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最早、最深的记忆，不是母亲的脸，也不是父亲的身影，而是“饿”。
那是一种弥散在空气里、渗透在骨头缝里的感觉。它不是尖锐的疼痛，而是一种弥漫性的、背景噪音般的空洞。像冬日凌晨缠绕在山腰的雾气，湿冷，无处不在，你张嘴呼吸，吸进去的仿佛不是空气，而是那种冰冷的、带着土腥味的“空”。肚子里面仿佛有个看不见底的小洞，时时刻刻都在悄无声息地往下漏着那点可怜的热乎气儿，留下一种火烧火燎的虚软。这种饿，比后来我在工地上扛了一天水泥，前胸贴后背的那种明确的饥饿，更要命。它是我童年生活的底色，是我认识这个世界的第一个触觉。
我生在黔东南的褶皱深处，一个地图上要用放大镜仔细寻找，或许才能看到一个小黑点的地方——牛头坡。牛头坡，马鞍岭，梯子崖……我们这儿的名字，都带着山的气息，土的烙印，和一股子挣脱不掉的笨重与艰辛。我们的寨子，就匍匐在牛头坡巨大的、墨绿色的阴影里，像是大山不经意间抖落的一小撮泥巴，黏在了它的裤腿上。
我的家，是寨子里无数吊脚楼中的一座。木头的骨架，经过多年风雨的啃噬和炊烟的熏燎，呈现出一种沉郁的、近乎黑色的褐。屋顶盖着的是山里采来的薄片青石，夏天挡不住蒸笼似的酷热，冬天防不住刀子般的寒风。下雨的日子是最难熬的，雨水滴滴答答，找准了瓦片之间最微小的缝隙钻进来，在屋里各处奏响凌乱的、湿漉漉的乐章。那时，母亲、姐姐和我就得慌忙行动起来，拿出所有能接水的家什——豁了口的陶盆，掉了漆的搪瓷缸，甚至那块专门用来垫锅的、中间被磨得凹下去的石头。叮叮当当，淅淅沥沥，那声音不像音乐，倒像是一种无休止的、关于匮乏的叹息。
屋子里的光线总是晦暗的。只有屋顶那几片珍贵的、透明的“亮瓦”，能偶尔迎来山间吝啬的天光，投下几道浑浊的光柱。光柱里，无数微尘像溺水的小虫，疯狂而绝望地上下翻飞，永无宁日。我常常躺在冰凉的竹席上，呆呆地看着那些光柱，看着光柱里忙碌的尘埃，觉得它们就像我和我的家人，还有这寨子里的所有人，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抛掷着，挣扎着，却永远也飞不出这四周大山的围困。
睁开眼，是山。推开那扇吱呀作响、仿佛随时会散架的木窗，扑面而来的，还是山。近处的山是沉郁的墨绿，能看清那些倔强生长在石头缝里的树木的轮廓；远一些的山，颜色就淡了下去，成了青灰色，一层叠着一层，像巨人遗落的波浪，凝固在天边；最远的山，则只剩下朦朦胧胧的、淡蓝色的影子，仿佛是天上的云不小心掉下来一溜边，挂在了那里。它们沉默着，以一种亘古不变的姿态，沉默地注视着我们，包围着我们，也囚禁着我们。
那天早上，我就是被那种熟悉的、空洞的饿给弄醒的。天光还没能彻底驱散夜色，屋子里是一种麻乎乎的、暧昧的灰暗。空气里漂浮着隔夜的潮气和柴火灰烬的味道。比我大两岁的姐姐还蜷在硬板板的竹席另一头，睡得正沉，瘦小的身子在单薄的被子下几乎看不出什么起伏。我轻手轻脚地爬下床，赤脚踩在裸露的、带着缝隙的泥土地面上，一股沁入骨髓的凉意瞬间从脚底板窜了上来，让我打了个激灵，残存的睡意也跑得一干二净。
我像一只本能驱使的小兽，翕动着鼻子，循着空气中可能存在的任何一丝食物气息，摸到了灶房的门口。所谓的灶房，不过是主屋旁搭出的一个更矮更暗的偏厦。母亲佝偻着背，正站在那口巨大的、被烟熏得漆黑的铁锅前，用一把长长的木勺，缓慢地搅动着锅里的东西。灶膛里塞着的，是些半干不湿的柴枝，火苗有气无力地舔着锅底，冒出浓重的、有些呛人的青白色烟雾，把母亲的身影笼罩得影影绰绰。
