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〇年，三月。
只见一列绿皮火车从城南驶过。
县纺织厂坐落于城南，出县城老街往南走约三里地，过一座无名的石板桥就到了。厂区的格局是七十年代初的模样——红砖围墙围住一片低矮的灰瓦厂房，围墙上刷着白灰底的大字标语，年深日久，“团结拼搏”的“搏”字只剩左半边，“斗”倒是完好无损。主车间是一排南北走向的锯齿形厂房，锯齿朝北开窗，据说是为了让光线均匀地洒在织机上。只是那些玻璃窗多年未擦，积了厚厚一层棉絮般的灰，把午后的太阳滤成一种浑浊的黄。
厂门口的铁栅栏门半敞着。传达室的老周头坐在门口剥花生，脚边放着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正播着单田芳的评书。他抬眼看了看走进来的孟晚，没说话，只是把花生壳往旁边的搪瓷缸子里一丢，朝车间方向努了努嘴。
孟晚走进主车间的时候，机器还在转。一百二十台1511型织机排成四列，铁灰色的机身油亮油亮，梭子来回飞，哐当哐当的撞击声震得地面微微发颤。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混着机油、棉絮和汗水的味道——这股味道她在厂里闻了两年多，早已闻不出香臭，只觉得那是“日子”本身的气味。
但今天，机器的轰鸣声中多了一种异样。往日女工们会一边看机台一边隔空喊话，骂两句调度的不是，或者聊昨晚看的电视剧。今天没人说话。所有人都低着头，手在忙，耳朵却竖着，等一个消息。
消息是下午三点半传来的。
车间主任老吴从厂部办公室回来，脸黑得像锅底，走进车间门口站了足足一分钟，才开口。他没喊，但声音压过了所有的织机：“停了。都停了。”
织机一台接一台地停了下来。先是靠近门口的几台，然后是中间，最后是车间最深处的那一排。梭子不再飞，经纱不再动，整片车间忽然陷入一种巨大的、令人耳膜发胀的寂静。棉絮还在空中飘着，细细白白的，落在女工们的头发上、肩膀上，像一场不合时宜的雪。
老吴站在车间当中，手里捏着一张纸，念得很慢：“经县轻工业局批准，县纺织厂自即日起停产整顿。全体职工……”
他念到这里，停了一下，嘴唇翕动着，像是嘴里的词儿太重了，咬不动。
“……全体职工解除劳动合同，按工龄发放一次性安置费。满一年发一个月基本工资。”
孟晚站在第三排第六台织机旁边。她今年二十一岁，十八岁高中毕业进的厂，工龄两年半，按两年算，两个月工资。
她默默在心里算了一遍。她基本工资八十六块五，两个月，一百七十三块。
车间的沉默持续了大约十秒，然后炸了。
哭的、骂的、拍机台的，什么声音都有。挡车工张大姐第一个冲上去揪住老吴的袖子：“吴主任，你说啥？你说啥？我在厂里干了十二年！十二年！你说解除就解除？”
老吴没挣开，由她揪着，只是把那张纸举高了点，让所有人都看得见上面的红章。
孟晚没有哭，也没有骂。
她把挂在织机旁边的那条白围裙解下来，叠得方方正正，放在机台上。围裙上还别着她进厂那年领的工号牌——087号。她伸手摸了一下那个铝皮牌子，凉的。然后她转身，从人群中走了出去。
身后张大姐的哭声还在继续。车间外面，夕阳正从西边的围墙上方沉下去，把整座厂区染成铁锈的颜色。那根砖砌的烟囱已经两天没冒烟了，直挺挺地戳在暮色里，像一根用秃了的铅笔。
财务室在厂部二楼，一间十来平方的小屋子，门框上方的搪瓷牌写着“财务科”三个字，漆皮崩了一角。
孟晚去的时候队伍已经排到了走廊上。女工们三三两两地靠着墙，有人手里攥着工资本，有人捏着手帕擦眼角，有人在低声合计往后怎么办。走廊的白灰墙上贴着一张红纸告示，毛笔字写得潦草：“一次性安置费发放标准：工龄满一年发一个月基本工资，不满一年按一年计。请持本人身份证和工资本排队领取。”
孟晚排在第十二个。前面的人出来时，有的捏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有的边走边数钱，数着数着眼泪就下来了。
轮到孟晚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财务科里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姓孙，孟晚认得她——每月发工资时都在窗口后头，说话不多，算账很快。孙会计面前摆着一摞牛皮纸信封，每个信封上写着名字和金额。
“孟晚。”她念了一声。
孟晚把身份证和工资本递过去。
孙会计对了名字，从那一摞里抽出最薄的一个信封，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在这签个字。”
孟晚低头看那张表格，上面密密麻麻列着名字和金额。张秀英，十二年，一千零三十八块。李桂香，十五年，一千二百九十七块五。王巧云，八年，六百九十二块。
她找到自己的那一行：孟晚，两年，一百七十三块。
她签了字。
孙会计把信封推过来，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单独放在旁边：“这个是安置说明。拿了这笔钱，跟厂里就没有劳动关系了。往后自己交社保，自己想办法。”
孟晚把那两张纸都收起来。一张是安置说明，一张是她的工龄证明。她走出财务科的时候，走廊里排队的人还在。有人靠在墙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没吃完的半个馒头。
她站在走廊尽头的窗户前，借着走廊里那盏昏黄的灯泡，把信封拆开。里面是十七张十块的，一张一块的，两张五毛的，叠得整整齐齐。她把钱重新放回信封，把信封塞进裤兜里，按了按。
