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禾生出生的那天，下了一场透雨。
那是一九八八年的初夏，秦岭南麓的石垭村已经旱了四十多天，地里的玉米苗卷着叶子，像一根根被火燎过的细绳。他娘临盆前还蹲在灶膛前烧火，羊水破了，顺着裤腿流进灶灰里。接生婆是邻村的王婶，挎着个蓝布包袱，深一脚浅一脚地翻过半架山赶来。孩子落地的哭声刚起，窗外就滚过一声闷雷，雨点砸在瓦片上，噼里啪啦，像有人站在房顶上倒豆子。
他爹陈守田从田里跑回来，浑身泥水，站在门口不敢进屋，隔着门帘问：“带把的不？“
王婶撩开门帘，笑骂：“带把的！你陈家的种，壮实得很，哭起来震房梁。“
陈守田蹲在门槛上，摸出旱烟袋，手抖得点了三回才点着。他抽了一口，望着外面的雨，忽然说了一句：“这娃是带着雨水来的，就叫禾生吧。禾苗的禾，生出来的生。“
王婶后来逢人便说，陈守田这个名字起得好。庄稼人一辈子，盼的不就是禾苗逢雨、死里逃生么。
石垭村藏在两架山的夹缝里，全村七十三户，三百来口人，人均不到一亩地，还都是挂在坡上的石渣地。村里人常说，石垭村的地是“种一坡，收一箩“，风调雨顺的年景也就刚够糊嘴。遇上旱年，就得靠男人出山去矿上、去工地，把命拴在裤腰带上换钱。
陈家在三架梁的半腰上，三间土坯房，一头黄牛，两口人——不，禾生落地以后，是三口。后来又添了个妹妹，叫禾苗，是四口。
禾生最早的记忆，是油灯。
村里通电是一九九六年的事，在那之前，陈家夜里照明全靠一盏煤油灯。灯是他娘用墨水瓶改的，瓶盖上钻个眼，塞一截棉线，灌上煤油。灯芯剪得极短，火苗只有豆粒大，昏黄昏黄的，照着灶屋墙上被烟熏黑的年画。
娘总是把灯放在炕桌正中央，自己纳鞋底，爹编筐，禾生趴在桌上写字。灯芯结花了，娘就用剪刀铰一下，火苗跳一跳，屋里亮一亮，墙上的三个人影也跟着晃一晃。
“写字要坐直，“娘说，“眼睛离本子一尺，胸离桌子一拳。“
娘不识字，这些话是她去供销社买盐的时候，听小学校长跟人说话，一句一句记下来的。她记不住笔画，却记得住这些道理，像记住节气一样牢。
禾生五岁那年的冬天，爹出事了。
矿上放炮，一块飞石砸在爹的左腿上。包工头赔了八百块钱，用拖拉机把人送到乡卫生院，卫生院看不了，又转到县医院。接骨，打石膏，住院二十六天，八百块钱花得干干净净，还欠了村里七户人家一共四百三。
爹拄着榆木棍子回来的那天，禾生正在院子里撵鸡。他看见爹一条腿直挺挺的，裤管空荡荡地晃，忽然就不敢出声了。
爹在门槛上坐下，摸了摸他的头，说：“爹没事。爹这条腿歇一冬，开春就好了。“
开春并没有好。阴雨天，那条腿疼得爹整夜整夜睡不着，在炕上翻来覆去，把席子磨得哗啦响。重活是再不能干了，牛使不动，犁扶不稳，一用力，伤腿就像有把锥子往里拧。
家里的天，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倾斜的。
娘接过了牛缰绳。一个一米五几的女人，春天犁地，夏天锄草，秋天背着百十斤的玉米下山，冬天喂牛垫圈。她的手原是细的，几年下来，关节粗大，裂口纵横，冬天抹了蛤蜊油，在油灯上烤一烤，第二天照样裂。
禾生六岁开始跟着娘下地。他干不了重活，就捡石子——把地里的石头一块一块捡出来，扔到地头的石堰上。娘说，石头捡净了，庄稼的根才能扎深。
他捡石头的时候，娘在前面锄地，锄头起起落落，很有节奏。他有时候会直起腰，看山。
石垭村四面都是山，山外还是山，一层一层，青的、灰的、淡得像烟的，一直排到天的边上去。他问娘：“山那边是啥？“
娘说：“山那边是县。“
“县那边呢？“
“县那边是省。“
“省那边呢？“
娘直起腰，擦了把汗，想了想，说：“省那边，是BJ。“
“BJ是啥？“