我倚着冰凉的门框，偷偷往里看。锅里煮着的，是黑乎乎的一团，那是切碎的红薯藤蔓混着极少量的苞谷面，熬成的糊糊。水多，粮少，那糊糊稀得能清晰地照见母亲模糊的倒影，几乎看不见几粒扎实的粮食。空气里弥漫的，主要是柴火的湿烟味和红薯藤那股青涩的、略带土腥的气息，并没有我潜意识里渴望的、粮食特有的那种温暖醇厚的香气。
“大山，醒啦？”母亲没有回头，她的后背仿佛也长着眼睛。她的声音干涩，没什么力气，像被这沉重的早晨吸走了所有水分。
“嗯。”我低低地应了一声，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我的目光，却像被磁石吸住了一样，死死地钉在灶台边缘那个粗陶碗里。碗里，静静地躺着三个红薯。每个都比我的拳头还要小一圈，表皮带着没有洗净的泥土，呈现出一种不起眼的、近乎灰褐的颜色。那就是我们姐弟俩和父亲今天一整天的口粮，是支撑我们翻山越岭、对付那无尽劳累的唯一指望。我的，姐姐的，父亲的。母亲呢？她总是说她在煮糊糊的时候，已经喝过两口汤了，肚子是饱的。但我和姐姐都知道，她那被岁月和劳作磨损得异常单薄的身子，胃里和我们一样，空着一大半，甚至比我们更空。因为她要把那点实实在在的、能垫肚子的东西，省给我们，省给父亲。
父亲坐在门槛上，那个连接着屋内昏暗与门外微光的位置。他背对着我，像一尊凝固的雕像。他吧嗒吧嗒地抽着自家种的土烟，暗红色的火星在他脸侧一明一灭。辛辣的烟草气味混合着清晨的空气，形成一种独特的、属于父亲的味道。烟雾缭绕着他花白、蓬乱的头发，他沉默地望着门外。门外，天色正在一点点变得明朗，山的轮廓从混沌中挣脱出来，变得更加清晰，也更加咄咄逼人。他就那样望着，一言不发，仿佛那沉默，比门外的大山还要沉重。
我很少听到父亲说话。他的力气，好像早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被这片贫瘠的土地榨取得一干二净。他所有的能量，似乎都凝聚在了对付那些坚硬山土的锄头上，凝聚在了挑着百十斤重担的、微微颤抖的扁担上。他的背，在我有记忆以来就是微微驼着的，像一张被生活这把无情的弓，拉满了弦，却又再也松不回去，就那样僵硬地、疲惫地弯曲着。
糊糊煮好了，母亲用木勺给我们每人盛了浅浅一碗。那糊糊不仅是稀，而且粗糙，喝进嘴里，带着明显的纤维感，刮着喉咙，需要就着心里头对那半个红薯的念想，才能艰难地吞咽下去。吃饭的时候，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我们呼噜呼噜的喝汤声，以及姐姐偶尔被烫到、倒吸一口凉气的细微声响。没有人说话，仿佛连说话的力气，也要省下来，用来对付接下来一整天的劳作。
吃完饭，父亲把抽完的烟枪在磨得发白的鞋底上用力磕了磕，抖落那点残存的灰烬，然后熟练地别在后腰的裤带上。他慢慢地站起身，这个简单的动作，似乎也牵扯着他全身酸痛的关节，发出细微的、令人牙酸的“嘎吱”声。他走到墙角，拿起那把跟随他多年、比他肤色还要深沉的锄头。锄头的木把子，被他肩膀上渗出的汗水和手掌上厚厚的老茧，经年累月地摩擦、浸润，已经变得异常光滑，甚至在晦暗的光线下，也泛着一种沉静的、油润的光泽。
