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六，甘肃平凉柳树沟村。
太阳挂在头顶，晒得黄土发白，连空气都像被烤焦了，一丝风也没有。几孔窑洞依着山坡错落而建，墙皮大片剥落，露出里面干裂的黄泥，门框歪斜，有的用木棍撑着才没倒。院墙上爬着枯死的藤蔓，瓦罐堆在墙角，蒙着厚厚的尘。村里安静得出奇，鸡不鸣狗不叫，只有村口老槐树下那只黑狗趴在石板上喘气，舌头耷拉在外，眼睛半睁不闭，仿佛也被这暑气压得没了精神。
王越之十八岁，瘦高个子，脸色泛黄，颧骨微微凸起，像是久未吃饱。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袖口磨出了毛边，裤子是旧军绿的，裤脚卷到小腿，露出一截灰白袜子。脚上的球鞋裂了口，走动时鞋底发出轻微的“啪嗒”声。他站在自家窑洞前，手里捏着一张纸，指节发紧，手心沁出一层汗，把纸角洇出淡淡的黄印。那是高考成绩单。总分没过线，数学三十八分，语文一百二十七。
他是村里唯一一个写诗的学生。语文常年第一，作文被老师当范文念，有次还登了市里中学生刊物的头版。可数学从高一起就没及格过。老师说他脑子聪明，就是不用在正道上——解方程不如背诗句快，函数图像在他眼里像是一首打乱的诗。同学背地里笑他读傻了，成天抱着《海子诗选》《顾城诗集》看，走路都低着头，嘴里念念有词，像在默诵经文。
窑洞门口蹲着王父。五十多岁，脸皱得像风干的核桃，嘴唇干裂，指甲缝里嵌着黄泥。他抽旱烟，烟锅磕在石头沿上，发出“咔”的一声响，惊飞了檐下一只麻雀。他盯着儿子手里的纸，没说话，足足盯了半分钟，才开口：“写诗能写出大学录取通知书？”
王越之没抬头，目光落在成绩单右下角那行小字：“考生可申请复读或职业院校。”他咬了咬下唇，喉咙动了动，没出声。
“你妈熬油点灯供你读书，夜里织毛衣织到两点，就为了给你买参考书。你爹我扛水泥、挖地基，手上裂的口子拿胶布缠着干活，图啥？”王父声音不高，却像锤子砸在石头上，“你就拿这分数回去？三十八分！人家娃不会写的题都比你分高！”
风刮过来，墙上一张撕烂的《全国高校招生指南》被吹动，纸角飘起，打着旋儿，落在炕头一本翻烂的《汪国真诗选》上。书页已经发黄，边角卷曲，封面上“汪国真”三个字几乎磨没了，只剩一道墨痕。
王越之把成绩单塞进枕头底下，动作很轻，像藏一件见不得人的东西。他坐在炕边，看着那本书。书页边缘有折痕，是他抄诗时反复折的。他手指慢慢滑过那些痕迹，指尖触到一处凹陷——那是他某夜抄《热爱生命》时，眼泪滴在纸上，干后留下的硬块。
外面传来鞭炮声，噼里啪啦炸了一阵。村西头李家孩子考上大专，正在办席。几个小孩跑过门口，领头的那个七八岁，手里举着半截红纸条，嘴里喊着“谁家落榜谁尴尬”，笑着跑远了。另一个追上去，踢起一团黄土，呛得王越之咳嗽了一声。
王越之走出窑洞，坐到麦垛旁。麦穗早已收完，只剩一堆干草垛，被太阳晒得滚烫。他摸出口袋里的草稿纸，上面有一首没写完的诗，题目是《黄土坡上的光》。字迹被汗洇开，有些看不清。他看了很久，忽然抬手，把纸揉成团，狠狠扔进旁边的土沟。
纸团滚了几圈，卡在一丛野刺里。
他又站起来，走过去捡回来，摊平，吹去灰尘，仔细叠好，塞进贴身衣袋，紧挨着胸口。
天黑下来，窑洞里点了一盏煤油灯。灯芯短，光昏黄，照得墙上人影晃动，像鬼魅跳舞。王父没说话，躺在另一头炕上，盖着一条补丁摞补丁的薄被。王越之翻出三本数学练习册。封面都磨破了，边角卷起，里面满是红叉，密密麻麻，像一场血战后的战场。老师批语写着：“公式记不住，还想上大学？”“题都没读懂，写什么解？”“建议转职校。”
他蹲在灶前，掀开灶膛盖子，铁盖吱呀作响。灶膛里还有些冷灰，他把练习册一页页塞进去，动作缓慢，像在埋葬什么。擦了根火柴扔进去。
火苗“轰”地窜起来，照亮他的脸。眼睛发红，额上有汗，鼻尖也被热气熏得发亮。火焰舔舐着纸页，先是边缘卷曲，接着变黑，化成灰蝶般飞舞。他盯着火，一动不动，直到最后一页彻底燃尽，才伸手把灰扒出来，撒在灶角。
窗外忽然传来声音。断断续续，像是唱歌，又像梦呓。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是邻村的张秀才。疯了三年了。白天在田埂上乱走，嘴里念叨“春风拂面笔生花”，晚上出来游荡，逢人就背唐诗。听说当年也是学生，作文满分，数学零分。高考落榜后想不开跳了河，捞上来时已神志不清，家人说他“魂丢了”。现在逢人就说自己是李白转世，要“重开诗坛”。
王越之盯着火。练习册烧完了，可脑子里还在回放那些几何题、函数式、概率统计——它们像一群黑蚂蚁，日夜啃噬他的神经。他想起高二那年，班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指着月考卷说：“你语文135，数学42，加起来还没人家一门课高。你到底想不想考大学？”
