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安平坐在老屋的门槛上，已经抽了第三根烟。
院子里长满了草。狗尾巴草从砖缝里钻出来，齐膝高，风一吹就簌簌地抖。墙角那棵老槐树还在，但枝丫歪了半边，像是被什么重物压过，又像是纯粹老成了这样。树底下搁着一口倒扣的铁锅，锅底锈穿了一个洞，从洞里长出一丛不知名的绿苗。
他盯着那丛绿苗看了很久，手指间的烟燃到了滤嘴，烫了一下，才回过神来。
下午三点多钟的太阳斜着照进来，把院子切成两半。亮的那半浮着细小的灰尘，暗的那半笼在老屋投下的阴影里，深得像一口井。陆安平坐在明暗交界的地方，半边身子暖和，半边身子凉。他把烟头摁灭在门槛上，门槛已经有一大片黑色的烫痕——那都是他今天下午贡献的。
老屋的门锁锈死了。他拧了半天，钥匙断在了锁芯里。断的那一截没完全掉进去，露了个头，他用指甲抠了抠，纹丝不动。后来就不抠了，靠着门框坐了下来，一坐就是两个钟头。
这屋子有三年没人住过。母亲走后，父亲跟了姐姐去城里打工，老屋就这么空着。村里人路过时偶尔会往里看一眼，但也只是看一眼。锁都锈了，人就更加不回来了。
陆安平把空烟盒揉成一团，塞进外套口袋里。他身上穿的那件黑色冲锋衣是在BJ买的，当时花了一千多块，现在袖口磨出了白边，拉链头也掉了半个。从BJ到省城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省城到县里又坐了四个小时的大巴，再从县里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摩托车，那个摩托车师傅半路还停下来加了趟油，问他：“你是清溪村的人？回来过年？“
他说不是过年。
“那是回来做什么？“
他没接话。师傅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也没再问。清溪村在山坳里，路不好走，最后一段是石子路，颠得他骨头疼。师傅把他撂在村口，收了四十五块钱，突突突地掉头走了。
村口那棵老樟树还在，树下的石碾子也在。碾子旁边的墙上刷着一行白底红字的口号：“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字迹已经褪了大半，“振“字的半边被雨水冲没了，看起来像“辰兴“。
整个村子安静得不像话。下午三四点钟，本该是有人声的——老人聚在树底下聊天，小孩子追着鸡跑，谁家的狗叫几声。但陆安平走了一路，只遇到两个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她们看了他一眼，没认出他来，又低着头走过去了。
他走到老屋门前，掏出钥匙，捅进去，一拧——“咔“的一声，断了。
他就坐了下来。
从BJ走的那天，他在出租屋里收拾行李，把能扔的都扔了。书、衣服、鞋子、用了三年的电饭煲、墙上贴的便签纸——那些写满了工作计划的黄颜色小纸条，他一张一张撕下来，卷成一团丢进垃圾袋。最后剩了一个行李箱和一个双肩包。房间空了，墙上留着便签纸撕掉后的胶痕，一块一块的，像一块疤。
房东来收钥匙的时候多看了他一眼：“找到下家了？“
他说找到了。
“在哪儿？“
“回老家。“
房东没再说什么，把押金退给他，转身走了。陆安平拉着行李箱走到电梯口，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扇门。他在那间屋子里住了整整四年，四年里搬了三次家，这一次是最久的。墙角的暖气片上还挂着一双没干的袜子，他忘了收。算了，留给下一个人吧。
火车上他睡了一路。醒来的时候窗外是陌生的山，一层一层的，青灰色，远的地方笼着雾。他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上，看着那些山往后退，退着退着就变成了小时候记忆里的样子——好像他每坐一站，就离过去近一点，离BJ远一点。远了也好。BJ没什么好念的。
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没赶上。那会儿他在BJ刚入职新公司，正是试用期。姐姐打电话来说妈不行了，他从工位上站起来就跑，老板在身后喊他，他头都没回。但还是晚了。火车到站的时候，姐姐发来一条短信：妈走了。
他在火车站厕所里哭了大概三分钟。出来洗了把脸，买票，转车，回家。母亲停在堂屋里，脸上盖着黄纸。他跪在草席上磕了三个头，膝盖硌得疼。姐姐扶他起来，说：“妈走的时候叫了你的名字。“
那之后没多久他就回了BJ。后来父亲跟着姐姐去了城里，老屋就再没人住。
