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失守，襄樊危殆。守将吕焕闻风先遁，襄阳城头易帜，改称襄樊。
然襄水之阳，汉水之阴，风物长存，百姓如故。纺织厂汽笛犹鸣，纱锭依旧飞转。
只是城头变换大王旗。
一九九三年的夏天，蝉鸣聒噪得像要把襄江纺织厂的空气都撕裂。苏怀瑾站在厂门口，眯着眼看那块铜牌，“国营襄江第一棉纺织厂”几个字，在毒辣的日头下泛着陈旧的光。他刚从武汉纺织工学院毕业，托了好几层关系才挤进这里。同学笑他傻，放着市轻工局不去，偏要下车间，但他心里有本账——厂里效益好，奖金比工资还高，分房也快。更重要的是，他喜欢那种实实在在的机器轰鸣声，像心脏强有力的搏动。
政工科科长递给他一张报到单，指尖在“前纺车间清花工段”上点了点：“小苏，高材生，先基层锻炼锻炼。”苏怀瑾点点头，接过那张薄纸，也接下了他此后半生最浓烈的青春与痛楚。
走进车间，热浪裹挟着棉絮扑面而来，巨大的清花机张开铁齿，将成捆的原棉撕扯、松解，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工人们穿着白色围裙，戴着帽子和口罩，只露出一双双眼睛，在棉雾中穿梭，活像某种沉默的仪式。他的师傅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工，叫周巧珍，手把手教他辨别不同产地的棉花，“XJ的长绒棉，纤维长，做高支纱；湖北本地的，短，就做粗布。”她声音沙哑，是几十年被噪声打磨过的。
生活区是另一个世界。一排排苏式红砖楼，墙皮斑驳，但楼下停着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晾衣绳上飘着花花绿绿的被单。晚上六点半，家家户户的窗户飘出饭菜香，那是物质丰裕的信号。厂工会电影院门口，贴着《妈妈再爱我一次》的海报，几个刚下班的姑娘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剧情。苏怀瑾住在单身宿舍，隔壁是上海来的技术员李之诚，戴金丝眼镜，永远干净的白衬衫，用一口软糯沪普讲着他在上海见过的外资机器。李之诚每晚在灯下翻译一份英文设备说明书，那是副厂长托人从香港带回的，据说厂里打算引进一套德国气流纺纱机。
日子像流水线上的布匹，平滑地向前铺展。苏怀瑾很快结了婚，对象是细纱车间的挡车工林月娥，本地郊区人，眉眼温顺，手却巧，能接断头接得又轻又快。分到的筒子楼虽小，但被月娥用碎布头缝的帘子和枕套装饰得有了家的模样。儿子呱呱坠地那天，苏怀瑾在产房外听到第一声啼哭，觉得整个襄江都在为他奏鸣。他想，这就是一辈子了，在这个巨大的“社会”里，生老病死，都有厂里兜着，安稳得让人心安。
安稳是最甜的蜜，也是最钝的刀。它悄无声息地消磨着你的爪子，直到铁笼打开，你才发现自己早已忘了怎么奔跑。
变化是零敲碎打来的。先是厂门口那面光荣榜的玻璃碎了，没人修；接着，食堂的肉包子个头小了一圈，油水也寡淡了。广播里开始频繁出现“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这些词，像冰冷的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李之诚越来越沉默，他翻译完的那套设备资料，被锁在副厂长的铁皮柜里，没了下文。倒是周巧珍师傅的丈夫——销售科的“神通”老曹，开始频繁出入厂长办公室，腋下夹着个鼓鼓囊囊的黑皮包。
一九九八年的春天来得特别迟。苏怀瑾记得那天，汉江边垂柳刚抽芽，厂区大喇叭忽然响起尖锐的测试音，然后一个平静的、没有任何感情的声音宣布：前纺车间、细纱车间、准备车间……裁员百分之三十。名单贴在行政楼外的公告栏上，密密麻麻的名字，像一张判决书。