一百七十三块。从十八岁到二十一岁，她在车间里站了两年多，站出了小腿上的静脉曲张，站出了十个指头上磨不掉的茧子，最后换来十七张十块钱的票子。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又折回去敲了财务科的门。孙会计正在收拾桌上的信封，抬头看她：“还有事？”
“我的工号牌，”孟晚说，“能留吗？”
孙会计愣了一下，然后从抽屉里翻出一张条子，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盖了个戳：“拿这个去找库房。工号牌、围裙、袖套，个人劳保用品可以带走。”
孟晚拿着条子下楼。库房在厂区最东边，管库房的是个老头，姓方，已经准备锁门了。她递上条子，老方看了看，把门重新打开，从架子上翻出她的劳保卡：“087号，领走白围裙一条、袖套一副、工帽一顶、线手套三副。”说完又在卡上盖了“已领讫”的红戳。
孟晚把那些东西用围裙包好，夹在腋下。
走出库房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厂区里零零星星亮着几盏路灯，灯光照着空旷的水泥地。食堂那边没有亮灯，澡堂也没有——往常这个时候，下夜班的女工会端着搪瓷盆往澡堂跑，头发上沾着棉絮，一边走一边笑。今晚什么都没有。
她在厂门口站了一会儿。身后那座她待了两年多的纺织厂，此刻安静得像一座空坟。
第二天一早，孟晚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的确良衬衫，下身是一条灰色涤卡长裤，脚上一双黑色一字扣布鞋。她把头发在脑后扎成一个低马尾，用一根黑皮筋缠了两圈。出门前往镜子里看了一眼——眼眶有点肿，但眼睛是亮的。
她把那十七张十块钱的票子分成两份：十张装进裤兜，用别针别住兜口，外面再套一件外套遮住；七张用一块手帕包好，放进贴身的内衣口袋里。剩下的三块零钱，放裤兜，随时用。
县城老街在纺织厂往北走，从南到北约莫一里地长，青石板路面被无数双脚磨得油光水滑。街道宽不过三米，两侧是低矮的老式铺面房，砖木结构，二层楼，上层住人，下层开店。有的门脸上还留着五十年代公私合营时期的木招牌，漆皮斑驳，依稀可辨“国营××门市部”的字样。
街上的行人穿着五花八门，像一个时代折叠在一条街上。
最扎眼的是年轻姑娘们——几乎人人一条黑色健美裤，弹力面料紧绷绷地裹着腿，裤脚踩着一条环状的带子，把整条腿拉得又直又长。这种裤子据说是从广州那边传过来的，有个时髦的叫法叫“踏脚裤”，但在县城，姑娘们直接叫它“健美裤”。上身穿什么的都有——蝙蝠衫、红衬衫、呢子短外套，但下身一定是黑的、紧的、踩着脚的。那种“上宽下窄”的穿法，让整条街上的年轻女人看上去像一群圆规，在青石板上走来走去。
年纪大些的妇女穿得就杂了。有的还是蓝布衫、灰布裤的老式打扮，有的赶时髦穿了一件的确良印花衬衫，底下却配了条肥大的军绿色裤子，上下完全不搭，但她们不觉得，照旧挎着菜篮子从街这头走到那头。
男人们的穿着更单调——深色中山装、灰色夹克、蓝色工装，翻领处别着钢笔，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偶尔有几个穿西装的，料子硬邦邦的，袖口的商标还没剪，走路时胳膊不太会摆，一看就是从广州拿货回来自己穿的。
孟晚走在人群中，灰色涤卡裤和碎花的确良衬衫让她既不扎眼也不太土气。她在老街上来回走了两趟，把每一家铺子都看了一遍。
街南头是老住户的地盘，卖酱油醋的、修钟表的、弹棉花的、卖丧葬用品的，铺子都是祖上传下来的，不挂牌匾，敞着门板，老主顾推门就进。街北头靠近汽车站，人气旺，沿街摆了一溜地摊，卖什么的都有——塑料凉鞋、尼龙袜子、蛤蟆镜、电子表、录音带，花花绿绿铺了一地。地摊后面是一排改建过的门面房，有的是把临街的墙壁打掉装了卷帘门，有的是在老宅前面搭了一间铁皮棚子。这条街在这个春天忽然活了过来，像一条冻了一冬的河，冰面裂开，底下全是哗哗的水声。
在这排门面房的中间，孟晚看到了一间贴了转让纸条的档口。
纸条上写着四个字：“档口转让。”底下是一串电话号码，墨水被雨水洇过，字迹模糊，但数字还能认。档口夹在一家卖纽扣拉链的铺子和一家卖塑料制品的摊子之间，门脸极窄，孟晚张开双臂比了一下——两臂伸平，手指刚刚能够到两边墙。进深也浅，大约两步就能走到底。
地面是夯土，没有铺水泥，坑坑洼洼的。墙壁下半截是青砖，上半截是土坯，墙角有老鼠啃过的洞。顶上用竹竿和油毛毡搭了个简易的顶棚，油毛毡破了一个角，漏光。没有电灯，没有水管，没有柜台，没有货架。什么都没有。
孟晚站在门口，忽然就笑了。
一百七十三块。这间铺子，怕是刚好够。
她按照纸条上的号码找到了转让方——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姓何，本地人，之前在档口卖塑料盆桶和暖壶壳子。他把孟晚领到档口门口，一边掏钥匙一边说：“铺子小是小了点，但位置好。你看看，往北五十步就是汽车站，往南是菜市场，人流从早到晚不断。我本来不想转，要不是我老婆生了二胎，家里缺人带孩子……”
门开了。里面的情形跟孟晚从门缝里看到的差不多——四壁空空，地面坑洼，顶棚漏光，墙角堆着几个破纸箱和一只掉了漆的塑料水桶。但何师傅有一点没说错：站在档口往左右看，街上的行人从面前走过，每一个人的脸都看得清清楚楚。
“多少钱？”
“转让费一百六。这是房东定的，不是我定的。租金另算，一个月二十五块，交三押一。营业执照我办过，可以去工商所过户，改名就行。”
孟晚在心里飞快地算了一遍。转让费一百六。押一付三，押金二十五块，三个月租金七十五块，一共一百块。加上转让费，总共两百六。她兜里只有一百七十三。还差八十七块。
“能不能押一付一？”孟晚问。
