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从入夏那天开始下，没有停过。
我是被一声雷惊醒的。雷不大，闷闷的，像有什么东西在天上翻了个身。我睁开眼睛，棚顶漏下来的水滴正落在我脚边，在泥地上砸出一个小坑，坑里已经积了一汪水。
我叫阿九。十四岁。住在太湖以西，一处叫“鸭子墩”的聚落里。聚落不大，三十几户人家，沿着一条河汊散落分布。我家在聚落最西头，三间茅屋，一间住人，一间堆粮，一间养着一头瘦猪。父亲去年入山狩猎，再也没有回来。母亲说他在山里迷了路，走不出来了。我知道她没有说真话。父亲是被野猪拱死的，同去的猎户抬回来的，身上七个血窟窿，肚肠挂在腰带上。我没看到，但我看到了他身上的麻衣——那是母亲给他缝的，穿了三年，补了十三个补丁。那件麻衣最后被埋在了土里，和父亲一起。
棚顶又漏了一滴，落在我左肩上。我往里挪了挪。
外面有人喊：“阿九！起来了！”
是杨老大。他是村里管事的，四十多岁，皮肤黑得发亮，走起路来像一阵风。他身后跟着两个人，都是壮劳力，一个背着竹筐，一个扛着木锹。
“雨再不停，坝就要塌了，”杨老大没进门，站在檐下说，“去坝上，带上你的锹。”
我爬起来，套上草鞋。草鞋还是去年编的，后跟已经磨穿了，踩在地上像踩着一层水。我拿起靠在墙角的木锹，锹头是骨片磨的，用了五年，磨得发亮。母亲从灶间探出头来：“吃了再走。”
她端给我半碗粟粥，粥面上浮着几片野菜叶。我三口两口喝完了，把碗递回她手里，没说话。她知道我要去坝上，她没拦我。整个村子里，没有一个人拦得住这场雨。
我跟着杨老大走出聚落。
鸭子墩的地势比周围稍高一些，但雨下了二十多天，所有的路都变成了泥浆。脚踩下去，泥水从脚趾缝里溢出来，再抬起来的时候，带起一团混黄的泥。我穿着一双破草鞋，泥水灌满了鞋帮，每走一步都“噗嗤”一声响。走了半个时辰，我们到了坝上。
坝是三十年前修的。用泥土和石头一层一层夯筑，高三丈，长八十丈，横亘在两条河汊之间，把上游的水拦住，引到水渠里去浇下游的稻田。坝的北面是湖——一片灰白色的水面，雨点落在上面，密密麻麻像千万根细针在扎。坝的南面是田，水已经从渠里溢出来了，淹了十几亩稻，稻穗泡在水里，已经开始发黄。
坝上的泥已经软了。
我踩上去的时候，脚陷到脚踝。用力拔出来，鞋留在泥里。我弯腰去拔鞋，手按在坝面上——那泥像是活的，在慢慢往下滑。坝顶每隔十步站着一个人，有的在装土袋，有的在踩实新填的土，有的只是站着，看着水。
杨老大走到坝中央，蹲下来，用手掌按了按泥面。他按得很慢，像一个大夫在摸病人的脉搏。他按完之后站起来，没说话，看了坝北面的湖一眼。那一眼很重。
一个老人从坝的东头走过来，手里拄着一根木杖，杖头包着块磨圆的石头。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用脚探路。他走到杨老大身边，说：“怎么样了？”
杨老大说：“老刘叔，您别上来了。坝上湿滑。”
老刘叔没理他。他走到坝边，用木杖戳了戳坝面。木杖戳进去一尺深，拔出来的时候，上面沾满了湿泥。他把木杖举到眼前，看了看，又看了看坝面，然后说了一句：
“它撑不过这个雨季。”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我听到了。周围的人都听到了。没有人接话。雨还在下。
我后来才知道，老刘叔是这坝的修筑者。他二十岁那年跟着第一批人修这座坝，当抬土的民夫。他一筐土一筐土地抬，一杵一杵地夯，修了三年，坝成了。那年他二十三岁，手上全是血泡磨成的老茧，肩膀被扁担压出了两道沟。又过了三十年，坝还在，他还在。坝是他修的，他看着坝一天天变老，就像看着自己一天天变老。
那天夜里，我睡在坝下的草棚里。
草棚里挤了二十几个人，都是被征来修坝的，有年轻人，也有几个像我一样半大不小的孩子。棚外雨声很大，棚内泥地湿漉漉的，篝火在棚口燃着，烟被雨压得走不出去，呛得人睁不开眼。