人群潮水般涌过去，又默然退开，空气里只有纸张被风掀动的哗啦声。苏怀瑾在名单倒数几行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他僵在原地，脑子嗡嗡作响，像有一千台清花机在空转。他猛地回头，在人群边缘看到了李之诚，那个上海技术员，他推了推金丝眼镜，脸色惨白。而周巧珍，蹲在花坛边，把脸埋在围裙里，肩膀剧烈地耸动——她和她丈夫老曹，竟双双在列。
苏怀瑾没看到林月娥，她今天白班。他不知道怎么走回家的，筒子楼里静得出奇，往常这个点，楼道里都是炒菜声和孩子哭闹声。他推开门，月娥背对着他坐在床边，手里攥着一团半成品的毛线，织了一半的小毛衣垂下来，像一只折断翅膀的鸟。她没回头，只是声音干涩地问：“名单……有咱吗？”
苏怀瑾走过去，把她连同那团毛线一起搂进怀里。月娥的身体先是僵硬，然后开始发抖，最后，一声压抑的、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呜咽，像决堤的江水，淹没了整个黄昏。他们没有哭天抢地，只是那么静静地抱着，窗外的厂区大喇叭又开始播放那首熟悉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声昂扬，与现实构成一种残忍的讽刺。
第一个月，苏怀瑾每天还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厂服出门，假装去上班，其实是去江边坐着，看运沙船突突地驶过，看对岸樊城的楼群一点一点长高。他写过无数封求职信，但那些“精通前纺清花工艺流程”的字样，在人才市场里轻飘得像一片棉絮，无人问津。技术单一，这四个字，像一把钝锯，反复切割着他的自尊。
李之诚一个月后就回上海了，临行前跟苏怀瑾喝了顿酒。酒至酣处，李之诚摔了杯子：“我他妈翻译那破玩意儿有什么用！人家德国人早用PLC了，我们还在用手摇的梳棉机！”他红着眼，“怀瑾，时代不要我们了。”第二天，他拎着那只旧皮箱消失在火车站方向，背影决绝。
周巧珍夫妻开了个早餐摊，就在厂区后门。苏怀瑾有时去买碗豆浆，看周师傅弯腰炸油条，油烟熏得他直咳嗽，曾经那个“神通”老曹的派头荡然无存。周巧珍总是多给他舀一勺白糖，叹口气：“怀瑾啊，你还年轻，别耗着。”
耗着，确实是耗着。直到儿子发烧，去医院挂水，看到昔日厂医院的王医生正给人修自行车，满手油污地跟他打招呼，苏怀瑾心里那根弦才彻底绷断了。他回到家，翻出压在箱底的毕业证，又看了看月娥夜夜赶工、用缝纫机给小区人家改裤脚攒下的那点零钱。月娥眼睛红红的，但语气平静：“娃的学费，下个月要交了。”
苏怀瑾把毕业证锁回抽屉，转身走出门。他看见楼下那家新开的“花花公子”服装店，橱窗里模特身上的牛仔裤，闪着陌生的光泽。他站了一会儿，然后鬼使神差地走进了隔壁的人才中介所。中介是个烫着卷发的中年女人，嗑着瓜子，眼皮都没抬：“有经验吗？销售，跑业务，能喝酒不？底薪三百，提成另算。”
苏怀瑾咽了口唾沫，他想起自己在厂里曾是滴酒不沾的技术员。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而陌生：“能。”
走出中介所，阳光刺眼。他回头望了一眼远处厂区那根高耸的烟囱，它不再冒烟了，像一个巨大的、沉默的惊叹号。他攥紧手里那张皱巴巴的名片，转身汇入了樊城喧嚣的人流。背后，是沉睡的襄江纺织厂，和他再也回不去的、轰鸣的青春。汉江水依旧东流，只是春来晚了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