何师傅看了她一眼，目光从她脸上扫到脚上，又从脚上扫回脸上。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和灰色涤卡裤，脚上的黑布鞋有一只鞋帮磨出了白边。年纪不过二十出头，说话却像三十岁的人——不绕弯子，不撒娇，眼睛直直地看着你，等着你的答案。
“你是头回做生意？”
“头回。”
“以前在哪儿上班？”
“纺织厂。”
何师傅沉默了一会儿。“纺织厂停产了是吧？昨天听说了。”他又看了看档口，看了看孟晚，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两口，“押一付一也行。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营业执照别急着过户。先用我的名经营，等你赚了钱，再去过户。过户要交一笔手续费，你现在手头紧，别把本钱都搭进去。等你做起来了，再去办，不急。”
孟晚看着何师傅，确认他不是在说反话。“为什么帮我？”
何师傅把烟灰弹在地上，笑了笑：“我老婆也是纺织厂出来的，六年前。她出来的时候，兜里只有四十块钱。现在我们家两个孩子，顿顿有肉。”他把烟掐灭，扔进水桶里，“行就行，不行我就挂出去等别人。”
“行。”
孟晚把手伸进裤兜，拆开别针，掏出那十张十块的票子，又从内衣口袋里取出手帕包，解开，把七张也拿出来。她数出一百六十块递给何师傅，又数出二十五块押金和二十五块首月租金，一共两百一十块。一百七十三块，此刻只剩五十三块了。她捏着最后那张五十块和三张一块钱，指关节攥得发白。
何师傅接过钱，点了两遍，从兜里掏出一串钥匙，卸下其中一把，放在孟晚手心里。又拿出纸和笔，趴在墙上写了一份简单的转让协议。两人签了字，各执一份。
何师傅把钥匙给了孟晚，又把营业执照从墙上摘下来，擦掉灰尘，递给她。“这是一九九〇年三月十四号，”他说，“你记住这个日子。”
孟晚接过营业执照，上面贴着何师傅的一寸照片。她看了看，把营业执照翻过去，背面朝上，夹在腋下。
何师傅走后，孟晚一个人在档口里站了很久。三平方米，四面土墙，头顶一个破洞。她把那五十三块钱重新包好，放进内衣口袋。然后蹲下来，从墙角捡起那把破扫帚，开始扫地。
档口盘下来，下一步是进货。
孟晚早就打听过。本地的货都是从市里的批发市场拿的，但市里的批发市场也是从广州拿的。每转一道手，价格就加一层。她要直接从广州拿。
广州白马服装批发市场——这个名字她在纺织厂时就听人说起过。厂里有个小姐妹叫阿芳，比孟晚早进厂一年，去年辞了工跟亲戚跑广州拿货，回来在县城电影院门口摆地摊。阿芳说过，广州白马是全中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全国各地的人都去那里拿货。火车站旁边，一座大楼，里面几百个档口，全是卖衣服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赊账。价格便宜到什么程度？一件在县城卖二三十块的衬衫，在白马的拿货价只要七八块。
但去广州需要路费。孟晚只剩下五十三块钱。
她回了一趟家。
孟晚的家在县城东边的巷子里，三间平房，住着母亲、她和弟弟。父亲在孟晚十五岁那年病故，走的时候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一叠没还完的药费单子。母亲在街道办的纸盒厂糊纸盒，一个月挣四五十块钱。弟弟孟阳比她小五岁，正在市里读技校，学汽车修理。
孟晚到家的时候母亲正在院子里糊纸盒。院子不大，靠墙堆着成摞的纸板，母亲坐在一只小马扎上，膝盖上搁一块木板当工作台，面前是一盆浆糊和一叠裁好的牛皮纸。她先把纸板按折痕折成盒状，再用刷子蘸浆糊刷在接缝处，用手指按紧，一个纸盒就糊好了。旁边摞着糊好的一叠，码得整整齐齐。
“妈。”
母亲抬起头，看了她一眼，手上的刷子没停。“厂里的事我听说了。”
“嗯。”
“往后打算怎么办？”
“我盘了个档口，在汽车站那边。卖衣服。”
母亲的手停了。她放下刷子，把膝盖上的木板挪到一边，看着孟晚。夕阳照在她脸上，孟晚这才注意到母亲的白头发又多了——鬓角那边几乎全白了，像落了一层霜。
“本钱够吗？”
“盘铺子花了两百一，剩五十三。”
母亲没再问。她站起来，走进屋里。孟晚听见她在里屋翻找东西的声音，窸窸窣窣的，然后是木头箱子打开又合上的动静。过了一会儿，母亲从屋里出来，手里攥着一个旧手帕包。她在孟晚面前蹲下来，把手帕包打开。
里面是一叠钱。有十块的，有五块的，有一块两块五毛的，还有粮票和布票夹在其中。母亲一张一张地数，嘴唇翕动着，数到最后，她说：“九十二块。”
她把那九十二块钱推到孟晚面前。
“这是你爸走之前攒的，我这些年糊纸盒攒的，加上你弟弟上个月寄回来的生活费。”她说，“本来是打算给你弟弟交下学期学费的。你先拿去。等你赚了钱，再还他。”
孟晚没接。她看着母亲手里那叠皱巴巴的票子，看着母亲手指上被浆糊泡得发白的皮肤，看着母亲鬓角的白头发。然后她伸手，把钱接了过来。
“我会还的。”
母亲没接这句话。她重新拿起刷子，沾了浆糊，继续糊纸盒。刷子刷过牛皮纸的声音沙沙的，像风吹过干枯的树叶。
“路上小心。”她说。
孟晚走的时候，在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母亲低着头，肩膀微微耸着，手里的刷子一下一下地刷。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那一摞码得整整齐齐的纸盒上。
孟晚揣着一百四十五块钱，坐上了去广州的绿皮火车。
县城没有火车站，她先坐长途汽车到市里，再从市里上火车。长途汽车票两块五，火车站售票窗口排队的人挤成一条长龙，她排了一个多小时，买到了一张硬座票——十八块五。一张粉红色的硬纸板车票，上面印着出发站和到达站的名字，检票员会在上面剪一个缺口。