“BJ是皇城。“娘说完，自己先笑了，“娘也没见过。娘就是听人说的，说BJ有天安门，有故宫，有全中国最好的大学。人家说，咱们这山沟里的娃，要是能考上BJ的大学，那就是鲤鱼跳了龙门，祖坟冒了青烟。“
禾生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鲤鱼跳龙门，也不知道什么是祖坟冒青烟。他只知道，娘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亮的，亮得像油灯刚铰过灯芯。
一九九五年秋天，禾生上小学了。
村小在两里外的大柳树底下，三间瓦房，四个年级，一个半老师——王校长教语文和算术，他媳妇教唱歌，算不算一个老师，村里人有争议，所以叫一个半。
开学第一天，娘给他煮了两个鸡蛋，装在他的衣兜里。鸡蛋还是热的，隔着粗布衣裳焐着他的腿。娘送他到村口的老核桃树下，蹲下来，给他整了整衣领。
“禾生，“娘说，“咱家穷，供你念书不容易。你爹的腿你也看见了。娘不求你别的，就求你把书念进去。“
禾生点头。
“念进去，“娘又说了一遍，像是要把这三个字钉进他脑子里，“别学你爹，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末了还把一条腿丢在矿上。“
那天放学，禾生把语文书从头到尾翻了一遍。书上有画，有天安门，有长城，有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又大又亮的世界。他把天安门的画看了很久很久，然后跑到灶台边，把书举给娘看。
“娘，这就是BJ？“
娘凑过来看了一眼，锅铲停在半空：“是，这就是BJ。“
“娘，“六岁的陈禾生说，“我将来要去BJ念书。“
娘愣了一下，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她用围裙擦了擦手，摸了摸他的头，说：“好。娘等着。“
很多年以后，陈禾生在BJ的写字楼里加班到深夜，站在落地窗前看三环上的车流，会突然想起这个傍晚：灶膛里的火光，娘围裙上的补丁，还有两个在衣兜里焐了一路、已经凉透了的鸡蛋。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从石垭村到BJ，地图上不过一指长，他整整走了十八年。
村小的日子清苦，但也快活。
没有电，冬天教室里生一个铁炉子，烧的是学生从家里背的玉米芯。窗户上没有玻璃，糊的是塑料布，风一刮，呼啦啦响。王校长教课，一个教室两个年级，给三年级讲完了，布置作业，再转过身给四年级讲。
禾生是那种一眼就看得出来的聪明孩子。一篇课文，别的孩子读十遍还磕磕绊绊，他读三遍就能背。算术题，王校长刚在黑板上写完，他的手就举起来了。王校长先是欢喜，后来是发愁——村小的课本，喂不饱这孩子。
三年级那年，王校长骑着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跑了四十里山路去县城，在新华书店给禾生买了两本书：一本《新华字典》，一本《小学奥数举一反三》。
书钱十一块八，是王校长自己垫的。他把书递给禾生的时候说：“字典是你的眼睛，奥数是你的脑子。这两样东西磨利了，山挡不住你。“
禾生把那本字典翻烂了。他不光查字，还读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释义，读例句，读那些他闻所未闻的词：飞机、轮船、大学、科学家。每个词后面，都连着一个他看不见的世界。
他娘不识字，看不懂儿子读的是什么，但她看得懂儿子读书的样子。每天晚上，不管多累，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油灯擦净，灌满煤油，把灯芯铰得齐齐的，放在炕桌正中央。
