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寒假

  寒假来得比赵彦珏预想的快。

  期末考试结束那天,他把课本装进书包,从育红小学走回大姨家。一路上李伟踢着石头子走前面,他在后面跟着,踩李伟踢过的石头。到门口的时候大姨正在柜台后面剥花生,看见他进来喊了一声:“考完了?“

  “考完了。“

  “考得咋样?“

  “不知道。“

  大姨把花生壳扔进垃圾桶里,拍了拍手:“你妈说让你回去住。放假了,不用我管了。“

  赵彦珏点了点头。他进屋收拾布包的时候,把左边裤兜里攒的零钱掏出来数了一遍——两块四。加上枕头底下藏着的一块七,一共四块一。他在大姨家住了一个学期,卖铅笔橡皮赚了四块一,交了大姨三块钱饭钱,自己剩了一块一。左边裤兜里还有今天没卖完的六支铅笔,他把铅笔也装进书包里。

  走出屋的时候大姨把一袋炒花生塞进他手里:“带回去给你妈。“赵彦珏接过花生,说“谢谢大姨“。大姨摆摆手:“去吧,路上别乱跑。“他站在柜台前面多看了大姨一眼。大姨的头发比秋天来的时候白了一小片,鬓角那里,像盐洒在上面。他不知道大姨还能活多少年,但每次多看的一眼,以后都会变成记得的。他攥着那袋炒花生,花生壳隔着袋子硌着手心,温温的,刚出锅没多久。

  父亲骑自行车来接他的时候天已经阴了。他坐在后座上,炒花生的袋子夹在腿中间。路边的树光秃秃的,田里也光秃秃的,灰蒙蒙一片。父亲蹬车的时候没说话,赵彦珏也没说话,链条在耳边嘎吱嘎吱响。他低头看着车轮子碾过碎石子,石子被压进冻硬的土里,留下一道浅浅的白印。

  到村口的时候他看见那棵老槐树,叶子掉光了,只剩黑褐色的枝丫叉着天。二胖家在树后面,烟囱冒烟。他忽然想起来,前世二胖考了两年才考上高中,后来去当兵,当兵那年二十一岁。他现在七岁,离二胖去当兵还有十四年。这十四年里他能做什么?他还没想明白。但他知道,如果二胖不走那条路,他就不会在部队里学会修车,也不会退伍后在镇上开那个铺子。那条路是二胖自己的,他大概不会去动它。

  进了院门,母亲正在灶房烧水。红砖墙还是老样子,墙根的瓶子又多了几个,摞得比走的时候高了一截,有几只新捡的还带着泥。院子里的地冻硬了,踩上去硬邦邦的,脚底板能感觉到冻土硌着鞋底。母亲从灶房探出头看见他,说了一句“回来啦“,然后头又缩回去了。赵彦珏站在院子里,把布包卸下来放在门槛上,站在那儿听了一会儿灶房里的动静——水开了,母亲把锅盖掀开,热气扑出来的声音,还有她往暖壶里灌水的哗哗声。这些声音他前世听过无数遍,后来母亲走了之后,他有一回在别人家听见暖壶灌水的声音,站在原地没动,站了很久。他现在站在这儿听着,觉得每一个声音都实实在在的,像攥在手里的石头。

  那天晚上吃饭,饭桌上多了一碗炖白菜,加了粉条,比平时油水足。母亲坐在对面,把筷子搁在碗沿上说:“你大姨打电话说你卖东西卖得挺好。“

  赵彦珏夹了一筷子白菜:“就卖点笔和橡皮。“

  母亲没再问。父亲放下碗从里屋拿出一个铁盒子放在桌上,打开了。赵彦珏看见铁盒子里的钱比以前厚了一截,码得整整齐齐。母亲伸手把最上面一层零钱拨开,底下是几张整票,叠得四四方方,边角都捋平了。

  “这是今年的,“母亲说,“蒲公英卖的钱、干枣卖的钱、瓶子卖的钱,都在这。你数数。“

  赵彦珏看着那个铁盒子没伸手。

  “你数的比我准。“母亲把铁盒子推到他面前。

  赵彦珏把手指头伸进去,纸币一张一张抽出来铺在桌面上。五块的、两块的一毛的,每一张都被母亲用手捋过了,没有卷边。他数完纸币数硬币,一分两分五分,摞成小堆又合在一起。数完之后他在心里加了一遍,说:“一百四十三块七。“

  母亲看了他几秒,伸手把铁盒子盖上,说:“明年够你爸吃八个月的药。“

  赵彦珏蹲在炕沿上没说话。他知道这一百四十三块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父亲下个月的药钱不用拆东墙补西墙了。去年这个时候铁盒子里才十几块,现在翻了十倍。还意味着,明年春天可以把前院墙根那片地再扩一截。他把这个数字在脑子里转了三遍,每一遍都得出一样的答案。然后从左边裤兜里掏出四块一放在桌上:“这是我卖东西赚的。大姨饭钱给了三块,剩这一块一我自己收着,先攒着。“

  母亲看着那四块一,又看了看他,把钱收进铁盒子里:“那就攒着。“

  父亲在旁边一直没说话,但他把碗里的粉条夹了两根放进赵彦珏碗里。赵彦珏低头吃粉条的时候嘴角翘了一下,没让任何人看见。粉条炖得很软,吸饱了白菜汤,一口下去热气从嗓子眼一直通到胃里。