火车是晚上八点发的。硬座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过道上站满了人，行李架上堆着红白蓝条纹的蛇皮袋和用床单捆成的包袱。有人带了活鸡，装在竹笼里，塞在座位底下，鸡不时咕咕叫两声。车厢里弥漫着一股复杂的气味——方便面调料、汗味、烟味、煤烟味，还有从车窗缝隙里灌进来的铁轨上的铁锈味。
孟晚的座位是靠窗的。她把那个红蓝条纹的蛇皮袋塞进座位底下，用脚抵住。蛇皮袋里装着她的换洗衣服、母亲给的九十二块钱中的一部分、以及一张手绘的广州白马批发市场位置图——那是阿芳画给她的，画在一张香烟盒的背面，用圆珠笔潦草地标着“火车站出站往右拐”“白马大楼六层”“一楼便宜货二楼好货”等字样。这是她唯一的进货指南。
车厢里很吵。有人打牌，有人大声聊天，有人在哄哭闹的孩子。孟晚靠在硬邦邦的椅背上，把外套裹紧，闭上眼睛。她睡不着。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哐当哐当的，像是把“一百七十三”这个数字一遍一遍地碾过去。
旁边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怀里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孩子睡着了，女人却一直在哭——无声地哭，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孩子的头发上。孟晚从兜里掏出一块手帕递过去。女人接过来，擦了擦脸，哽咽着说了一声“谢谢”。孟晚没有问她为什么哭。在这趟开往广州的绿皮火车上，每一个人的眼泪都有自己的理由。
火车跑了整整一夜，又跑了半个白天。窗外从平原变成了丘陵，从丘陵变成了山。山洞越来越多，车厢里忽明忽暗。每次钻进隧道，煤烟就会从窗户缝隙里倒灌进来，呛得人咳嗽。孟晚把车窗关紧，玻璃上立刻蒙了一层雾气。她用手指在雾气上写了一个字：等。
到广州的时候是下午。她走出广州火车站，被眼前的一切震住了。
人。到处都是人。站前广场上挤满了扛着蛇皮袋的、举着纸牌接人的、蹲在地上吃盒饭的、靠在行李上睡觉的。摩托车和三轮车在人群的缝隙里钻来钻去，喇叭声响成一片。空气里有一股潮热的、混杂着尾气和大排档炒菜的味道。孟晚从来没闻过这种味道。
她站在原地转了一圈，找方向。广州的街道比县城宽得多，路边的楼房也比县城高得多。更让她不知所措的是，这条街上所有人的穿着都跟县城不一样——女人们穿得大胆极了，有人穿着大红色的连衣裙，有人穿着印着英文字母的T恤，有人穿着孟晚叫不出名字的裤子，料子亮闪闪的，走起路来哗哗响。他们的头发也跟县城不一样——有人烫着满头的大卷，像顶了一朵蘑菇云；有人把刘海吹得高高的，硬邦邦地竖在额头上，像一道屋檐。孟晚后来才知道，那种发型叫“招手停”。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碎花的确良衬衫和灰色涤卡裤。在县城老街，这身打扮不显山不露水。在这里，土得扎眼。
她从兜里掏出那张画在香烟盒背面的地图，对着站前广场上的路牌辨认方向。出站，往右，直走，过两个路口。她照做了。
广州白马服装批发市场，在站南路。孟晚走到的时候，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那是一栋大楼。不是县城那种两三层的楼房，是一栋真正的大楼——六层高，米黄色的外墙，整整齐齐的玻璃窗，门口是一块巨大的招牌。招牌上“白马服装批发市场”七个大字，每一个字都比她人还高。楼下停满了三轮车和面包车，搬运工扛着用黑色塑料布包裹的巨大包裹从大门进进出出，汗水把背心湿透，贴在脊背上。操着天南地北口音的老板和伙计们推着二轮小货车在门口穿梭，车上堆着半人高的货包。空气中弥漫着新衣服的化纤味、包装纸箱的纸浆味，以及从附近大排档飘来的炒河粉的焦香。
孟晚站在这栋楼前面，把那个蛇皮袋往肩上提了提。她觉得自己像一粒芝麻，掉进了一口巨大的锅里。
白马市场的内部远比外表震撼。一楼是最大的，几百个档口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每一个档口都挂满了衣服。从天花板到地面，从墙壁到过道，全是衣服。T恤、衬衫、连衣裙、健美裤、蝙蝠衫、呢子外套、牛仔裤——五颜六色，层层叠叠，像无数面旗帜同时打开。档口与档口之间的过道窄得只能容两个人侧身而过，头顶的日光灯把整个空间照得雪亮，亮到没有一丝阴影，亮到所有颜色都像被放大了一倍。
声音也是。整个市场像一个巨大的蜂巢，嗡嗡嗡的人声从四面八方涌来。有人站在档口门口拍着手吆喝：“靓女！看看这款！今天刚到的！”有人蹲在地上拆包裹，塑料包装纸哗啦啦地响。有人在讨价还价，嗓门一个比一个大。到处都是拉着小拖车的拿货人，车上堆着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的货物。有烫着大波浪卷发的年轻女人，穿着亮闪闪的紧身裙，一边打电话一边用涂了红色指甲油的手指翻看着货架上的新款。有穿着拖鞋和老头衫的中年男人，嘴里叼着烟，蹲在档口门口清点货物，数一件往蛇皮袋里塞一件。
孟晚攥着那张香烟盒地图，在白马市场里泡了整整两天。
第一天，她什么也没买。她从一楼走到六楼，又从六楼走回一楼，每一层、每一个档口都停下来看一看，摸一摸，问一问价格。她把价格记在心里——T恤拿货价七块到十二块，衬衫八块到十五块，健美裤六块到九块，蝙蝠衫十块到十八块。她还发现了一个规律：一楼和二楼的价格最便宜，但款式是“大路货”，什么档口都有；越往楼上走，款式越独特，价格也越贵，但那些款式在县城未必卖得动。