“念吧，“她说，“娘纳鞋底陪着你。“
灯芯哔剥地响，针在头发上抿一抿，穿过鞋底，线拉得吱吱的。禾生后来说，他这辈子听过最安心的声音，就是那个。
一九九八年，爹的腿又坏了一次。
那年秋天连阴雨，下了四十多天。爹的伤腿疼得下不了地，夜里疼得哼哼，怕吵醒孩子，就把被角咬在嘴里。娘要送他去县医院，他死活不去：“去啥去，去了也是白花冤枉钱。我这腿是老毛病了，扛一扛就过去了。“
扛到腊月，实在扛不住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来看，掀开裤腿一看，小腿肿得发亮，伤口那块又红又烫。赤脚医生脸都白了：“这是发炎化脓了，再拖，要出人命的！“
娘连夜去敲门借钱。一家一家地敲，一五、二十、五十地借。禾生跟在娘身后，看着娘在人家门口陪着笑，弯着腰，嘴里说着“开春卖了猪就还““利钱照算“。寒风吹得娘的头发乱飞，她的手拢在袖子里，不停地搓。
那一夜，十岁的陈禾生站在别人家的院墙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穷不是苦，穷是弯下去的腰，是说不出口的话，是娘袖子里那双搓个不停的手。
爹的命保住了，花了一千四百块。家里欠的债，滚到了两千多。那年过年，家里没割肉，娘蒸了一锅白面馍，又擀了一顿臊子面，就算是过了年。年夜饭吃臊子面的时候，爹端着碗，忽然说：“禾生，爹对不住你。本来想着今年给你扯一身新衣裳的。“
禾生埋头吃面，说：“爹，我不要新衣裳。“
“那你想要啥？“
禾生抬起头，油灯的光在他眼睛里跳。他说：“我想买本作文书。王校长说，县城书店有一本《小学生优秀作文选》，三块五。“
爹的筷子停在碗沿上。娘别过脸去，撩起围裙擦眼睛。
第二天，爹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去了十五里外的表叔家，把他结婚时打的那对银镯子——娘唯一的嫁妆——拿去卖了。
不，镯子没有卖。娘拦下了。
娘把镯子从包袱里拿出来，塞回爹手里，只说了一句话：“镯子卖了，就真的啥都没了。“
然后她转过身，从炕席底下摸出一个手绢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一卷毛票，一块的、五毛的、两毛的，码得整整齐齐。她数出三块五，用手绢包好，交给禾生。
“去吧，“她说，“赶墟日去县城，自己买。剩下的钱，娘还攒着给你交学费。“
禾生捧着那卷毛票，手是抖的。他后来算过，娘卖鸡蛋，一个鸡蛋五分钱，三块五，是七十个鸡蛋，是娘攒了小半年的钱。
那本书他爱惜得无以复加。他用牛皮纸包了书皮，看书之前必洗手。书里每一篇作文，他都读得滚瓜烂熟，好的句子，他抄在一个化肥袋纸订的本子上，抄了厚厚的一本。
四年级下学期，乡里举行小学生作文竞赛。王校长让禾生去。禾生坐着王校长的自行车后座，颠了四十里山路，到了乡中心小学，裤腿上的泥点子甩到了膝盖。
作文题是《我的家》。
禾生坐在陌生的教室里，握着笔，想了一会儿，写了起来。他写三间土坯房，写一头黄牛，写爹的腿和娘的手，写油灯下纳鞋底的影子，写山一层一层排到天边，写娘说“省那边是BJ“。他写得很慢，字一笔一画，写到最后，眼泪掉在作文纸上，洇开了一个小小的墨点。他赶紧用袖子去擦，把“BJ“两个字擦毛了边。
那篇作文得了全乡第一名。奖品是一个铁皮文具盒，上面印着米老鼠。乡教办的老师读了那篇作文，专门问：“这娃是哪个村的？“王校长挺着胸脯说：“石垭村，我学生！“
回村的路上，王校长把自行车骑得飞快，风在耳边呼呼地响。他一边蹬一边喊：“禾生！你记着！你的作文能写出乡，你的人就能走出山！“
禾生坐在后座上，抱着米老鼠文具盒，看着两边的山往后退。
夕阳把山梁染成了金的，一层一层，明明灭灭，像一条很宽很宽的路，一直铺到天边上去。
