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中旬的一天，那本书里又多了两张纸。一张是邮局寄信用的包裹单，背面用铅笔写了几句话，字迹潦草，像是赶时间写的：“看了书里的纸条，想起我小学时也总去那家书店。二楼靠窗的位置，夏天有风扇，冬天有暖气。有一次我忘了带钱，老板让我先把书拿走。那本书我现在还留着。”
另一张纸是随手撕下来的牛皮纸袋一角，上面写着一行字，笔迹不同，方正工整：“我认识雪花后来被领养的那家人。猫还活着，十三岁了，胖。”
这两张纸出现的时间相差不过一天。我猜测是先后两位看了书的人留下的，但没有证据证实这一点。它们被夹进书里之后，那张猫的照片旁边又多了一个邻居——牛皮纸的一角和包裹单的背面挨着，纸张的质地不同，但放在一起也没违和感。
后来有一天下午，有个中年女人推开了二楼的门。她进门之后径直走向书架，抽出那本书，翻到夹纸条的地方，一张一张看完，然后又翻回扉页看了看那枚“读”字铜书签。她把书合上拿在手里，转头问我：“这本书，能不能借我一天？”
“借去哪？”
“我想拿去给我妈看一眼。她以前是那家书店的常客。”
我想了想，说行。她把书用软布包好放进包里，走到门口回头补了一句：“明天下午还回来。”
第二天下午她果然来了。把书从包里取出来的时候，外面多了一层牛皮纸包的书皮，折得很仔细。她放在书架上说：“我妈翻了一晚上。她把以前在店里买的几本书翻出来对了一下，说有两本跟这书里夹的纸条上写的书名一样。”她顿了顿，“她说谢谢你们留着这些。”
那本书重新回到书架上之后，牛皮纸书皮没有拆下来，就让它裹着。翻书的时候先揭开一层纸皮，像拆一件经过很多人手的包裹。
七月初，天气热起来了。二楼没有空调，南窗开着一半，风灌进来还是温的。那只吊扇一整个夏天都没坏过。老太太来得比之前少了一些，她怕热。但来的时候还是会坐在沙发上，拿着那本书翻一翻。她翻书的动作越来越慢，有时候翻到某一张纸条会停下来多看两眼，像在辨认什么熟悉的东西。
小伙子倒是来得更勤了。他在窗台边放了一把高脚凳，坐着正好对着风来的方向。他把那些纸条按出现的顺序抄了一遍，抄在一本新的笔记本上。我没有问他抄来做什么，他也没说。笔记本后来搁在书架上那本书的旁边，薄薄的，灰皮封面上什么也没写。赵大喇叭看见了翻了翻，说“你这是给这书建了个档案室”，他说“不算是档案室，就是个目录”。
七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我蹲在办公室地上整理东西，手机响了。陌生号码。接起来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听上去不到三十岁。“您好，请问是幸福里那个收东西的地方吗？我听说你们这里收旧物。我想放一样东西。”
第二天上午她来了。短头发，戴眼镜，背着一只旧帆布包。进门之后她先环顾了一圈书架和窗台，然后从包里掏出一个透明的文件袋，里面装着一沓信和几张照片。她把文件袋放在茶几上，没有翻开。
“我外公以前在铁门巷当邮递员。这是他的东西，他退休那年的工作日记和几封他留着的信。”她推了推文件袋，让它转向我，“他走了三年了，这些东西我一直收着。觉得放我这里和放你这里都一样——都是放着。但你这儿有人来看。”
文件袋里的东西后来被分了两份。工作日记放进了书架最下层，挨着铁门巷那个档案盒。几封信放进了信盒里。有一张照片我单独取了出来，夹进了窗台边那本旧书里。照片上是个穿邮政制服的人骑着绿色自行车，车后座上绑着鼓鼓囊囊的邮包，正准备拐进一条窄巷。巷口那棵树的叶子浓密得看不出季节，但光线像是夏天快结束时的样子。
那本书里又多了一样东西。自从有了牛皮纸书皮，它看起来比别的书厚了一些。书页里的纸条从几张变成了十几张。每张纸条都有人留下的痕迹——纸上偶尔压着一道浅浅的折印，纸边微微卷起，连墨水的深浅都在记录时间。老太太有一次把书拿在手里掂了掂，说“这书比以前沉了”。
八月的一天午后，小伙子和老太太都在。老太太坐在沙发上翻那本书，小伙子坐在窗台边抄书里新加的纸条。两个人隔着半间屋子的距离，谁也没说话。窗外那棵梧桐树上有一片叶子开始变黄了，在一片深绿中间格外显眼。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想的是，如果一本旧书能装下这么多人留下的字，那么一间屋子能装下多少东西呢？书架已经快满了，窗台上的植物换了一茬又一茬。老太太的眼镜还在，小伙子的信也在，那本包了牛皮纸的书就放在书架中间那层的左手边。来的人坐在它旁边，不说话，只是翻一翻。翻完了放回去，又有一页纸被压出更深的折痕。
风扇在头顶慢慢转着，把那本书的纸页边沿吹得微微翘起又落下，像什么人在安静地吐纳。
好书等你评，快来成为鉴赏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