晚上，她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旅馆。八个人一间，上下铺，五块钱一晚。房间里有一股霉味，墙壁上水渍斑斑，窗外的霓虹灯透过薄薄的窗帘映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红红绿绿的光。同屋的都是来拿货的女人，有湖南的，有江西的，有河南的。孟晚躺在床上听她们聊天——谁家的货质量好，谁家的老板好说话，谁家可以赊账，谁家千万不能碰。她把那些话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在心里。
第二天一早，她回到白马，开始拿货。
她挑的全是健美裤和蝙蝠衫。这是她蹲在市场门口观察了两天得出的结论——来拿货的人，十个有八个手里提着健美裤。一楼档口的健美裤拿货价六块五一条，蝙蝠衫九块到十二块一件。她专门挑了那些颜色亮的蝙蝠衫——红的、黄的、宝蓝的，每款只要了两三件。健美裤只有黑色，她拿了二十条。后来阿芳告诉她，在县城卖健美裤，黑色是绝对的王者，因为“不管多大肚，都穿健美裤”，而只有黑色能把那层肚皮藏住三分。
她把所有的钱都换成了货。一百四十五块钱，除去来回车票四十二块五，住宿十块，吃饭五块，剩下八十七块五全部投了进去——二十条健美裤，一百三十块；四件蝙蝠衫，四十二块；为了凑整数她磨破了嘴皮子，最后老板多送了她两条健美裤当添头。蛇皮袋装得鼓鼓囊囊，她拖不动，只好扛在肩上。
回去的火车上，她坐在硬座车厢里，怀里抱着那个蛇皮袋，一夜没合眼。
回到县城的第三天，孟晚的档口开张了。
她没有搞什么开业仪式。没有放鞭炮，没有挂招牌，连红纸都没贴一张。营业执照挂在墙上，证件照还是何师傅的脸。她把从广州带回来的健美裤和蝙蝠衫用衣架挂起来——档口里没有货架，她就在两边的墙上各钉了两根钉子，拉了一根铁丝，把衣架挂在铁丝上。蝙蝠衫挂在左边，红黄蓝三种颜色交替排列，远看像一面彩旗。健美裤挂在右边，清一色的黑，像一排在铁丝上晾着的墨条。
地面她还是扫过了，坑洼的地方用从工地捡来的碎砖垫平。顶棚那个破洞，她用一张硬纸板和胶带堵上了。何师傅走的时候留下了一只搪瓷缸子和一把竹壳热水瓶，她洗干净，烧了一壶水。又花一块五买了一条“红塔山”香烟——不是给自己抽的，是备着来客人的时候递的。母亲教过她：做生意，烟就是名片。
开张第一天的第一个小时，一个人都没有。
孟晚坐在档口里，屁股底下是一只从家里搬来的小马扎。她看着老街上的行人从档口门口走过，有的往她这里扫一眼，然后继续走。隔壁卖纽扣拉链的大姐探过头来看了一眼她的货，说了一句“健美裤啊，好卖”，然后就缩回去了。
第二个小时，来了第一个客人。一个烫着“招手停”发型的年轻女人，穿一件蝙蝠衫，底下是一条黑色健美裤——孟晚一看就知道，这身打扮就是她自己的目标客户。女人站在档口门口，目光从左到右扫了一遍，最后落在那排黑色健美裤上。
“多少钱一条？”
“二十八。”
女人伸手摸了摸面料，拽了拽裤腰，又翻过来看了看裤脚的踩脚带子。“二十行不行？”
“二十五。最低了。广州白马拿的货，这面料你看看，弹力比别家的好。”
女人又犹豫了一下，从兜里掏出一张五十块的票子。“我要两条。黑色的，一条M号一条L号。”
孟晚接过那张五十块钱，手微微发抖。她弯下腰，从蛇皮袋里翻出一条M号和一条L号，叠好，用一张旧报纸包住，递过去。女人拿着裤子走了。
孟晚把那张五十块翻来覆去看了两遍，才确信这不是梦。她把钱放进搪瓷缸子里，盖上盖子。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进价六块五，卖二十五，两条裤子毛利三十七块。除去来回的车票和住宿，这一单，她已经不亏了。
搪瓷缸子里的钱，从一张五十块，变成了一张五十块和几张十块，到下午两三点的时候，缸子里已经有了一百多块。孟晚坐在小马扎上，一边数钱，一边觉得自己的心跳比织机梭子还快。
但她很快发现，这种心跳注定不会只属于她一个人。
隔壁卖纽扣拉链的大姐，姓陈，单名一个芳字，孟晚后来叫她芳姐。芳姐的档口紧挨着孟晚，中间只隔了一道薄薄的木板墙，隔壁说话这边听得一清二楚。芳姐三十四五岁，圆脸，笑起来眼睛眯成两条缝，说话嗓门大，走路带风，是整个老街最热闹的档口——不是因为她家生意最好，而是因为她嘴闲不住。孟晚开张那天下午，芳姐靠在两间档口之间的木板墙上，一边嗑瓜子一边看着孟晚收钱，瓜子皮吐得满地都是。
“妹子，”她隔着木板喊，“你那健美裤卖得挺好啊。”
孟晚正在叠一条被人翻乱了的蝙蝠衫，头也没抬：“还行。”
“你知道为啥今天卖得好吗？”
孟晚抬起头。
芳姐把一粒瓜子仁咬出来，把瓜子皮朝地上一吐，下巴朝街对面一抬：“你瞅瞅对面。”
对面新开了一家档口。两扇玻璃门，铝合金门框，比孟晚那间铁皮棚子阔气得多。里面也挂着健美裤和蝙蝠衫，款式和颜色跟孟晚拿的货几乎一模一样。
孟晚心里咯噔一下。
那家档口的老板是个矮胖的男人，四十来岁，穿一件花衬衫，领口敞着，露出脖子上粗粗的金链子。后来孟晚才知道他姓蔡，早年在市里倒腾电子表，去年才回县城干服装。蔡老板在街上人缘不好不坏，见谁都笑眯眯的，但笑起来眼睛不笑，像两颗沾了油的玻璃珠。
那天下午，孟晚亲眼看见蔡老板站在她档口门口，不进来，就站在门槛外头，双手插在裤兜里，目光在她的铁丝上慢慢移动——从左到右，从蝙蝠衫到健美裤，看得很慢，很仔细。看了足足有两三分钟，然后转身走了。孟晚心里觉得不对劲，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在批发市场里，档口之间互相看货是常事，你不能拦着不让人看。她只是把那几条卖得最好的蝙蝠衫从铁丝上取下来，叠好，放回了蛇皮袋里。但已经晚了。
第二天上午，孟晚照常开张。她刚把蝙蝠衫挂上铁丝，芳姐就从隔壁探过头来，脸上带着一种“我早就知道会这样”的表情。