一个叫石根的哑巴匠人坐在火边，手里拿着一块石头，用一把骨刀在刻东西。他刻得很慢，每一刀下去都要想很久。我凑过去看，他刻的是一只鸟——不是水鸟，是山上的鹰。鹰展着翅膀，头微微侧着，像是在看什么。石根抬头看了看我，用手指了指鹰的眼睛，又指了指自己的眼睛。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石根不会说话。但他会听。他听水声比任何人都准。有人说过，石根可以“听出水要走的路”。他趴在地上，把耳朵贴在地上听一会儿，就能说出地下水的流向。大家都说他有本事，但也有人怕他——因为他太安静了，安静得不像个活人。
那天夜里，我被水声惊醒。
棚外的雨似乎比白天更大了，篝火被雨打得快要熄灭，守火的年轻人正在往火堆上加树枝。我听到一个声音——不是雨声，是另一种声音，闷闷的，从地下传来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泥土深处翻身。
我走出去，站在坝下。
雨点打在脸上很疼。坝——那座三丈高的坝，在夜色里像一道巨大的黑影。我看不见坝顶有什么变化，但我听到了那个声音。闷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泥土深处断掉了。
我站了很久，雨一直在下。那个声音没有再出现。我回到草棚里，躺下。身边的汉子翻了个身，嘴里嘟囔了一句梦话，又睡过去了。我闭着眼，但没睡着。我在等天亮。
天亮的时候，我看到坝顶东端多了一道裂缝。
那道裂缝从坝顶一直延伸到坝腰，像一道干裂的河床，弯弯曲曲地爬在坝面上。裂缝最宽处能插进半条手臂。杨老大站在裂缝旁，脸色铁青。老刘叔也来了，他蹲在裂缝边，用手伸进去摸了摸，然后把手抽出来，手指上全是泥水。
“水从里面渗出来了，”他说，“坝芯已经湿了。”
杨老大说：“能堵吗？”
老刘叔沉默了一会儿，说：“能。但要快。三天之内，如果雨不停，它就全塌了。”
那天全村的人都上了坝。男人背土袋，女人编草袋，老人把石料从河滩运上来。我被安排去装土——用木锹把泥铲进草袋里，装满一袋，扎紧口，然后扛到坝顶去。一袋土大概有四十斤，我一次扛一袋，从坝底走到坝顶，要走一百多步。我扛了十七袋之后，腿开始发抖。扛到第三十袋的时候，我摔了一跤，膝盖磕在石头上，磕破了皮。血混着泥水，顺着腿往下流。我没停下来，爬起来继续扛。我知道，如果坝塌了，整个鸭子墩就没了。
那天晚上，雨没有停。
我在坝顶睡着了，靠在一个草袋上。睡梦中，我听到有人在唱歌——很低很慢的调子，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我睁开眼，四周全是夜色，雨水打在脸上，坝顶的篝火已经灭了。歌声还在。我顺着声音看去，是老刘叔。他坐在坝顶东头，背靠着一个没来得及填进去的土袋，闭着眼，嘴唇在动。他唱的是良渚的调子，我听过，小时候母亲唱过。唱的是祖先从北方来，沿着水路一直走到这里，找到了这片水泽，在岸边住了下来。调子很简单，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但他唱得很慢，每一句之间都隔着雨声。
他唱完最后一句，睁开眼，看见我，说：“你怎么还没睡？”
我说：“您唱的是什么？”
他说：“祖上传下来的。以前人们筑坝之前都会唱，唱完了，坝就稳了。”
他顿了顿，又说：“坝要是倒了，唱什么都没用。”
那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后半夜，我睡得很沉。第二天醒来的时候，雨还在下。坝上的裂缝，已经宽了不止一倍。老刘叔不在坝顶。杨老大说，他天没亮就下坝去村里取绳了，取完就回来。
他再也没回来。
绳子是取回来的。但人没回来。回来的只有一根绳子，被水冲到了坝下，绕在一棵被淹了半截的柳树上。有人去捞绳子的时候，看到那棵柳树旁边飘着一顶草帽——老刘叔的草帽，补了三个窟窿。绳子还在，帽檐已经烂了。