  腊月里没什么事。赵彦珏每天蹲在院子里看那面红砖墙——冬天墙上的青苔枯了,砖缝里露出干褐色的苔根。他拿手指抠了一根下来,搓碎了,闻了闻,一股土腥味。他蹲在墙根底下把今年的事从头到尾想了一遍,想得很慢。从春天撒种子到夏天割第一茬,从钱叔店里五毛一包到集市上三块五七包,从六个瓶子到四十多个,从铁盒子空荡荡到攒了百来块。每一件事他都记得,不只是“发生过“,是“值不值得再来一次“。他在心里给每件事打了分,得分最高的是种蒲公英,得分最低的是换学校——不是说换学校不该换,是说太折腾了,费了太多路费和人情。下次换,等初中再说。

  过完年的时候他从算术本后面撕下来一张纸,在上面画了一根线。线左边是他重生那天,线右边是现在。他在线上标了几个点——父亲确诊、第一次卖干枣、蒲公英出苗、第一次赶集、换学校。他数了数那些点,六个。然后他又画了一根线,比第一根长了一倍,从现在的点拉到2003年春天。那上面他什么都没写,因为还没发生。但他知道那根线上会标什么——非典、板蓝根脱销、蒲公英三块五一斤。他把那张纸折好夹进课本里,课本放在书包最底下。

  开学前那天,母亲问他:“下学期还去大姨家住?“

  赵彦珏蹲在门槛上系鞋带:“去。“

  母亲没说什么。父亲已经把自行车推出来了。赵彦珏爬上后座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红砖墙。墙根底下有一棵早开的婆婆纳,蓝紫色的小花贴着地皮。春天还没来,但它先冒了,花小得要用手指头拨开草才能看见。

  他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往大姨家方向去。风还是凉的,但跟腊月那阵不一样了,含着一股潮湿的、快要化冻的土腥味。父亲蹬车的时候说了一句:“今年的地,你想种多少种多少。“

  赵彦珏攥着后座铁杠子:“嗯。“

  他心里已经算好了——前院墙根全种蒲公英,后院墙根留一半种金银花。金银花两年才收,但收了之后年年有,比蒲公英省事。他算的是2003年之后的事。父亲蹬车的速度没变,但他说的“你想种多少种多少“让赵彦珏在风里坐了一会儿没动。

  到校门口的时候他跳下来,接过布包。父亲说“我走了“的时候赵彦珏喊了一声“爸“。父亲停下来回头看他。赵彦珏站在校门口,布包挎在肩上,说了一句:“今年能把后院那面墙也抹了。“

  父亲看了他几秒:“等你哥放假回来再说。“

  说完他骑车走了。赵彦珏站在校门口看着父亲骑远,蓝布褂子被风吹得鼓起来,车链条嘎吱嘎吱响。那个背影在路的尽头缩成一个小点,拐弯就不见了。赵彦珏又站了两秒,把布包带子往上提了提,转身往育红小学走。

  校门口小卖部关着门,还没开学。马晓婷不在里面,窗户拉着帘子。他路过的时候放慢了一步——那扇玻璃柜台后面空空的,没有双马尾趴在台面上写作业,也没有收音机在放歌。他想起这个学期每次去买东西她都会多问一句“还要别的吗“,有一次他买了五支铅笔,她多送了一块橡皮,说“进多了卖不完“。那块橡皮他还没用完,现在在他书包里,已经磨圆了一个角。他路过看了一眼,继续往里走。

  教室空荡荡的。他坐到自己的位置上,课桌上那些刻痕还在。他翻出那本夹着纸的课本,把那张画了线的纸又掏出来看了一眼。两根线,一短一长,中间是2001年春天。他刚把纸折好放回去,崔艺从门口探进来一颗脑袋:“赵彦珏!你回来这么早!“他嘴里又叼着一根棒棒糖,腮帮子鼓起一个圆圆的包。赵彦珏朝他抬了一下下巴,崔艺跑进来把书包往桌上一扔,坐下就开始说寒假去了姥姥家、看了什么动画片、吃了什么好吃的。赵彦珏听着,偶尔嗯一声。他看着崔艺说话的时候手势比划得很大,两只手在空中挥舞着。他想起前世崔艺在上海的日子,那时候他在做销售,开会的时候也是这样比划。但他的客户不会因为这些比划多下一个单子。他只是习惯了让手跟着话动。赵彦珏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告诉崔艺“你将来不该去上海“,大概不会。他连闫丽丽的课桌都只推了一下,没做别的。

  “你怎么不说话?“崔艺停下来看他。

  “我在听。“

  崔艺咧嘴笑了一下,从书包里掏出一包辣条撕开了分他半根。赵彦珏接了。辣条的油沾了一手指头,他嘬了一下,酸辣味在舌尖炸开,油汪汪的,像这个年纪最应该有的味道。他坐在育红小学二年级三班靠墙的位置,嘴里叼着半根辣条,书包里装着大姨给的炒花生、六支没卖完的铅笔、一本画了两根线的算术本。红砖墙在他家院子里立着,墙根底下那棵婆婆纳的花开着,铁盒子里的钱一毛一毛摞着。2001年的春天就是从半根辣条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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