“妹子，你去对面看看。”
孟晚放下手里的衣架，穿过老街，走到蔡老板的档口门口。然后她站住了。蔡老板的档口里，挂着一排蝙蝠衫。红的，黄的，宝蓝的。三种颜色，跟她拿的货一模一样。
不，不是一模一样。颜色是一样，款式也几乎一样。但仔细看，孟晚发现那几件蝙蝠衫的下摆多了两道横条纹——那是她自己昨晚连夜改的。
她站在那里，盯着那几件蝙蝠衫看了很久，久到蔡老板从档口里面走出来，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她。
“美女，看货啊？随便看。”他嘴里叼着一根牙签，说话的时候牙签在嘴角一翘一翘的。
“你这款式——”孟晚说，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咬得很重，“跟我昨天挂的一模一样。”
蔡老板把牙签从嘴里取下来，夹在手指间，像夹一根香烟。他靠在玻璃门上，不紧不慢地说：“妹子，你这话就没意思了。健美裤满大街都是，蝙蝠衫白马市场里几十个档口在卖，谁都能拿。怎么，你拿了，别人就不能拿了？”
孟晚没接话。她知道他在偷换概念。颜色一样，款式一样，连改过的下摆条纹都一样——这不是“碰巧拿了同款”，这是对着她的货仿的。但他有一句话说对了：健美裤满大街都是。白马市场里的货，没有品牌，没有专利，没有独家。谁都能拿。谁都能仿。你今天拿了一款好卖的货，明天整条街都挂着同款。这是县城服装市场的铁律，没人能打破。
孟晚转身走了。
回到自己的档口，她坐在小马扎上，看着对面蔡老板的档口。上午的阳光照在玻璃门上，反光刺眼。她看不清里面的情形，但她能看见不断有人走进去，走出来时手里拎着黑色的塑料袋。而她这边，整个上午只卖出去两条健美裤。芳姐靠在木板墙上，叹了口气说：“我在这里摆了六年摊了。蔡胖子这招用了无数次。他专门盯着新开张的档口——新人不懂行，拿的货都是最好卖的款。他就照着你拿，价格还比你便宜一两块。你卖二十八，他卖二十六。客人又不瞎，便宜两块是两块。新人撑不过三个月就走了，他再把价格抬回去。”
孟晚没说话。她把搪瓷缸子从架子上取下来，打开盖子，数了数里面的钱。昨天卖了一百多，今天上午卖了五十。加起来不到两百。除去进货的成本，她的毛利大概有一百出头。路费、住宿、饭钱，算下来，还没回本。
她把搪瓷缸子放回去，目光落在蛇皮袋里那几件蝙蝠衫上。红的，黄的，宝蓝的。今天早上蔡老板档口里挂着的，是红的，黄的，宝蓝的，下摆加了横条纹。
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昨天蔡老板站在她档口门口看货的时候，她的蝙蝠衫是挂在铁丝上的。红的，黄的，宝蓝的。但今天早上，蔡老板档口里挂出来的蝙蝠衫，下摆多了一道横条纹——跟她昨晚改过的那几件一模一样。也就是说，蔡老板不只是白天看了她的货。他昨晚，一定又来看过。
孟晚站起来，走到档口门口，仰头看了看顶棚。那盏日光灯是坏的，她没修。昨晚她改衣服的时候，点的是蜡烛。蜡烛的光从档口的门缝里漏出去，在漆黑的街道上像一颗黄豆粒那么小。但那颗黄豆粒，足够让有心人看见她在做什么。她连夜改款的时候，蔡老板就在街对面，看着。
孟晚深吸一口气，然后把那几件蝙蝠衫从蛇皮袋里全部拿了出来。
她没闹。没去工商所举报——蔡老板有营业执照，她连过户都没办，用的是何师傅的名字，真要闹起来，她连举报的资格都没有。她也没去找蔡老板吵架——在这个市场里，吵架是最没用的。吵赢了，货卖不出去；吵输了，连人都丢了。
她把所有蝙蝠衫摊在地上，一件一件地看。红的，黄的，宝蓝的，每件下摆都是她昨晚新加的横条纹——从一件旧T恤上裁下来的布条，一针一线缝上去的。现在这些也被蔡老板仿了。
孟晚蹲在地上，把那些蝙蝠衫翻过来，里子朝外。然后她看到了一样东西。衣领内侧，有一小块白色的商标，上面印着一行拼音字母。那是什么牌子她不认识，她拿货的时候根本没注意过商标。她翻遍了所有衣服——蝙蝠衫有商标，但健美裤没有。她拿起一件蝙蝠衫，把商标对着日光灯仔细看了看。那是一小块白色的棉布标签，缝在领口内侧，上面印着一行花体的英文字母——她认不全，只认得开头的“S”和结尾的“L”。商标不大，缝得也不甚工整，但它是存在的。
健美裤不一样。健美裤的腰部只有一道松紧带，里里外外翻遍了，找不到任何商标——没有牌子，没有生产厂家，没有成分标签，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蔡老板能仿得那么快。没有商标的货，谁都能做，谁都能卖。孟晚蹲在地上，对着那条没有商标的健美裤看了很久。然后她忽然笑了——不是苦笑，不是自嘲，是真的笑了一下，短促的，像一个人在黑灯瞎火的屋里突然摸到了门把手。
她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孟晚从档口里找出一把剪刀和一只针线盒，那是她从家里带来的，原本只是备着改改裤脚、缝缝纽扣。她又从蛇皮袋里翻出几件卖得慢的T恤——那些T恤是她在白马市场一楼拿的，原本是凑数的，款式普普通通，卖不动。她蹲在地上，把一件T恤平铺开，盯着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她拿起剪刀，把T恤的袖子沿着接缝剪了下来。
剪刀裁过棉布的声响在深夜里格外清晰，嘶——嘶——嘶——像一条蛇吐着信子。
她把剪下来的袖子翻过来，拆开缝线，展成一片长方形的棉布。然后用尺子量好尺寸，再剪成细长的布条。每一条大约两指宽。她把布条对折，用针线沿着边缘缝好，做成一根根扁平的布带子。她把这些布带子缝在健美裤的裤脚上。
不是横着缝，是竖着缝。从脚踝到小腿，两根布带子平行地沿着裤腿两侧延伸上去，像两条细长的条纹。健美裤原本是纯黑的、紧绷的、毫无装饰的。缝上这两条布带子之后，整条裤子的线条感完全变了——从侧面看，黑色的裤腿上多了两道垂直的装饰线，把腿部的轮廓勾勒得更长、更直、更有层次。