杨老大把绳子接过来，没说话。他把绳子系在腰上，继续干活。
那天傍晚，雨小了一些。我站在坝顶西侧的高地上，看到下游的稻田已经被淹了大半，稻穗泡在水里，黄得更厉害了。远处有几个人在搬东西——把家里的粮食、陶器、骨器运到高处的土台上去。孩子们在泥水里跑，大人在喊。水还在涨。
夜里，月亮从云缝里露出来一次，很短，只有一眨眼的功夫。月光落在水面上，湖面像一面碎了的镜子，白花花的一片。然后云又合上了。雨又下起来。月亮像是从没出来过。
第三天。雨还在下。
坝已经撑不住了。整个坝身都在渗水，坝脚的部分已经被水泡软，泥块一块一块地往下掉。坝上的人还在干活，但速度已经慢下来了。谁都看得出来——它要垮了。只是没有人说出来。
中午的时候，杨老大站在坝顶中央，对着所有人喊了一句话：
“撤！”
没有一个人动。所有人都看着他。
他又喊了一遍：“撤！”
坝是在那天下午塌的。
不是轰然一声，不是惊天动地。它倒得很安静。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泥土深处终于松开了手，然后那座三丈高的墙就慢慢地、慢慢地坐了下去。先是坝身中间塌了一块，然后两侧跟着塌，像一个老人慢慢坐倒在地上。水从豁口涌出来，带着黄褐色的泥浆，铺天盖地地向下游冲去。我站在高地上，看着那股水把杨老大刚堆好的土袋卷走，把草棚冲倒，把坝下的树连根拔起，然后继续往下冲——冲向下游的村子，冲向下游的稻田，冲向我们住了十四年的家。
水声很大。大到我听不见任何别的声音。
那天晚上，我坐在高地上，没有睡。下游的村庄——只剩下一些黑色的屋顶露出水面，像一块块沉在水底的石头。水面上漂着木头、草席、折断的竹竿、一只死去的猪。远处有人在哭，声音被雨打散了，听不真切，像风穿过芦苇时发出的呜呜声。天快亮的时候，雨停了。云散了。东边的天空露出一线光。
我站起来，往下游走。水还没退，最深的地方齐腰。我一步一步地走，脚踩在水底的泥里，每一步都要用力拔出来。经过我家那三间茅屋的时候，我只看到了一面墙——剩下的全部塌在水里了。屋顶的草已经漂到了远处的河汊口。母亲站在土台上，怀里抱着一只陶罐。她看到我，朝我招了招手。我走过去，她递给我那只陶罐——里面是半罐粟米。
“煮了吃。”她说。
我接过陶罐，里面还带着她的体温。她没哭。我也没有。
水里漂来很多东西。一根断梁，半扇门板，一块女人的织布机残片。还有一个孩子——一个约莫五六岁的男孩，趴在一块木板上，抓着板沿，脸埋在胳膊里，身体在发抖。木板漂得很慢，像是被水推着在找靠岸的地方。我站在水里，水没过我的腰，我伸手去够那块木板。够不着。我往前走了两步，水到了胸口。我的手碰到了木板的边缘。那孩子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他脸上全是泪水和泥水，混在一起分不清是水是泪。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很细，像蚊子哼哼：“我爹呢？”
我不知道他爹在哪。我把他拉到岸上，他趴在地上，还在发抖。我看了他很久，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有个老妇从下游走上来，把他领走了。他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谢谢。
——那是良渚纪元五百零三年，或者五百零四年。我没有记，也没有人记。那一年，雨水把半个太湖流域冲了一遍。那一年，我十四岁。那一年，老刘叔死了。那一年，我的家没了。
几年以后，有人提起那座坝的时候，还会说一句：“那坝是刘家的。”但也只是偶尔提起。过了几年，连“刘家的”也没有人说了。坝的遗址长满了芦苇和野草，像一个从没有被人修过的土丘。只有到了雨季，水涨起来的时候，那片芦苇比其他地方的更深一些——那是坝的残骸还在底下撑着。
——但那都是后来才知道的事了。