他忽然在心里说：山那边是县，县那边是省，省那边是BJ。
BJ，你等着我。
二〇〇一年秋天，禾生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县一中。
去县城报到的前一晚，娘给他收拾行李。所谓行李，是一床洗得发白的铺盖，一个装着换洗衣裳的化肥袋，还有一罐子娘腌的酸萝卜。娘把那罐酸萝卜用旧报纸包了三层，塞在铺盖卷的最中间，说：“学校的菜贵，早上就着馍吃，省钱。“
爹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抽旱烟，抽了很久，忽然开口：“禾生，到了县城，你就不是咱村的第一名了。“
禾生愣了一下。
“爹没念过书，“爹磕了磕烟锅，“可爹知道，山外有山。县一中那是全县的尖子都去了的地方。你到了那儿，兴许就是个中不溜，兴许还垫底。爹把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考差了，别蔫，也别回来。咱陈家的人，输得起，躲不起。“
禾生看着爹。油灯把爹的影子投在墙上，很大，很稳。那条伤腿直直地伸着，裤管上还沾着白天铡草时蹭的草屑。
“爹，“他说，“我记住了。“
那一晚他睡得迷迷糊糊，半夜醒来，看见灶屋还亮着灯。他悄悄爬起来，从门缝里看——娘坐在灯下，就着那点昏黄的光，在给他缝书包带。书包是旧的，带子磨得快断了，娘拆了又缝，缝了又拆，针脚密得像鱼鳞。她缝一会儿，就把针在头发上抿一抿，再缝。
禾生站在门后，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他没出声，没推门，就那么站着，看娘把一根书包带缝成了他见过的最结实的东西。
第二天凌晨四点，娘起来给他烙了六个葱花饼，又煮了四个鸡蛋。爹拄着棍子，执意要送他到村口搭拖拉机。天还没亮，山道上黑黢黢的，爹打着手电筒，一瘸一拐走在前面，禾生背着铺盖卷跟在后面。手电筒的光柱在山路上一晃一晃，照见石头，照见草，照见爹那条不听使唤的腿。
到了村口的老核桃树下，拖拉机还没来。爹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塞给禾生。
“这是五十块钱，“爹说，“爹卖了那口黑猪崽给你攒的。你拿着，别让娘知道——娘给你的钱，是还了账的；爹这个，是爹的私房。“
禾生攥着那个布包，布包还是温的，带着爹的体温。
“禾生，“爹望着黑漆漆的山口，忽然说，“你爷爷给爹起名守田，是叫爹守着这几亩田。爹守了一辈子，守出了啥？守出了一条废腿，一屁股账。“他顿了顿，“你叫禾生。禾苗生下来，不是叫它烂在石头缝里的，是叫它往上长、往外走的。你给爹争口气，长出去，别回来种地。“
拖拉机的声音从山道那头传来了，突突突的，车灯撕开夜色。爹拍了拍他的背，只拍了一下，很重。
“去吧。“
禾生爬上拖拉机的车斗，回头望。爹站在核桃树下，手电筒举在胸前，光柱直直地照着他，像一根柱子，要把他送到山口去。拖拉机拐弯的时候，他最后看了一眼：爹还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灯光在晨雾里糊成一团昏黄。
十三岁的陈禾生坐在颠簸的车斗里，怀里抱着铺盖卷，铺盖卷里是娘腌的酸萝卜，兜里是爹的五十块钱。山在两边退去，天一点一点亮起来，山口外的平原第一次铺在他眼前，平得让他心慌，也大得让他心慌。
他不知道县一中是什么样子，不知道城里的娃穿什么、吃什么、说什么。他只知道一件事，这件事被爹缝进了书包带里，被娘腌进了酸萝卜里——
把书念进去。念进去，就什么都挡不住。
（第一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