孟晚把第一条改好的健美裤举起来，在烛光下端详。蜡烛的火苗被过堂风吹得摇摇晃晃，裤腿上的布带子在晃动中忽明忽暗，像是活了过来。她忽然想起，那些时装画报上刊登的外国模特的照片里，那些裤子两侧经常会有一条不同颜色的镶边——她在纺织厂的图书室里翻过一本《时装》杂志，那是厂里唯一一本时尚类刊物，纸页被翻得卷了边。上面有一篇讲“运动休闲风”的文章，配图里那些外国女人穿的紧身裤，裤腿两侧就有一道白色条纹。她当时觉得好看，多看了一会儿。没想到一年后，这个画面从记忆深处浮了上来。
蔡老板可以仿颜色，仿款式，甚至仿她连夜缝的下摆横条纹。但他仿不了这个。因为他不会想到一个从纺织厂下岗的女工，坐在三平米的档口里，点着一根蜡烛，一条一条地拆、一条一条地缝，把卖不掉的T恤变成健美裤上的装饰线。这不是“拿货”，这是“改款”。不是模仿，是创造。
孟晚那一夜没有合眼。
她把二十条健美裤全部拆开重缝。每一条裤腿两侧都缝上两条细长的布带子。布带子的颜色她做了区分——有的用白色T恤的袖子做，黑白撞色，对比最强烈；有的用红色的，在黑色上像两道细细的火线；有的用宝蓝色的，是她拆了一件卖不掉的宝蓝色蝙蝠衫改的。烛光一直亮着。午夜过后，老街彻底安静了下来，连野猫都不叫了。只有剪刀划过布料的声响，和针尖穿过布层时细微的摩擦声。
凌晨三四点的时候，外面起了风。油毛毡顶棚上那个被她用硬纸板和胶带堵住的破洞被风吹得哗哗响。孟晚抬头看了看，没去管它。她手里的针线没停。
天亮的时候，二十条健美裤全部改完了。
孟晚站起来，腰酸得像被人从中间折了一下。她把改好的健美裤一条一条地挂上铁丝。早晨的第一缕阳光从门缝里照进来，落在那些裤子上。黑色的面料吸着光，两侧的彩色布带子却反着光——白色的亮得像银线，红色的亮得像火炭，宝蓝色的亮得像一小片一小片的天空。
孟晚站在档口门口，看着自己的货。阳光从东边斜照过来，穿过老街两侧的屋檐，落在她门前。铁丝上的那些健美裤在晨光里微微晃动，两侧的彩色布带子像在发光。她忽然想起父亲在世时常说的一句话：别人走的路，你跟着走，永远走在别人后头。你要自己踩一条出来，哪怕窄，也是你自己的。
上午八点，老街开始热闹起来。
第一个走进孟晚档口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短发，圆脸，穿着一件宽松的白衬衫，底下是一条普通的黑色健美裤——旧的，裤脚踩脚的带子已经松了，走路时有点往下滑。她本来是冲着蝙蝠衫来的，进门就伸手去摸那件红色的。然后她的目光扫到了铁丝上的健美裤。
“这个……”她指着那条缝了白色布带子的健美裤，“这个怎么卖的？”
孟晚看了看她指的那条。“三十五。”
姑娘的手从蝙蝠衫上收了回来，拿起那条健美裤，翻过来翻过去地看。她摸了摸裤腿两侧的白布带子，又拽了拽腰间的松紧带。“三十五行吗？”
“三十五不还价。你摸摸这个面料，再看看这两条白的，是我一条一条缝上去的，全市场就我一家有。”
姑娘犹豫了不到三秒。“给我包起来。”
孟晚用旧报纸把裤子包好，递过去。姑娘掏出一张五十块的票子，孟晚找了她十五块。她把那五十块钱放进搪瓷缸子里，盖上盖子。然后她抬起头，看了一眼对面。
蔡老板的档口门口站着三两个客人，正在翻看蝙蝠衫。他靠在玻璃门上，嘴里叼着一根牙签，目光懒洋洋地扫过老街。他的目光扫到孟晚档口的时候，顿了一下。他看见了铁丝上那些健美裤，看见了裤腿两侧的彩色布带子。牙签在他嘴角停住了。
孟晚也看着他。她没有笑，也没有挑衅，只是平平淡淡地看了一眼，然后收回目光，继续招呼下一位客人。
上午十点，孟晚的档口门口排起了队。
第一个买走白条纹健美裤的姑娘回到街上不到一个小时，又带着两个同伴来了。她们三个站在档口门口，把铁丝上所有的款式都摸了一遍。一个买了白条纹的，一个买了红条纹的，一个买了蓝条纹的。三个姑娘付完钱，当场就在孟晚的档口里换上了。老街上的行人是天然的人形广告牌——三个姑娘穿着三种不同颜色的条纹健美裤走在街上，不用说话，整条街都看见了。
“这种款式，在哪买的？”
“前面，汽车站那边，那个新开的档口。老板娘说全市场就她家有。”
消息传得比孟晚预想的快得多。到中午的时候，二十条健美裤卖掉了十四条。下午两点，最后六条也卖完了。还有人来问，孟晚只能说“明天到货”。她把“明天到货”说了不下二十遍，说到后来，嗓子都哑了。搪瓷缸子里的钱，从一张一张的票子，变成了一小堆一小堆的。十块的，五块的，一块两块五毛的，也有几张五十的。孟晚把搪瓷缸子端到最里面，背对着门口，一张一张地数。
然后她数到第二遍的时候，停住了。她把那几张五十块的票子抽出来，举到窗边的日光下，仔细看了看。颜色比正常的五十块深，水印模糊，纸张摸起来比真币滑一些，但差别极其细微，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来。
一共三张。一百五十块。是谁给的，她不记得了。今天来买裤子的人太多了，有人给了十块，有人给了五十，她找零的时候根本没工夫细看。
孟晚攥着那三张假币，在档口里站了很久。然后她把假币折好，放进了贴身的内衣口袋里。不是舍不得扔，是她要让这三张假币时时刻刻贴着她的皮肤。提醒她，做生意不光是进货卖货那么简单。提醒她，这条街上什么人都有，以后收钱，必须一张一张看，一摸二看三照光，不能因为忙就省了这道工序。
那是她在这个市场上，用一百五十块钱买来的教训。
下午四点，蔡老板的档口提前关了门。
不是正常的关门——玻璃门从里面拉上了，卷帘门没有拉到底，但里面没有了灯光，也没有了人声。芳姐从隔壁探过头来，压低声音说：“蔡胖子中午就撤了，脸色跟吃了苍蝇似的。他老婆下午来收的摊。”