他拿起锄头，转过身，目光扫过我和姐姐。他没有说话，没有像山外那些故事里的父亲那样，叮嘱我们要听话，要照顾好母亲。他只是看了我们一眼，那眼神沉沉的，混浊，带着一种认命般的疲惫，又像藏着无数说不出口的话语。那眼神，像山上被雨水冲刷下来的、沾满了泥土的石头，朴实，坚硬，却压得我心里一阵发慌。
然后，他转过身，迈开步子，一步，就跨出了那道低矮的门槛，走进了门外那片已经完全亮起来的、被山岚和晨光笼罩的世界里。他的背影，那微微驼着的、承载了太多重量的背影，在门外只停留了短短一瞬，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一样，迅速地、无声无息地，被那片无边无际的、墨绿的山色吞噬、融合，再也分不清彼此了。
我低下头，看着手心里那个还带着一点点灶台余温的红薯。它很小，很轻，表皮甚至有些皱巴。但我却把它攥得紧紧的，仿佛攥着的不是一个小小的红薯，而是某种能给我力量、让我安心活下去的、实实在在的依靠。手指触碰到的、那一点点残存的温乎气儿，顺着我的掌心，微弱地、却持续不断地，向我的身体里传递着。
姐姐拉起我另一只空着的手，她的手心也是粗糙的，带着属于这个年纪不该有的薄茧。她的声音轻轻的，像怕惊扰了什么：“走，大山，打猪草去。”
我们手拉着手，走出老屋。山风立刻毫无阻碍地扑了过来，带着清晨草木苏醒的清新气息，带着露水的凉意，也带着远处森林里腐殖土特有的、厚重而神秘的味道。这风，比屋里的空气要凛冽得多，也自由得多。我下意识地抬起头，看向天空。天空被四周高耸的山峰，切割成小小的一块，不规则地、可怜地蓝着，像一块被遗弃的、破碎的蓝瓷片，镶嵌在巨大的、墨绿色的画框里。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又投向了父亲消失的那条山路。那条路，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山体的一道浅浅的褶皱，弯弯曲曲，时隐时现，像谁随手扔在山间的一根草绳子，纤细，脆弱，仿佛随时都会被疯长的草木重新吞没。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也会像父亲一样，沿着一条路走出去。但我将要走上的那条路，会比眼前这条更长，更远，更加崎岖，通往一个完全超出我想象的、陌生而冰冷的世界。那时的我，只是单纯地觉得，眼前这些沉默的、巨大的山，真重啊。它们不仅压弯了父亲的脊背，压皱了母亲的眉头，也沉甸甸地、实实在在地，压在我那颗小小的心上，让我常常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憋闷。
我低下头，张开嘴，小心翼翼地、珍惜地，在那个灰褐色的红薯上，咬下了一小口。粗糙的表皮下，是淡黄色的薯肉，口感粉粉的，带着一种独特的、微弱的甜意，和一股怎么也无法洗去的、泥土的腥气。就是这股实实在在的、虽然微弱却异常清晰的甜意，混合着泥土的味道，顺着喉咙，落到我那空空的、火烧火燎的胃里时，一种奇异的、微弱的满足感，才像火星一样，短暂地驱散了盘踞在我身体里的那种巨大的“空”。
这一刻，我才无比真实地、具体地感觉到，自己是真的活着，活在这片沉重得让人窒息，却又在细微处给予你一线生机的大山深处。
而关于那缕照亮我蒙昧童年、关于山外世界的第一束微光，关于那个带来微光的下乡知青的故事，则要等到下一个清晨，或者下一个黄昏，才会在我的记忆里，缓缓地展开它的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