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深冬，陕西关中乾县。
西北风卷着黄土渣子，刮得人脸生疼，镇子东头那六栋突兀的高层安置楼，永远飘着洗不掉的清冷气息。从老人们搬进去那天起，隔三差五就有白事，唢呐声断断续续，在水泥楼群里绕来绕去，成了这片土地挥之不去的背景音。
我叫林默，那年读初三，是这所乡镇中学六百多个学生里最不起眼的一个。
父母在我小学毕业那年就去了东莞打工，一年到头回不来一次，电话都少得可怜。爷爷早逝，奶奶住在十几里外的大伯家，我一个人住在新农村统一盖的排房里，自己生火做饭，自己缝补磨破的校服，天冷了没人添衣，受了委屈也没个诉说的地方。
家里的豆浆机是父亲春节回来买的，我试过一次，豆子没泡透也没煮熟，喝了一口就全吐了，后来就再也没碰过。早饭永远是热馍夹咸菜，晚饭是清水煮面条，日子过得像一杯凉白开，寡淡又冰冷。去学校有两条路，一条绕远但不用经过安置楼，一条近但必须从那片楼前过。
我永远选近路，骑得飞快，想把那些哀乐和花圈甩在身后，可那些声音，总像影子一样追着我。
初三分班，我侥幸进了重点班，也撞上了全校最严厉的数学老师——马建国。
四十多岁，又高又胖，不苟言笑，对学生要求极其严苛。作业写不完、上课走神、考试退步，都会被他当众严厉批评，罚站一节课是常有的事。整个年级的学生，提起他的名字都有些发怵。
开学第二周的周二，我因为最后一道数学大题实在没思路，空着交了上去。早读课刚结束，马建国夹着教案走进教室，黑着脸让我们把作业拍在桌上，一本本翻查。前排一个男生因为漏写了两道题，被他指着鼻子批评了十分钟，罚站到教室后面。
我的心跳像擂鼓，左手死死捂住练习册的空白页，可还是被他一眼盯上。他走过来，用书轻轻拨开我的手，没等我开口解释，眉头就紧紧皱了起来。
“这么简单的题都空着？上课干什么去了？”
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我低着头，不敢说话。
“去后面站着，好好反省。”
我攥着衣角，走到教室最后面的墙角。一节课四十五分钟，腿麻得失去知觉，耳边只有他的讲课声和全班同学小心翼翼的呼吸声。下课铃一响，他叫我跟他去办公室。
“这次先罚站，下次再这样，就叫你家长过来。”他坐在办公桌后，翻着我的作业本，语气依旧冰冷。
我低着头，说了声“知道了”，转身走出了办公室。走在回教室的走廊上，委屈和愤怒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我知道他是为了学生好，可那种当众被批评的难堪，还有孤身一人无人撑腰的无力感，死死缠住了我的心脏。
从那以后，我拼了命写数学作业，可各科作业像无底洞，晚自习根本写不完。又是一个周二深夜，宿舍里，暖气片温凉，我的热水袋早已冻透。我蒙着被子开小台灯写数学卷子，看了眼电子表，已经凌晨一点多。脑子昏昏沉沉，心里想着就眯五分钟，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二天被舍友吵醒时，看着卷子上大片的空白，我感觉天塌了。第一节就是数学课，我主动站起来，声音发颤：“老师，我昨晚睡着了，没写完……”
马建国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他没打我，也没骂我，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下课来我办公室。”
那节课，我如坐针毡。下课到了办公室，他把我的卷子扔在桌上，足足批评了我半个小时，最后说：“这张卷子，抄十遍，明天交上来。再犯一次，直接叫家长。”
我拿着卷子走出办公室，没有回教室，而是一路狂奔，冲出校门，沿着国道跑到肺叶炸裂，眼泪终于决堤。我在家躲了三天，白天对着空白的课本发呆，晚上躺在床上看天花板。愤怒和委屈在心里憋得快要炸开，第四天晚上，我用父亲淘汰的旧手机胡乱搜索，一个荒唐的念头，慢慢冒了出来：要是他能别再管我就好了。
我翻了很久，终于在一个偏僻的论坛帖子里，看到了一个陕西本地的老说法：清水煮一碗挂面，用黄纸写个心愿贴在门口，把面放在旁边，烧三炷香，心里的烦心事就能过去。我知道这很荒唐，可我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
第二天，我徒步去县城，在文化用品店买了毛笔和黄纸，又在路边菜店买了一小把最便宜的挂面。下午，我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把黄纸裁成小条，写上“希望马老师别再批评我了”。晚上，我煮了一碗白水煮面，什么调料都没放，盛在碗里。
天黑透后，我背着书包出发。我知道马建国家住在哪，有次放学，我看见他开着银色小轿车拐进了学校旁边的巷子。我躲在电线杆后面，等他回家，等他家二楼的灯熄灭。快十点的时候，巷子里已经没有行人。我蹑手蹑脚走到他家门口，把黄纸用胶水粘在门旁边的墙上，把面碗放在墙角，点了三根香，插在旁边的泥土里。
做完这一切，我松了一口气，转身慢慢往回走。心里既忐忑，又有种莫名的轻松。
周六周日，我在忐忑中度过。周一硬着头皮回学校，第三节课，马建国走进教室，脸色如常。他查到我的作业，看到我没抄完的卷子，只是皱了皱眉，没说什么。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直到周二早上，数学课的铃声响了很久，马建国都没出现。班主任匆匆走进来，沉声道：“马老师家里突发急事，请假了，这节课自习。”
下午，消息炸开了锅。后排的男生从办公室跑回来，脸色苍白，压低声音说：“马老师没了！昨天晚上突发心脏病，没救过来！”
那一刻，我先是一阵失重的茫然，随即一股刺骨的寒意，从脚后跟窜到头顶。我想起了周五晚上，那个我当做发泄的小小仪式。
那天剩下的课，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周三，校门口拉起了黑横幅，摆上了花圈。我的心里开始发慌，夜夜失眠。周三凌晨三点多，我在宿舍下铺蒙着被子，好不容易眯着，突然被窗外的光线惊醒。
宿舍门上方的小玻璃窗上，一道手电筒的光束，慢悠悠地左右扫动。
查寝只在晚上十点，凌晨三点，整个学校漆黑一片，这光，是谁的？
我死死盯着那道光，浑身僵硬，手心全是冷汗。那道光不紧不慢地晃着，一遍又一遍，像是有人在窗外，正透过玻璃，一间一间地看宿舍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