顿了顿：“这个樊振波，我听说过。他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之前有个做建材的老板也被他搞过，那人想打官司，后来呢？官司没打完，人先跳楼了。“
徐晓婷攥着包带的手又开始发白。她问：“林律师，如果打，胜算多大？“
林律师把眼镜戴上，看着她，沉默了几秒：“三成。而且过程会非常漫长，你需要在本地耗下去。对方有的是钱拖，你拖不起。你要是有那个财力耗三年五载，我们可以试试。但按照你现在的财务状况……“
他话没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徐晓婷站起来跟他握了手，付了咨询费，走出律师事务所。那天外面起了风，她站在台阶上被吹得眯起了眼。手机里陈志远发了好几条消息——“谈得怎么样““晚上想吃什么““小星说想你早点回来“。她一条都没回，把手机塞回包里，开车回了公司。
第二天早晨她到办公室的时候，发现走廊里有些异样。法务部那几间办公室的门都敞着，里面的电脑屏幕是黑的，文件柜空了，桌面上连水杯都没留下。她心里“咯噔“了一下，快步走过去，正好撞见法务部的负责人张律师抱着一个纸箱走出来。
张律师四十多岁，做律师十几年了，谨慎老成。他看到徐晓婷站在门口，脚步顿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愧疚，有无奈，还有一种徐晓婷看不懂的东西。
“张律师，你这是……“
张律师把纸箱换了个手抱着，避开她的目光：“徐总，我今天是来办离职手续的。法务部四个人，都走了。“
徐晓婷愣在原地：“什么时候的事？“
“昨晚接到通知，集团那边……樊总的意思。“他压低了声音，“徐总，您别怪我们。我们也是没办法。“
徐晓婷看着他怀里的纸箱，里面装着几本法律工具书和一只保温杯，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她的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好半天才发出声音：“张律师，是不是因为我要起诉的事？“
张律师终于抬头看了她一眼。他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叹了一口气。他往前走了两步，经过她身边时略微侧过头，声音压得只有她能听见：“徐总，我跟您说句实话。有些官司，打赢了人也废了。您……保重。“
他说完抱着纸箱走进了电梯。电梯门合上之前他又看了她一眼，目光里有种深沉的怜悯。徐晓婷站在空荡荡的走廊里，身边是四间敞着门的空办公室。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砖上拉出长长的光带，光带里飘着细小的尘埃。
她站了很久。久到走廊尽头的声控灯灭了又亮，亮了又灭。久到她的手机响了三次她都没接。最后她慢慢走回自己的办公室，把门关上，坐在椅子上。窗外远处河道上的船正在缓缓驶过，汽笛声隔着玻璃传进来，闷闷的。
她翻开手机通讯录，找到“老周“的名字，打了过去。响了很久才接，老周的声音听起来刚醒：“晓婷？“
“周哥，“她说，嗓子哑得像砂纸磨过木板，“法务部集体走了。我可能……打不起这个官司了。“
老周在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了一句让徐晓婷直到多年后都无法忘记的话：“晓婷，你先别想着输赢。你先想着——怎么活着。“
电话挂断之后，徐晓婷把手机放下，把脸埋进双手里。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出风口嗡嗡的声响。她不知道自己维持那个姿势坐了多久，只知道当她再次抬起头时，窗外已经黑了。城市的灯火从远处亮起来，像一片被点燃的荒野。
她把桌面上的文件一一收拾好，关了电脑，拎起包站起来。走到门口时她回头看了一眼那间被夜色吞没了大半的办公室。四面的白墙上她挂过的那幅字还在——“厚德载物“，是她创业第三年请一位老书法家写的。
此刻那几个字在昏暗的光线里看不清了。但她记得每一个笔画的走向。
她关了灯，锁了门，走进电梯。电梯下行的时候她靠着冰冷的厢壁，闭上眼睛。脑子里反复回响着三句话——
樊振波说：“三百万，不能再多了。“
林律师说：“三成胜算。“
张律师说：“打赢了人也废了。“
电梯到了一楼，“叮“一声开了门。她睁开眼睛迈出去，外面的夜风扑面而来，带着六月的潮气。她穿过大厅推开门走到街上，车流的声音涌过来，把她吞了进去。
她坐进驾驶座发动了车子，但没有马上挂挡。她翻出手机，打开相册，翻到一张很久以前的照片——是她和陈志远、陈小星在老家阳台上拍的，三个人笑得眼睛都弯成月牙。她看着那张照片看了一分钟，然后把手机放到支架上，挂了挡。
车子滑入夜色中的车流。她握着方向盘的手不再抖了。一个念头在她心里慢慢成型——既然正面打不赢，那就换一种打法。她得先活下来，先站稳，然后再把丢掉的东西，一寸一寸地拿回来。
那个念头还很模糊，像远处山脚下隐隐约约的灯光。但她知道该往那个方向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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