孟晚没有去对面看。她把搪瓷缸子里的钱重新数了一遍，除去那三张假币，今天总共卖出了六百多块。六百多块。她蹲在地上，把那叠钱捧在手里。有十块的，有五块的，有两块的，有一块的，甚至有几张皱巴巴的五毛。花花绿绿的票子，每一张都被人手摸过，每一张都带着体温。
她把钱分成三份。一份是本钱——一百四十五块。一份是要还给母亲的——九十二块。剩下的全是利润。她用计算器算了一遍，算完又算了一遍。然后她把计算器放下，看着那个数字，眼眶忽然热了。
从今天开始，她不再是那个拿着两个月工资被扫地出门的下岗女工了。从今天开始，她是老街87号档口的孟晚。
傍晚，老街的喧闹渐渐沉了下去。
卖菜的收了摊，卖塑料制品的拉下了卷帘门，卖纽扣拉链的芳姐正在往屋里搬门口的纸箱。孟晚坐在档口门口的小马扎上，膝盖上放着那只搪瓷缸子。缸子里的钱已经存进了银行，只剩几张零钱叮叮当当地响。她把搪瓷缸子放在一边，仰起头，看着老街尽头的天空。
夕阳照在老街的青石板路面上，把那些磨得光滑的石头镀成深琥珀色。远处汽车站传来大巴车发车的喇叭声。空气里有一股混合着煤炉、炒菜油烟和晚风的复杂气味。她在这个县城生活了二十一年，第一次觉得这股气味是香的。
芳姐收拾完门口的纸箱，走过来靠在木板墙上，手里抓着一把新炒的南瓜子。“妹子，”她说，“你今天卖了多少？”
孟晚比了个手势。
芳姐把南瓜子嗑得咔嚓响，沉默了两秒，然后笑了。“我在老街待了六年，开张第一天就把隔壁干趴下的，你是第一个。”她把南瓜子分了一半，放在孟晚手心里，“蔡胖子不会就这么算了的。他这个人，心眼比针尖还小。你今天让他丢了面子，他迟早要找回来。”
孟晚把南瓜子一粒一粒地磕着，没有说话。她知道芳姐说的是实话。蔡老板今天吃了瘪，明天一定会想办法。降价也好，仿款也好，甚至去找市场管理的人来查她的营业执照也好——他有的是办法。她现在最大的软肋，是营业执照上还贴着何师傅的照片。但她不后悔。就算今天不惹蔡老板，以他的做法，早晚也会盯上她。与其等着被吃，不如先把牙齿亮出来。
天色暗得很快。老街两边的店铺陆续亮起了灯——有的是日光灯管，惨白惨白的；有的是老式的白炽灯泡，昏黄昏黄的。孟晚的档口没有通电，她从芳姐那里借了一根蜡烛。蜡烛点起来，火苗在晚风里摇摇晃晃，把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忽长忽短。
她把今天的账记完，合上本子。账本的封面，她用圆珠笔写了几个字：“1990年3月，开业第一日。实收六百八十元整，假币三张，一百五十元整。教训：收钱要看仔细。”
写完之后她又加了一行：“明天去市里拿货，补二十条健美裤。”
蜡烛的火苗跳了一下，她抬头，看见一个穿制服的身影正朝档口走来。那是管理老街市场的保安队长刘大柱，退伍军人，身材魁梧，走路时后背挺得笔直，脚步沉稳。他白天在市场里巡逻过几次，孟晚见过他，但没说过话。他走到档口门口，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
“芳姐让我送来的。”他把搪瓷缸子放在门槛上，“热水。她说你今天嗓子都喊哑了。”
孟晚接过搪瓷缸子，里面是冒着热气的白开水。她吹了吹，喝了一口。水很烫，烫得她舌尖发麻，但喉咙确实舒服了一些。
“谢谢。”她说。
刘大柱站在门口，目光扫过档口里空荡荡的铁丝。“今天生意不错？”
“还行。”
“以后晚上别点蜡烛，”他说，“我那儿有煤油灯，明天给你拿一盏过来。蜡烛不安全。”
他没等孟晚回答，转身走了。孟晚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老街的暮色里。他走路的样子很特别——不快不慢，每一步都稳稳地踩在青石板上，像丈量过似的。后来她才知道，刘大柱退伍之前在部队里当过三年侦察兵，走路时习惯性地数步子。从老街南头到北头，五百六十步，他闭着眼睛都能走完。
蜡烛的火苗又跳了一下。孟晚把搪瓷缸子里的热水喝完，站起来，开始收拾档口。她把铁丝上剩下那几件没卖掉的蝙蝠衫取下来，叠好，放进蛇皮袋。她把营业执照从墙上摘下来，用布擦掉灰尘，翻过来看了看背面，又挂了回去。明天。明天要去市里拿货。拿货之前，得先去工商所问问过户的事。营业执照上的照片，该换了。还有，那三张假币，她得找个地方放着，天天看。
她把档口的门锁好，钥匙揣进兜里。老街上的灯一盏一盏地亮着，从南到北，像一串橙黄色的珠子。她沿着青石板路往家走，脚步声在空旷的街面上回响。她忽然想起今天早上，第一个买她健美裤的姑娘走出档口时的背影。那个姑娘穿着她连夜缝的白条纹健美裤，走在老街上，阳光照在裤腿两侧的布带子上，亮闪闪的。
那条裤子是她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不是从广州白马拿的货，是她在三平米的档口里，点着一根蜡烛，用自己的手、自己的针、自己的想法，改出来的。
孟晚走在老街上，嘴角翘了起来。二十一岁的她，在这一刻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这条街上有无数个档口，每一个档口都在卖衣服。但从今天开始，87号档口卖的，不再只是衣服。
她卖的是别人抄不走的东西。
老街的尽头，汽车站的灯光还亮着。一辆长途大巴正缓缓驶出站台，车灯照亮了半条街。孟晚站在路口，看着那辆车开远，尾灯在夜色中缩成两个小小的红点，最后消失不见。她转身，拐进通往家的小巷。巷子很深，很暗，但她认得每一块青石板。就像她认得自己手里的每一根针，每一条线。
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但那是明天的事。
今晚，她只想回家，把那九十二块钱放在母亲手里。
然后好好睡一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