陆安平又摸了摸口袋，烟没了。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转过身透过门缝往里看。屋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清，但他记得堂屋正中的墙上挂着一幅中堂，画的是松鹤延年，两边贴着对联。对联是爷爷那辈人写的，纸已经黄了，字还是清清楚楚的：“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他小时候背过这幅对联。每年过年母亲都要让他念一遍，念错了就打手心。后来他考上了大学，是全乡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母亲把通知书摆在堂屋桌上，对着那幅中堂点了一炷香，嘴里念叨着什么，他站在旁边，没听清。只记得母亲回过头来看着他，眼睛是湿的。
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带着一股霉味和尘土的气息。陆安平把脸凑近门缝，深深地吸了一口。那是老屋的气味，是木头受潮后散发的、混着旧棉絮和烟熏痕迹的味道。他没来由地想起小时候冬天烤火，一家人围在火塘边，母亲往火里埋几个红薯，柴火噼啪响，红薯的甜香从灰烬里钻出来。父亲那时候还年轻，话少，但笑起来声音很大。
他收回目光，转过身，在门槛上又坐了下来。
夕阳斜得更厉害了，整个院子都被橘红色的光泡着。草叶的边缘镶了一圈金边。那口倒扣的铁锅上落了一只麻雀，歪着头看他，蹦了两下，又飞走了。
陆安平把脸埋进手掌里。掌心是温热的，指尖冰凉。
他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不知道晚上住哪儿——老屋进不去，身上没有多少钱了，手机还剩百分之三十的电，充电器在行李箱里，行李箱还在摩托车上颠的时候掉了一根轮子，勉强还能拖着走，但他不知道要拖到哪里去。
姐姐发过微信，叫他到了说一声。他没回。等会儿再说吧，他想，再坐一会儿。
远处传来一声狗叫，又没了。村子重新静下来，静得能听见风从院子里经过的声音，能听见草叶子互相碰擦的沙沙声。太阳沉到屋顶后面去了，院子里的阴影快速地扩张，像水漫上来。陆安平坐在那一小块还没被吞没的光里，一动不动。
他想起BJ那个出租屋的窗户朝西，每天下午也有这样的光。他坐在办公桌前，对着满屏的数据，阳光照在后背上，暖洋洋的，让人犯困。那时候他觉得日子就是那样的——从早到晚，看数据、开会、改方案、点外卖、加班、回家、洗澡、睡觉。重复。像一颗螺丝钉被拧在同一颗螺孔里，一圈一圈，纹丝不动。
现在螺丝钉自己松了。
他也不知道是被拧下来的，还是自己滑脱的。裁员通知来得突然，但好像又早有预感——项目预算砍了一半，组里走了两个人，剩下的加班越来越晚，老板看他的眼神越来越飘。那天HR把他叫进会议室，说“公司战略调整“，他听着那些话，脑袋是空的。出来收拾工位的时候，旁边座位的同事没看他，戴着耳机假装在忙。
他把自己的东西装进一个纸箱——一只马克杯、两本笔记本、一盆多肉。多肉已经蔫了，叶子皱巴巴的。他没带走，留在了桌上。
妻子是那天晚上打来的电话。他说“我被裁了”，那边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我们离婚吧“。语气很平静，像在说“今天下雨了“一样。他说好。
挂了电话之后他翻通讯录翻了一圈，最后打给了姐姐。姐姐说：“回来吧。“
他就回来了。
天彻底暗下来了。院子变成了一个灰色的剪影，老屋的轮廓逐渐模糊，和夜色融在一起。陆安平从门槛上站起来，腿有点麻，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远处有灯亮起来了，不多，零零星星的几盏，像有人在天上洒了几粒米。
他拖着行李箱出了院子，把院门带上——锁不锁都一样，反正锁芯也断了。行李箱少了一个轮子，在地上拖出歪歪扭扭的声响，吭哧吭哧的，像什么东西在喘气。
村道上黑得很，他摸出手机，屏幕亮起来，还剩百分之二十七的电。微信上有几条未读消息：姐姐问他到了没，老同学问他最近怎么样，还有一个公众号推送，标题是“回乡创业，你准备好了吗？“他拇指悬在屏幕上，停了一瞬，划掉了。
他往有灯的方向走。那大概是老支书家的方向，他记得小时候他们家住在村东头，门前有一棵柿子树。不知道柿子还在不在。
夜风从山坳里灌过来，带着草木的涩味和湿土的气息。陆安平把冲锋衣的拉链拉到顶，缩了缩脖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
身后，老屋黑黢黢地蹲在夜色里，像一只蜷起来的、不再说话的老兽。院门虚掩着，风一过就吱呀响一声，响完了又静下去。院子里的草还在长，墙角的槐树还在歪着，那口破锅还扣在树下。一切都跟他来的时候一样。
一切又好像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