他说：“我想写诗。”
老师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诗救不了你。”
他不信。可今天，他开始信了。
灶膛底下一角残页没烧完，印着一道几何题：已知三角形ABC，角A等于多少度……旁边画着歪歪扭扭的辅助线，是他某夜苦思无果时胡乱添的。
他用手指碾碎那块纸，撒在地上，踩了一脚，混进尘土。
他蹲着没动，直到火完全熄灭。煤油灯快灭了，光晃着墙，像在挣扎。王父翻了个身，咕哝了一句梦话，听不清内容。
王越之回到炕上躺下。没脱衣服。手里攥着那本《汪国真诗选》。书脊裂了，靠一根橡皮筋绑着，像一个伤员勉强活着。他翻开第一页，看到自己用铅笔写的一行小字：“如果有一天我不再写诗，那就说明我死了。”
那是初三写的。
他轻轻摩挲那行字，指尖微微发抖。
外面张秀才还在念，声音忽远忽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王越之睁着眼。脑子里闪过小时候的事。
小学五年级，老师让写作文《我的理想》。别人写科学家、医生、警察。他写：我要当书圣后代，写千古文章，让千年后的人都记得我的名字。
全班哄笑。有人学他腔调念：“写千古文章！”笑得前仰后合。老师没批评他，只说：“志向不小，可得分够才行。”
后来每次考试，语文第一，数学倒数。班主任找他谈过三次话，最后一次说：“你要是能把语文的劲分一半给数学，早就上重点了。你不是笨，是偏执。”
他没改。越往后，越觉得数学题枯燥、冰冷、毫无生气。而诗不一样。写出来的时候，心里痛快，像打开了一扇窗，风猛地灌进来。
去年冬天，他偷偷投稿。寄去省城一份文学杂志，用了三个月攒下的零花钱买信封和邮票。三个月后退稿信回来，附一张便条：文字有灵气，但结构松散，建议多读经典，少用抒情堆砌。
他把那张便条藏在诗选书里。这是唯一一次外界回应。他把它当成了某种认可，哪怕只是轻描淡写的鼓励。
现在一切都停了。大学没指望，工作没人要。村里像他这个年纪的，要么复读，要么出门打工。他哪条都没法走。复读？数学拖后腿。打工？没技术，没力气，城里人嫌他瘦弱。父亲明天肯定还要说他。亲戚也会问：“考得咋样？”他不知道怎么答。
他只是不想放弃写字。
可现在连练习册都烧了。是不是代表他认输了？
还是说，他终于不想再骗自己了？
他不知道。
但他也没扔掉那本诗选。
他记得汪国真写过一句：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那时候他抄在本子上，写了十遍，每写一遍都热血沸腾。他幻想自己背着帆布包走在城市街头，在咖啡馆写作，在书店签售，在讲台上朗诵。
现在他不信远方了。可他还记得那句话。
窗外风大了些。张秀才的声音听不见了，或许被家人拉回去了。远处传来几声犬吠，接着又归于寂静。
王越之翻了个身，面朝墙。手里还抓着书，指节因用力而发白。墙皮上有一道裂缝，像地图上的河流，他盯着它，忽然觉得那像一条路。
第二天不会好过。父亲不会放过这事。村里人也会继续议论。“王家娃读那么多书，结果连大专都没考上。”“整天写诗，诗能当饭吃？”“看他以后咋活。”
但他已经做了件事——把练习册烧了。
不是因为服输。也不是因为发狠。
是因为他再也受不了那种感觉：明明心里有东西要写，却被一道几何题压得喘不过气。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是算函数；睡前最后一刻，还在背公式。他像被关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四面都是数学题，而他的诗，只能蜷缩在草稿纸的角落，不敢见光。
他不想再为数学活了。
至于以后怎么办，他还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不能把自己也烧进去。
诗可以没人看。路可以走不通。但只要他还想写，就不能先把自己掐死。
窑洞外，夜很深。
远处山影模糊，像一幅未完成的水墨画。风吹过荒坡，带起一阵尘土，掠过干枯的枣树，发出沙沙声，像是大地在低语。
王越之闭上眼。手松了一些，但书仍放在胸口，紧贴心跳的位置。
他还在柳树沟。还是个落榜生。哪儿也没去。
但他和昨天不一样了。
至少，他不再假装自己是个会做数学的人了。
他允许自己，做一个只会写诗的人。
哪怕这世界，不需要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